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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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外傳》確實在很多歷史細節方面有所本，劇組是下過功夫的。
網路對其發生年代的考據多有所建立，其中發生在在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到萬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說最為我所認同。不管怎麼說，其發生在晚明萬曆年間（1573-1620）當無疑問。七俠鎮的具體位置無考，但十有八九是位於中國北方山麓地帶的一個小城鎮，很有可能位於關中地區或河南西部。《武林外傳》以同福客棧為中心，詳細地勾勒了晚明一個北方小鎮的社會與生活圖景。
一、同福客棧：日常的空間
同福客棧是故事的發生空間。晚明是人口流動加快、交通業快速發展的時期，舊有的驛站和鋪舍系統無法應付市場需求，民間客棧成為旅宿的承擔者。白展堂曾說過一句話：此店是方圓五十里以內最大的客棧。從白展堂牛車堵官道拉客來看，七俠鎮並不在關道上，但客源尚可，足見兩點：其一是七俠鎮具備一定商業貿易規模，其二是晚明人口流動程度相當劇烈。
然而同福客棧並未超出一般路邊旅舍的規模，店內的規制有著詳細地記錄。該店高兩層，二樓為客房，一樓為餐廳及其他用房。除去一張為店員使用的長條老榆木桌子外，同福客棧可以用於接待客人的飯桌總共只有七張，而除掌櫃有椅外，並未見其他高階坐具，顧客皆用條凳。懸掛在牆上的選單則顯示了該店有能力提供的飲食：油燜大蝦、酸辣豆花、砂鍋排骨、魚香茄子，全部都是食材易得的家常料理。晚明奢侈之風日行，但我們沒有見到該店可以提供當時流行的奢華菜餚，足見類似的風氣在席捲至北方鄉間時要大打折扣，而該店也不出晚明一般旅店情況。
明代家居佈置大受奢侈之風影響，即使是窮鄉僻壤七俠鎮的老舊客棧同福客棧也莫能免俗，花裡胡哨的假古董花瓶不僅在大堂內隨處可見，在每個客房和佟掌櫃的臥房裡也有分佈，這與店員們所住屋子的寒酸形成了鮮明對比。
至萬曆三十六年，店內員工的詳細情況如下，店中除掌櫃及其小姑子莫小貝外，還有僱員四人，以及長住於此的本鎮捕快一人。
掌櫃佟湘玉，女，27歲，陝西漢中人。晚明女性突破傳統，走向社會，在七俠鎮這樣文教不興的窮鄉僻壤，女性為生計開店也並非離奇。佟湘玉的出身非同小可，是漢中佟家的大小姐，漢中佟家是以經營鏢局為主的土豪之家，號稱“漢中首富”。明末豪商資產以百萬計，北方商人所不免有差距，但佟湘玉氣言“回家拿三萬兩銀子對著砸”，可見其家財有幾十萬兩銀子應無問題。但因為出嫁後守寡，父親不理解不支援，只得自己在外經營謀生。然而佟湘玉頗得理財之道，從萬曆三十七年情況來看，其擁有的資產已有數千兩（即使有包大仁的三千兩饋贈），對於一個鄉間客棧而言，很是不易。
賬房呂輕侯，25歲，本地人，生員，同福客棧所在地皮的擁有者，也是前客棧掌櫃。呂輕侯出身名門，祖上官居知府，頗有產業，然而後世科考不順，家道中落。他自己頗通經籍文法，擁有不少藏書，喜愛作詩，但是屢試不第，經濟來源客棧也經營不下去，被迫盤給了佟湘玉。明代社會對科舉狂熱，應試門檻相比唐宋又降低不少，故而民間應試者多，而大量科舉頭銜擁有者與少量官位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到晚明，特別是處於縉紳底層的生員群體，處境艱難。有餘裕的生員開始經商；或自汙與胥吏沆瀣一氣，奸弄鄉里；更有困難者投身秘密會社。呂輕侯窮困潦倒，以普通僱員身份勉強維持生計，當是明末大量下層生員悲慘處境的一個縮影。
