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王莽篡漢以後改國號為“新”甚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進行改革，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隨著他的改革將自己竄來的江山給親手毀掉。
豪族與貴族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貴族區別於豪族，貴族往往是封侯的大家族，而豪多為地方勢力，貴族與豪紳紛紛揭竿而起，流民百萬，災荒嚴重，而那改革究竟觸動了那些霍亂的根源，或者說如何引起這一場紛爭。
豪紳家族的崛起，反咬一口的報復
一切追隨在漢武帝的《告緡令》，這一法令目的是收集財富，讓民間進行互相檢舉來收集財富，這就慢慢帶來了隱患。重農抑商帶來的雙重壓制，對於這些商人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商人再次政策下就需要活路，能夠把可動財產變更為不動財產的只有土地買賣，將財富買為土地，這時候檢舉不出金錢就能不用交重稅。
而再次帶來的就是無數的土地兼併，在另一方面負責收稅的官員則與商人勾結出現了壟斷的財富，而這時候豪紳就慢慢形成。土地兼併帶來的就是土地減少，那麼土地少了農民就沒了地可種就開始尋找新的土地，這種農民稱為流民。流民百萬，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那麼又該如何解決？
按照人口的處置，要麼給地，要麼自生自滅，而要麼找到歸宿。在後者歸宿上誰有地跟誰，顯而易見是地主。於是越來越多的流民奔向豪紳，豪紳不僅人數多而且土地多形成了私人武裝，以家族的形式開始繁衍。
而就因為這樣的豪紳在地方稱霸，王莽上臺後第一刀切上了豪紳，這意味著階級對立。一般豪紳的起家是土地兼併，而王莽推行周代的井田制開始抑制土地兼併，井田按照分化階級開始分配，想法是好的但是實施起來確實十分苦難。吞進去的土地容易，吐出來就不容易了，這是個根源性打擊，引起豪紳勢力的不滿，這種不滿永續性積蓄起來，等待合適的時機爆發。
經濟性的改革將完全改變了社會結構
王莽對其改革更是託古改制，按照《周禮》《樂語》中的五均六爵，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政府強制管理市場，將物價隨著季節進行定價。在本意是好的，進行不同的市場調節，但是上行下放的時候卻變了味，政府與豪紳把這個作為斂財的工具，隨意定價，哄抬物價，因為關於物品到底多少的價值完全沒有人去做市場調研，只是憑藉主觀來算。
在儒家中，士農工商下農一直大於商，所以重農抑商的政策從來沒有停止，這種抑商政策實則就是加重商稅使之從農。
在這上面很明顯的則是貸款，這種貸款面對的是非生產性消費，利息為百分之十，但也在地方上施行起來十分的腐敗，官員強制性貸款來收費使之給人們帶來沉重的賦稅，導致人心渙散。
再者就是貨幣上的改革，貨幣作為經濟流通的物件，竟然能夠多次改革，大面額的錯刀出場給市場帶來轟動，因為是大面額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不乏造假人員。這種大面額的貨幣造起假來跟真的分別不出，甚至引起造假熱，這種假的貨幣進入市場引發了金融系統的崩潰，在民間的時候貨幣繁多無法定義，而民間自發統一用了五銖錢才慢慢制止了改幣的時代。
天時地利人和下的豪紳家族登上起義的舞臺
公元11年蝗災、盜賊四起，公元13年西域都護使被殺，16年又是地震和大雪大漢王朝面臨著內憂外患。此時黃河水氾濫，蝗蟲肆虐這些加劇了流民的增生，這些人便紛紛起義，這些都是小型起義，登不上臺面。都是一些羌人武裝，在王莽的軍隊下用了一年便消滅了，而面對真正的是山東赤眉軍和綠林軍，起義規模之大，範圍之廣讓王莽恐懼。
這兩股起義軍則是豪紳的背景，擁有著強大的財力和武力，佔據山頭與王莽作對，而在赤眉軍上面缺乏了遠大的戰略目光和管制，僅僅是江湖豪氣而綠林軍在與王莽對抗中掌握了歷史的命脈，推翻王莽統治重新建立大漢。
而他們的領袖就是劉秀；加之姓漢，在另一方面人們還是遵循正統將劉秀所帶領的軍隊成為了光復漢室的起義軍，人人擁戴，這種伐新的起義運動賦予了另一種含義上的正義性。在群雄起義的年代總需要有一個領袖和綱要來負責施行，由於王莽的政策太過於剛硬甚至是太過於理想化導致民不聊生和豪紳仇恨在這一刻都爆發了，而那王莽新政下的各個措施也就不斷受到衝擊，矛頭指向后王莽可謂是大勢已去，僅僅幾年的新朝就覆滅。
評價
王莽是個人物，但不是個皇帝的人物。治國和篡國是完全不一樣的方面，能夠篡國不意味著能夠治理國家。作為權臣能夠將大漢的天下篡奪而來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頂級的謀略在朝廷中施展得淋漓盡致而得到這劉家天下，但實在不適合做皇帝，這種朝廷中的奪權謀略用在政治上反而是適得其反。
更像是一個儒家的傀儡，在無所適從的表現下，接受儒家的薰陶和灌輸，他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改革是在一切安定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透過這種混亂的局面迅速地亂改，不僅結果不如意還會引起制度上的破壞。
他始終刻意地符合周朝制度，這是屬於一種想要施展抱負卻奈何沒有任何想法，反而想憑一己之力在現在的漢室裡更改他的理想世界，所以用了前人的治國方略。這種方略很大程度都是儒學的實踐，事實已經出來，這種晦澀尷尬的硬搬將漢朝的體制撐破，所以在這裡來說他完完全全的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