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婚姻家庭研究】，已獲得轉載授權。
一、開啟家庭關係裡的“黑匣子”
“金錢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在《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一書裡寫道。但金錢是如何形塑家庭生活和親密關係裡的價值、權力、性別關係和不平等的呢？
過去幾十年裡，關於金錢、性別和權力間關係的探討一直是家庭社會學（sociology of families）、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和新家庭經濟學（new home economics）的核心議題。雖然在過去二十年裡，女性勞動參與率增長的速度大面積放緩、並在區域性地區出現逆轉，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有長足的增長。勞動參與不僅為女性的經濟獨立創造了條件，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家庭關係的基石和伴侶間的性別權力關係。
在“性別革命”的大背景下，社會學和經濟學學者們對於伴侶在公共領域和家庭私有領域裡的性別分工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流研究主要聚焦於三個問題：（1）“誰掙錢？”——伴侶在公共領域裡如何安排和協調彼此的有償勞動參與；（2）“誰做家務？”——伴侶在私有領域如何決策無償家務、照護分工；（3）在公、私領域的介面，“誰掙錢”和“誰做家務”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的？
在回答以上問題時，大量的研究已經分析了伴侶各自的個人收入和彼此的相對收入是如何影響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的。同時，另一部分研究則分析了家務和照護裡的性別分工是如何塑造勞工市場裡的性別不平等的（如“母職懲罰”“父職紅利”等）。
圖1.
“家裡誰管錢？”——家庭關係裡的“黑匣子”
在大部分現有研究裡，金錢雖然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連結公、私領域的重要橋樑，但我們對金錢從公共領域是
如何
流動到私有領域、其在私有領域的流向又是
如何
等問題卻知之甚少（見
圖1
）。因此，Bennett（2017）在其綜述裡把“家裡誰管錢 ”這個問題描述為家庭和親密關係裡的“黑匣子”。探究這個“黑匣子”的內部構造和其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對理解家庭關係的本質和剖析金錢、性別和權力之間的關係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家裡誰管錢”為什麼重要？
“家裡誰管錢”對理解家庭、親密關係的構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伴侶共同執掌“財務大權”折射出的是“協作”和“平等”的家庭關係模式。伴侶分開管錢反映了家庭、親密關係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而伴侶中一方對“財務大權”的壟斷對雙方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雖然對財務的掌控會賦予財務掌控者相應的權力，但管錢本身（包括日常理財、消費和收支等）卻是一項費時的家務。因此，一手管理家庭財務可能並不是獲取權力的最優途徑——研究發現，伴侶（尤其是男性）常常透過自己執掌財務決策權，但把日常財務管理權“下放”給其配偶的方式，來壟斷權力並遠離瑣碎的家務。
“家裡誰管錢”不僅直接影響伴侶各自的日常消費，其同時也對伴侶的相處模式、健康福祉、婚姻和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Kulic、Minello 和Zella在2020的研究裡發現，伴侶間的財務管理模式是權衡伴侶間權力關係的重要機制；因此，“家裡誰管錢”對伴侶的情感和生活滿意度有著顯著影響。Bennett（2017）在其綜述裡指出，“家裡誰管錢”直接左右伴侶雙方是否有平等的權力和途徑來使用家庭收入。因此，財務權力的不平等很可能導致伴侶雙方在家庭內部的生活、消費、健康和生活水平不平等。此外，Lersch（2017）和Pepin（2019）等學者指出，“家裡誰管錢”折射出伴侶雙方對性別平等、公正等核心社會概念理解的差異。
“財務大權”的分配對家庭關係裡其他領域（如家務分工）的不平等也有深遠的影響。我在2019年發表在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研究裡發現，“家裡誰管錢”是決定伴侶是否能利用其勞動收入來減少家務參與的重要因素。我的研究結果揭示了“財政大權”在調節伴侶收入和家務參與之間關係時的性別“雙標”。女性伴侶只有在掌控自己或家庭的收入時，其收入與家務時間之間才會有負相關的關係。而男性無論是自己掌控家庭財務，還是把財務大權交給其配偶，都能利用自己的收入來減少家務參與。
家庭和性別社會學研究面臨著一個“謎題”——性別革命在公共領域的長足進步並沒有在家庭私有領域中帶來同等的性別平等，因此家庭私有領域的性別平等程序明顯“滯後”（England， 2010）。為什麼女性的勞動參與和收入並沒有帶來家務和照護分工裡的性別平等呢？除了目前對性別價值觀念、社會政策和社會性別結構的探討之外，“家裡誰管錢”也未嘗不是理解性別平等在公、私領域之間鴻溝的重要視角。
三、家庭財務管理模式
整體而言，目前學界對“家裡誰管錢”的關注和研究還相對較少。但在英國，對家庭財務管理的社會學研究可以溯源至20世紀70年代。對此領域做出貢獻的主要學者有 Jan Pahl（1983，2005），Carole Burgoyne（2004）和Carolyn Vogler（2005）等。其中 Pahl（1983）提出的家庭財務管理的五種最主要模式影響尤為深遠，沿用至今：
·
共同管理模式（pooling/joint management system）
：伴侶合併雙方的收入和財產，且雙方都對共有收入和財產有相對平等的使用和決策權。
·
家務津貼模式（housekeeping allowance system）