跑堂白展堂，25歲，遼東都司人。真實身份是江洋大盜，自小即脫離戶口控制，四處遊蕩作案，可謂是徹頭徹尾的不穩定因素。後被尊為“盜聖”，為朝廷追索多年，隱匿於同福客棧。晚明的強盜惡霸分為多種：明有逸夫、喇唬、打手，暗有小偷、大盜。這樣一個不法者的身份雖為客棧其他僱員所知，卻未引起恐慌，原因是白展堂為盜時只取錢財而不沾血債，在同福客棧做工時也未重新犯案。
廚子李大嘴，27歲，籍貫不明，應是本府人。他是七俠鎮的前任捕頭，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同福客棧開張後，辭去捕頭職務，改任廚子。李大嘴長期作為自由勞動力在各處飯店工作，後迴歸故里，賴其姑父是本縣知縣，得到了一個捕頭的位置，但皂隸地位低下，與廚師互相身份轉換並非稀奇。
雜役郭芙蓉，22歲，女，福建人，應寄籍北直隸順天府。她是朝中高官的千金，私自離家闖蕩，砸爛了同福客棧，經計算，共需要賠付同福客棧48兩白銀。此事並未報官而私了，郭芙蓉為賠償債務，只得在此做工。但事實上其人身依附關係並不強，就在萬曆三十六年，掌櫃曾允其數月探親假歸家。
劇中清楚地顯示，店內夥計是作為自由身份被僱傭，並不受明代法律的僱工人對待，也不構成和僱主的等級關係。透過李大嘴被僱傭的情況，更可以看出此時即使是七俠鎮這樣偏僻的小鎮，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勞動力市場。
同福客棧的經營規模不大，盈利能力較低，其日收入不超過六錢銀子，店中僱員工資則為每月二錢。萬曆年間物價，北方一石大米約為六至七錢，一斤豬肉約為25文，一隻雞約為20文，其收入相當微薄。然而同福客棧包食宿全包，意外開支全包，店員開銷不大，佟掌櫃本人經濟基礎較為雄厚，故尚能維持生活。
另附同福客棧經營時的部分物價情況：
一雙男鞋：50文；
一罐私鹽：2錢；
一大包書：1兩；
一罈燒刀子：2兩；
一條寵物狗的賠償價格：2兩；
一罈女兒紅：7兩；
一張假董其昌畫：20兩；
雞王爭霸賽獎金：30兩；
揚州歌妓扈十娘出場費：50兩。
店內生活樸素單調，店內夥計每日忙於服務，但同福客棧打烊時間較早，堂食應不提供晚餐，客房則由跑堂、雜役兼職服務。每日最大的娛樂乃是掌櫃夥計聚在一起晚餐時的閒聊，晚上由店員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但除呂輕侯喜歡讀書吟詩外，其他均以吃零食、聊天為主。此應能反映其時一般小城鎮、鄉村地區僱傭勞動力的娛樂情況，如若所在地區沒有集會等群體娛樂，則他們的生活一般無甚色彩，店內很難滿足一般的娛樂需求。
二、七俠鎮：生活的縮影
在明代的城鎮體系中，七俠鎮的服務級別位於低端，比之大鎮相差甚遠，這很可能與其遠離官道——交通要道有重要關係。七俠鎮附近，該縣最大的商業城鎮應該是十八里鋪；而左家莊的服務等級至少不低於七俠鎮，應該是一個介於七俠鎮與十八里鋪之間的鎮；然而七俠鎮卻是本縣縣治所在。商業功能取代政治功能成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宋代以後中國城市的一大變化，到明代後期商業空前繁盛，這一現象尤為顯著，特別在南方，湧現出一批大型商業城鎮，而府縣治所所在地反倒失色。而在商業較為落後的北方，本縣也出現了類似情況，行政中心和商業中心截然分開，足見該縣工商業有其獨特之長，而十八里鋪在本府甚至本省內的商業城鎮中更非同小可。
