【長城走筆】
作者：毛煒豪（陸軍指揮學院講師）
1941年6月22日，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向蘇聯發起“閃電戰”。經過短短18天的激戰，德軍向蘇聯境內推進了300～600公里，蘇軍蒙受巨大損失，喪失了戰略主動權和制空權。蘇軍初期失利，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在“蘇德戰爭何時爆發”這一問題上嚴重誤判。在斯大林看來，蘇德戰爭不可避免，但戰爭不可能在1941年發生。為什麼斯大林會出現誤判？因為他認為德國不可能在攻克英國前入侵蘇聯，因為這就意味著兩線作戰。而這一認識主要源自一戰中德國陷入兩線作戰招致失敗的戰爭經驗。於是，當一系列德國準備攻打蘇聯的證據放在面前，他頑固地拒絕相信。
類似的，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贖罪日”戰爭初期，以色列忽略了許多戰爭徵兆和情報預警，導致在埃敘聯軍的突襲中節節失利，損失慘重。其原因在於以色列情報部門發展了一套名為“概念”的理論，該理論認為1975年前埃及和敘利亞都不會進攻以色列，因為他們要到1975年才有足夠的戰鬥機和飛行員。而這一認識源於一個重要的戰爭經驗：以色列在1967年的戰爭中取得決戰勝利，其空中優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他們沒有想到，這一次，埃及人依靠新型地對空導彈與以色列空軍對抗，不需要更多的飛機。
這些決策失誤事件揭露出一個人類大腦固有且普遍存在的認知缺陷——“確定性偏差”。所謂“確定性偏差”，是指人類在決策時“先確定答案，再為答案尋找理由”的心理學現象。如《列子》中的“丟斧子故事”：一個人遺失了一把斧子，他懷疑是鄰居偷的，便暗中觀察對方舉動，結果他越看越覺得對方像小偷；後來他在家中找到了遺失的斧子，再看鄰居時，怎麼看也不像是小偷了。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於人身上。這就導致很多時候我們認為的所謂“客觀理性思考”，不過是為腦中的主觀偏見尋求一個合理化的解釋。
為什麼人類大腦會存在“確定性偏差”？有兩個原因：其一，直覺造成的“認知偏差”。直覺與理性，共同構成人類的思維繫統。人類思考時首先啟動直覺，只有當直覺無法解決問題時，才會啟動理性。直覺的基礎是經驗。如以色列軍方依據過去戰爭經驗，發展出“概念”理論，其情報界的“整體直覺”都建立在這一理論之上。這就導致任何與“概念”相左的觀點在直覺環節就被排除了，根本無法進入理性思考環節。即使少數情報分析師發現了真相，也無法改變高層的認知。這充分說明，在直覺錯誤的情況下，主觀認知偏見對決策的影響有多麼根深蒂固。其二，維持認知偏差的“確定效應”。所謂確定效應，是指大腦偏愛確定性、厭惡不確定性。從大腦的執行機制來看，“確定效應”有著重要的生理學基礎。人類大腦有個基本需要：平息內部矛盾。大腦劃分成不同的功能區，不同的功能區之間經常出現意見摩擦。大腦的預設狀態就是猶豫不決、存有爭議。當大腦內部各個腦區爭吵不休時，對確定性的渴望會強制各個腦區達成一致意見。因此，無論事實如何，我們需要的只是讓大腦內部達成一致意見。
這種人類固有的認知特點對決策影響非常大，而這種影響有時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尤其是戰爭決策——作出一個錯誤的決策，將以成千上萬士兵的生命為代價。因此，作為指揮員，一定要了解大腦中“確定性偏差”的存在，並清楚知道如何規避或克服它。因為一旦形成認知偏見，我們就像戴了一副有色眼鏡，自動過濾掉那些不符合預定假設的“其他顏色”的證據。認知心理學家指出，克服“確定性偏差”的唯一方法是“鼓勵內部存在一些不和諧的聲音”。這種方式可以增加看待問題的視角，為決策者提供多樣化的觀點。例如，“贖罪日”戰爭之後，以色列認識到他們的問題並不是資訊收集，而是情報分析。為了杜絕此類情報失誤的再次發生，以色列徹底改革了其情報機構，增設了一個全新的情報分析部門——研究和政治規劃中心。新部門地位與摩薩德平等，其任務不是蒐集更多的情報，而是完全獨立於其他機構對現有資訊進行評估，提供獨立意見。
除了吸取多樣性觀點，決策者還需要對抗直覺偏差。對於指揮員來說，當某種直覺非常強烈，但又不確定其是否正確時，可以嘗試藉助一些專業的分析工具來驗證它。例如，美國情報界的理查茲·休爾曾提出一種“競爭性假設分析法”。其核心思想用一句話來描述，就是“證偽觀點而非證實觀點”，即透過一些關鍵情報來證偽錯誤的直覺，從而消除認知偏見。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9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