：伴侶中的一方執掌家庭財務，並給另一方一些“家務津貼”用作日常家庭開銷。由於家務津貼通常有固定的用途，因此接受津貼的一方的財務自由和權力都非常受限。除此之外，因為津貼的使用常常和購物等家務直接相關，接受津貼的伴侶通常也會因此承擔更多的家務。
·
統籌模式（whole-wage system）
：和家務津貼模式類似，伴侶中的一方執掌家裡的財務大權，管理雙方的收入和財產。而與家務津貼模式不同的是，不執掌財務大權的伴侶通常會收到一份屬於自己的“零花錢”。雖然在“統籌模式”裡，權力的天平仍是傾向於執掌財務的伴侶，但“個人零花錢” （personal spending money）的使用與“家務津貼” （housekeeping allowance）比起來更自由一些。因此，對沒有財務大權的伴侶而言，他們在“統籌模式”比在“家務津貼”模式裡擁有更多的財務自由和更大的權力。
·
半獨立模式（partial pooling/independent system）
：伴侶雙方合併彼此的一部分的收入和財產，並在此之外各自保留一部分自己的收入和財產。
·
完全獨立模式（independent system）
：伴侶雙方的收入和財務完全獨立。
四、“家裡誰管錢？”裡的權力分配原則
上述的幾種家庭財務模式涉及到家庭社會學裡的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如何透過財務大權的分配來理解伴侶間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其次，我們如何透過財務管理模式，尤其是伴侶間的經濟物質整合，來理解家庭單元和親密關係的構成？
關於家庭財務權力分配背後的邏輯，現有研究提出了三條主要理論原則：
1。 根據
屬性（attribution）原則
，家庭和親密關係裡的權力分配常常受到性別等社會身份屬性的左右。尤其是受到父權傳統的影響，男性常常自動獲得壟斷家庭財務的權力。因此，屬性原則指出，“家裡誰管錢”是由家庭外部的社會和文化結構所決定的。
2。
公平（equity）原則
關注於伴侶之間的權力關係構建。公平原則強調投入和收穫成正比的關係——即伴侶雙方誰掙錢更多，誰就有更大的財務話語權。
3。 根據
平等（equality）原則
，伴侶雙方在家庭和親密關係裡是彼此無條件平等的個體。因此，無論雙方各自的社會身份屬性是什麼，或者雙方的收入孰高孰低，家裡的財務權力都應該平等分配。
此前的研究發現，伴侶對以上原則的使用因社會、文化和歷史環境而異。在家庭和親密關係的博弈裡，伴侶雙方會整合環境和個體資源，選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原則來“爭奪”財務大權。
然而，伴侶雙方在家庭財務的“權力遊戲”裡並不一定是競爭關係。在相當比例的家庭裡，配偶雙方會透過共同管理家庭財務來共享權力。也有一些伴侶選擇“（半）獨立模式”，各自為營。那麼，哪些因素和原則又決定了伴侶是共同執掌收入和財產還是各自為營呢？
4。
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
）原則
指出，在伴侶中任何一方沒有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時，雙方之間則需要透過物質交換來維持日常生計。因此，各自為營的“（半）獨立模式”只有在伴侶雙方都有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時才可行。
5。 根據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原則
（Treas， 1993），在伴侶各自分開理財的家庭裡，伴侶在日常消費等方面需要更頻繁地在彼此之間進行物質交換。這樣的交換通常需要伴侶雙方都擔負不少的經濟和時間成本。雖然貨幣和財務管理的電子化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獨立模式”的交易成本仍高過“共同管理模式”。此外，低收入家庭也常常需要透過“共同管理模式”來整合伴侶各自的資源，以最佳化日常消費、節省開支。
6。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在物質條件之外，伴侶是否共享財務與家庭、親密關係的意識形態構成也息息相關。在集體式的家庭裡，伴侶們會更傾向於共同承擔財務管理。而個體意識較強的伴侶則更傾向於選擇各自為營的財務管理模式。
綜上所述，“家裡誰管錢”是由（至少）兩個維度交叉決定的：（1）伴侶選取什麼原則來平衡彼此的權力；（2）伴侶是選擇合作還是個體化的模式來對待並管理其日常財務。
五、"家裡誰管錢？":
親密關係和性別權力的變遷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Beck和Beck-Gernsheim（2002）在
Individualization
一書裡指出，現代社會結構和關係正逐漸從集體模式走向個體模式。在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裡，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1992）提出，在晚期現代（late modern）階段，家庭和親密關係的物質基礎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伴侶雙方平等、透明的權力關係。美國社會學家Cherlin（2010）總結了美國婚姻家庭關係的歷史變遷。他指出，家庭和婚姻關係的基石在過去幾十年從Morton（1978）提出的伴侶間的功能性勞動交換和物質依存，逐漸過渡到了彼此的（情感）陪伴（companionship），進而走向了在親密關係裡追求個人成長（self-growth）。在“性別革命”的背景下，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長足增長也為上述家庭和親密關係的變遷創造了物質基礎：女性的經濟獨立意味著伴侶進行物質交換和勞動分工不再必需，伴侶雙方自給自足的收入也為財務獨立創造了條件。
家庭和親密關係的歷史變遷是否也意味著“家裡誰管錢”的模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呢？這些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在即將發表於
Gender and Society
的研究裡，我透過交叉性視角（intersectionality）分析了英國伴侶收入管理模式的世代變遷。我發現，隨著世代的推移，女性在家庭財務管理方面逐代獲得了更大的賦能，但是賦能的世代變遷軌跡卻是因個人和家庭收入而異的。