作為縣治所在，七俠鎮擁有城牆，是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如萬曆三十六年開始，縣衙門規定泔水車不得進入城內。可以想見城池很小，只有東西南北燈市街燈幾條街道，建築以兩層木房與磚瓦房為主。
七俠鎮可以承擔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一般性商品的交易職能。本鎮有豐富的菜市場，糧米、食鹽、一般衣物、日用品等均可在本鎮購買得到。同時，本鎮還有醫館、當鋪、書店等服務等級更高的商鋪、設施。從同福客棧平日的客人觀察，本鎮商業即使不算髮達，但也有相當規模，商人人數不少，而服飾絲綢製衣服比較普遍。但同時，擁有這樣資產的商人卻多隻能至同福客棧這一普通水平的酒樓消費，也可見七俠鎮在餐飲服務業上並不發達。
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本鎮的服務水平仍然極為有限。當佟湘玉、郭芙蓉等人想要購買胭脂等消費品時，僱傭過年的雜技表演人和年貨時，則不得不赴十八里鋪，透過店員們的描述也可得知，十八里鋪遠比七俠鎮繁華。而當一對遠道而來的夫妻（韓娟夫婦）想要購買新潮的衣服時，也需要到左家莊的大集去，卻未見七俠鎮有類似規模的集市，可見其商業水平在本縣內還要屈居於幾個大市鎮之後。
對於必要的出行來說，短途以內（比如到十八里鋪），步行是主要途徑。但從店內多次試圖長途旅行的情況來看，僱車在此時的民間交通業中已經非常普遍，成為當時人們長途旅行的首要考慮方式，足見僱車業的發達。七俠鎮的僱車多以馬車為主，但此時北方同時流行牛車。而莫小貝想要去華山論劍時被建議騎驢，晚明的驢、牛是民間主要的騎乘工具，馬則很難為一般人負擔起。
明代出版業發達，出版市場廣闊，特別是面向中下層市民的通俗書籍成為市場主流。七俠鎮西街的書店不僅可以買到四書五經等傳統經籍，還能買到《胭脂寶典》、《賢內助指南》、《心靈老鴨湯》等面向普通市民乃至女性的，生活性、導向性明顯的通俗讀物，顯示出通俗書籍在晚明書籍市場上的強勢。白展堂創作、署名展紅綾的《緝盜指南》，海內有志捕快者人手一本，可見實用導向性書籍的火熱。而書籍市場不僅在出版上，在創作上也形成了高度商業化的特徵。呂輕侯閒時創作小說，因為可讀性強，很容易就找到了書商洽談出版事宜，並且書商會針對其單純的娛樂性特點，根據讀者的流行口味而要求作者做出相關修改，可見書籍市場從創作、出版、反饋到再創作，已經形成了嚴密體系。
對於節日習俗，劇中只能見到春節的盛況。在補過春節時，郭芙蓉於客棧大門上貼桃符，互相賀節，此乃延續至今的禮儀。除此之外，還有專門服務於春節的娛樂，踩高蹺、舞龍舞獅等百戲雜技，種類繁多。一個客棧居然能負擔得起如此鋪張的慶賀方式，這正體現出晚明社會的鋪張風氣，節日慶祝規模自宋代以來一直在高速擴大中，晚明的節日又以奢靡機巧為特點，同福客棧諸人也想寄託新年來表達對新一年和平生活的嚮往。其實，彼時雜技已經相當普及，不必限於節日期間，胸口碎大石、石鎖等技藝早已為人見怪不怪。
