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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中需要警惕的侷限

前面幾篇筆記我們從底層開始逐漸耙梳溝通的邏輯。學習這些日常應用的東西我的主張是解構重塑,將已知事物陌生化。然後按照目前為止比較科學的路徑去逐層推進。

就溝通而言,明確誰求誰、溝通的性質是什麼、明確自己的溝通風格。這是基礎的東西,然後在溝通中錨定利益點,不被立場衝昏頭腦。多聽少說,並適度提問收集足夠多的資訊輔助判斷。

解構的一大收穫是:要在棋盤之外尋找利益公共點,並且要有planB,任何時候要有備選方案。上上策是讓對方接受你,喜歡你,然後很多事情在前面的基礎上就水到渠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推進溝通這一版塊,進入到辯論環節。熊浩老師將辯論拆分為價值辯論和政策辯論。我們先從價值辯論開始。

首先明確一點,辯論的目的不是說服對方,真正的目標是說服第三方,也就是“裁判”,那麼什麼型別的事情是價值辯論呢?舉例說明:

l 知道的越多越是世界的寵兒/知道的越多越是世界的孤兒。

l 大學生在校期間做兼職弊大於利/利大於弊

l 超級英雄的出現對世界是好事/壞事

l 事業/家庭比較重要。

我們把價值辯論稱為“偏好之爭”-沒有一方有絕對真理,或者說更廣義的共識。雙方都在介紹、宣導、推廣、營銷他們的偏好,以獲得你的支援。餘秋雨先生曾經說過:辯論雙方其實都心知肚明自己的觀點是片面的,所以辯論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片面掩飾好,於此同時不斷揭露對方的片面。

所以絕大多數辯題,都是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比如“事業/家庭更重要”,如果你只把目光侷限於“事業、家庭、更重要”這幾個字眼上,你思維可以發揮的空間就會很小,你的發揮空間就被這幾個關鍵詞鎖死了。

所以我們要引入

“延長線思維”

就是指我們要跳出這個有限字眼,有限線段的限制,從而讓討論能被拓寬和延展。

照樣距離說明:脫不花和張泉靈各自的回答比較精彩。

脫不花老師說,什麼人會問“事業和家庭,何者更重要?”這樣的問題?空想事情的人。你想想,真正做事的人,家庭和事業的重要性,能兩全最好,若不能兩全,一定是在具體情境中作出具體的選擇啊,一定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啊。例如,公司在開會,家人打電話過來,說孩子生病,需要趕緊去醫院,你怎麼辦?你一定是和同事們道歉,然後趕緊回家;反過來,家庭正在聚會,公司裡有急事需要你趕緊回公司開會決策,你怎麼辦?一定是和家人們說明,然後趕緊去公司處置。生活是具體的,所以,真正做事的人,都是面對具體的情景,作出具體的選擇。只有沒事可做,天天想事的人,才會在抽象的世界裡漂浮,在概念的空間裡盲目,才會被這樣的抽象問題圍困。想事的人,作抽象的玄思,做事的人,作具體的選擇。所以,如果你問:家庭和事業何者更重要,小心了,你可能是一個想事的人,而不是做事的人。

我們再看張泉靈。張泉靈老師說,事業和家庭,何者更重要?什麼人,會問這樣的問題?你仔細體會,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攜帶著某種對女性的偏見。這個問題你較少去問男性吧?例如一位卓越的男性企業家,我們總相信他在外面拼搏,在商場奮鬥是應該的,他們無法平衡事業與家庭也是可接受的,所以家裡,一定有一位賢內助在犧牲自己來支援他。在我們的潛意識裡,男人志在四方,我們接受男人不顧家庭的角色定位。可女性不一樣,一個拋頭露面的商業女性,會被這個問題挑戰,“家庭和事業,你怎麼辦?”在這個看似關懷的問題後面,其實隱藏著一個偏見——就是你,作為一個女人,不僅僅應該承擔事業的責任,同時,甚至更重要的,是家庭的責任。男人可以選擇,而女人,則需要兩全。所以,如果你問,家庭和事業何者更重要,小心了,你可能是一個對女性有偏見的人。(該段來自引用)

在這裡脫不花與張泉靈將問題延伸到:什麼人會問這樣的問題呢?套用類似的邏輯,如果關於一項普惠但是有爭議的政策,比如小區為了改善治安在公共區域安裝了攝像頭,針對有爭議的人你可以問:公共區域的攝像頭是為了改善公共區域的治安,那在這裡安裝攝像頭,你在擔心和批判什麼?

又或者售樓處制定獎懲政策,有人提出異議,你可以問:這個政策是為了激勵大家的同時又保持公平,你只要好好工作就不會影響到你,你現在是在擔心什麼?

除了引入角色的延長線,我們還可以有4個延長線方向:

向前延長找前提:問:基於什麼隱含的前提,才會有這樣的認知?

向內延長找概念:問:我們討論的概念,是這個意思嗎?

向上延長找情景:問:在什麼場合說,在什麼狀況說?

向下延長找角色:問:誰在說,對誰說?有這種想法的是什麼人?

向後延長找推論:問:如果人人都按照你說的做,會有什麼後果?

最高的那座山,永遠在你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