在高收入女性群體和家庭裡， “（半）獨立”收入管理模式逐代增加，體現了女性透過財務自主在“財務大權”方面的獲得賦能。與此同時，在伴侶雙方旗鼓相當的“雙高”收入家庭裡，伴侶“共同管理”的理財模式逐代減少。因此，我的研究結果表明，自給自足的收入和伴侶雙方收入平等這兩方面都是家庭和親密關係逐漸“個體化”的重要條件。隨著“個體意識”在家庭關係裡逐漸興起，高收入伴侶和家庭也更能承擔“獨立模式”裡伴侶間頻繁財務交換所需的“交易成本”（Treas， 1993）。
在女性個人和相對收入較低的家庭裡，女性伴侶“財務賦能”世代變遷的軌跡更為微妙。我發現，收入較低的女性在缺乏物質基礎的情況下，很少執掌家裡的“財務大權”。家庭財務管理模式在低收入女性群體裡的變化體現在“女性家務津貼”模式的逐代減少（即低收入女性作為“家務津貼”接受者的比例逐代降低），以及“男性統籌模式”的逐代增加（即低收入女性收到配偶給予的“個人零花錢”的比例逐代增加）。從有固定用途的“家務津貼”到可以自由支配的“個人零花錢”，低收入女性受到的財務限制逐代放寬。與此同時，對低收入女性的配偶而言，他們如何執掌“財務大權”的模式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隨著男性逐代更多地參與日常開銷管理，男性掌握財務大權並把管理日常開銷等瑣碎任務交給女性伴侶管理的“遠端指揮”（backseat management）模式正在逐代減少。
Giddens、Beck、Beck-Gernsheim和Cherlin等學者提出的家庭和親密關係“個體化”“平等化”和“個人成長”等概念常常和晚期現代（late modern）階段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聯絡在一起：即對物質交換等家庭功能依賴的減少推動了“個體”和“平等”等意識的興起。但此前的實證研究和理論發展對“物質”和“（後）物質主義”的考量大多侷限在收入和消費等維度，“家裡誰管錢”這個重要環節卻很少被正視。
透過“家裡誰管錢”這一視角，我的研究結果表明，家庭和親密關係裡的個體意識、平等和自主等觀念的發展（尤其是在財務權力的分配裡）是與伴侶雙方的物質條件切切相關的。財務權力的分配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女性群體和家庭裡的“雙城記”也揭示了物質條件是如何形塑家庭財務裡分叉的性別革命的。因此，“家裡誰管錢”是研究和理解家庭關係歷史變遷的重要視角之一。
六、結語
“家裡誰管錢”是性別（不）平等在公、私領域之間的重要樞紐。“家裡誰管錢”也是中國家庭生活裡常常被提及的話題。雖然國際社會學對“家裡誰管錢”的研究已經有愈半個世紀的歷史，但這一議題在中國社會學裡還有待系統性地探索和研究。
對“家裡誰管錢”的研究需要系統性的資料蒐集。在大型國際定量研究裡，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調研包含了“家裡誰管錢”的相關問題和變數——如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和United Kingdom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urvey等。在中國定量研究領域，主流的全國性社會調查目前還沒有把“家裡誰管錢”這個問題納入調查範圍。開展相關資料的採集對理解中國家庭和親密關係的變遷將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意義。與此同時，貨幣和家庭理財的電子化也為相關資料採集提供了新的方法、途徑和可能性。此外，我們也需要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來探究目前基於西方研究提出“家裡誰管錢”的模式和背後的邏輯在中國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裡是否適用，併為我們在透過金錢脈絡來衡量社會價值和家庭關係的變遷時所需的理論創新指明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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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胡揚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蘭卡斯特資料研究院社會資料部執行主任。作為蓋茨學者於英國劍橋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家庭與工作，親密關係，性別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遷移。現任Sociolog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和Sociology Compass等國際期刊編委。著有專著Chinese-British Intermarriage—Disentangling Gender and Ethnicity，獲2017英國社會學會Phillip Abrams Memorial Prize提名獎。在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和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等國際期刊發表論文30篇。
組稿人：計迎春（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
審 核：羅 豔（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家庭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
編 輯：楊君穎（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
圖 片：封面背景圖片版權屬於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其他圖片來源於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