除此以外，主要娛樂活動還有戲曲與說書。白展堂曾在同福客棧開展說書活動，因講《三國》、《水滸》等早為人聽爛而要求退錢，足見其時說書之普及繁盛。說書要配驚堂木，且故事要越新奇越好，不僅三國水滸隋唐演義等，如“三言二拍”等當代傳奇故事亦為人所喜。戲曲在明代極為興盛，觀念的改變、官位的稀缺、文化水平的提高，讓士大夫參與到曲藝事業中，不斷提升著戲曲水平，更引領著社會對曲藝追逐的風氣。對於七俠鎮這麼一個小鎮來說，鎮上的怡紅酒樓不惜出50兩銀子的高價請來扈十娘坐檯，可見戲曲之愛席捲全國無遺。伴隨著戲曲，俗樂在音樂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婚喪之禮，俗樂也佔據主流，七俠鎮捕頭燕小六在入行前就是在鄉下為人送親治喪的嗩吶手。
賭博，這一違法的行徑在娛樂中佔有一席之地。明朝建立之初例行禁賭，乃至施以砍手之刑，但晚明法網廢弛，賭博風行大江南北，無人不捲入其中，連萬曆皇帝都樂此不疲，因此也發展出了規模宏大的賭博形式。白展堂與李大嘴母子豪賭時，出現的賭博方式有雙陸、馬吊牌（即麻將）、骰寶，白展堂提到的還有葉子、牌九等等。像白展堂輸斷指軒轅這樣傾家蕩產的不在少數，九千歲魏忠賢年輕時就是一位熱心的賭博愛好者，把自己女兒都輸出去了
隨著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市民階層的活躍，文字遊戲在晚明成了雅俗共享的娛樂，江湖中人愛酒，喝酒則不可沒有行酒令。其實行酒令已是較為風雅之事，民間則多以投壺、擲骰決定，或者投壺等遊戲與行酒令相結合。行酒令是文字遊戲，非常看重一個人腹中的學識，學藝不精的呂秀才本想憑詩詞殺殺韓娟的威風，結果一到俗體的“腦筋急轉彎”就被殺的片甲不留。
作為人流混雜的服務行當，客棧是這一時期民間禮儀的集中體現地。抱拳拱手是最常見的敬禮方式，這在客棧諸人和一些大俠見面時最為常見。彎腰鞠躬則更進一步，這種今日的禮節依然風行於晚明，面對貴客扈十娘，全店員工點頭哈腰。而士林尚稱“老”的風氣影響到民間，以稱“老”為榮，如老邢、老錢、老嶽等，皆為富商、官差、大俠等。
既然人流混雜，泥沙俱下，一些各行業的“壞人”也常常出現在客棧中。這其中最常見的江湖騙子，比如促成小郭秀才的那個算命的白眉、教李大嘴“降龍十巴掌”的洪神棍和騙韓娟有“大神通”的馬卓子。隨著大量鄉村人口湧入城市，“遊民”現象在晚明非常突出，這些一時找不到工作的浮浪者們只能靠坑蒙拐騙謀生，為了應對層出不窮的騙局，晚明甚至出現了一部防騙指南叫《杜騙新書》。即使如此，千奇百怪的騙術還是令人很難辨別，往往就會深受其害。
與言語行騙同時勃興的還有商品的假冒偽劣，這在晚明亦是在整個社會上無孔不入。奸商們可以對任何器物進行造假，魚目混珠，從日用品到古籍古董，無所不包，比如和祝無雙相親的那個專門仿製國外奢侈品的辛普森，就是典型範例。同福客棧裡大大小小的古董花瓶，盡數假冒，而客棧諸人見到一般官差的牌子都要讓白展堂詳加判斷真偽，可見此時假冒已經嚴重到何種地步，讓人時刻小心提防。
劇中出現的還有職業打手——“打行”的“青手”，因為呂輕侯隨手一指而意圖痛打燕小六的江小道就是其中人。打行就是職業打手組織，其中的青手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顧客讓打誰就打誰，一般是報仇。打行起源於江南，明末風行於全國，他們之中規矩繁多，體系森嚴，有一套完善的打人規則，打手中則遊手好閒的惡少居多，像江小道這樣為埋葬師傅而甘當打手的單幹戶則很少。
以同福客棧為中心的七俠鎮，是晚明小城鎮生活的一個縮影，即使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鎮，其社會風氣也不免受都市風尚所影響，驕奢靡靡之風盛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商業繁榮，所謂的“晚明大變局”，對於本應純樸的七俠鎮來說，有著一樣的效力。
三、權力場域：掙扎與失控
晚明是中央權威趨向失墜，社會秩序鬆弛失序，走向土崩魚爛的時代。而在地方社會，鬆動的國家權力正在越來越失去對地方的掌控，權力的空白處逐漸增多，原有的行政體系已經不堪其用。
七俠鎮貴為縣太爺駐地，日常與市井平民打交道的卻是七俠鎮的捕頭和捕快。兩年間的捕頭，先為邢育森，後為燕小六，其實劇中的“捕頭”，更接近與明朝地方的“巡檢”，才具有如此勢力和地位；捕快則只有一員，前為燕小六，後為祝無雙。燕小六本為民間藝人，祝無雙則曾是同福客棧雜役，捕快雖然帶刀巡視威風凜凜，但視為皂隸，社會地位低下，與這樣“下賤”的職業人互相轉換，本屬正常。七俠鎮捕頭的主要職責雖然為維護社會治安，但同樣身兼行政、稽查職能，小到管理泔水車，大到傳達上意，同時還負責在官府和商戶間傳遞資訊，可以說實際上是七俠鎮的“鎮長”。然而，即使是捕快，其權威本身有限，同福客棧的掌櫃和店員可以經常戲弄捕頭，惡語相向，而捕頭實際則無法拿其如何，王命在最基本的場域中對商戶造不成威脅。而江洋大盜白展堂躲藏在客棧中，還日日與捕快打交道，卻未被發現，足見戶口登記在晚明的城鎮內已經呈崩潰態勢。而在同福客棧面臨多次困局時，尋求官府幫助也從來不是其選擇，而是傾向於自己解決或求助於“江湖”，商戶對政府的信任力與日俱減，官府也無力真正滲透、控制底層社會的實情，政府對地方秩序的維繫能力已呈瓦解之勢，這就是七俠鎮的公權力實態。
與之相反，秘密社會，即“江湖”的權力則在七俠鎮的權力場域中聲勢浩大。客棧作為地方社會中接觸外來人口最多的場域，在人流與訊息流的傳播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從“金銀二老”、“平谷一點紅”、到公孫烏龍，黑道遊俠頻頻出現於同福客棧，他們歷來逍遙過市，殺人無數卻能逍遙法外，官府則根本捕獲不得。江湖對七俠鎮的作用力遠比官府要大，秘密社會的風吹草動可以讓同福客棧風聲鶴唳，這份威懾力遠非官府可以做到。而秘密結社四處氾濫，乞丐組成的丐幫甚至有腐蝕公差邢育森的能力，幫內森嚴秩序的威脅下，邢育森面對乞丐的強橫不敢說一個字。堂堂官差被如此威脅，是因為邢育森明白，在七俠鎮的地頭上，大明朝的權威已經不能與丐幫的江湖權威相抗衡了。
權力的失控還表現在山賊、土匪的肆虐。七俠鎮瀕臨山區，鄰近的翠微山就有匪患，邢育森力推“防盜八法”時，特別留意橫衝直撞破門而入的土匪。七俠鎮附近的土匪舞刀弄槍，裝備齊全，甚至還有匪首借招工滲透入同福客棧，準備裡應外合一舉蕩平同福客棧。有賴同福客棧有多位武林高手，而一般商戶所遭受匪患的威脅可想而知。明代對匪徒的控制，主要依賴於巡檢的緝捕和保甲的控制，但從劇中明顯看出，保甲在七俠鎮已經完全崩潰，沒有任何資訊顯示七俠鎮居民和流動人口被保甲所約束，縣衙對人員流動根本無法控制。而縣巡檢捕快的緝捕更顯得蒼白無力，捕頭捕快僅有兩員，面對成規模的山賊，只能是送死。這清晰地顯示出晚明地方政府面對社會匪患的力量薄弱和無能為力，而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就是遍及全國的民變的濫觴了。
七俠鎮的權力場域中平靜之下暗流湧動，大明王朝權力的失序在掙扎之中更甚一步，地方施政的鬆弛使得民間逐漸遊離於控制之外，秘密社會則取而代之，佔據了權力場域的主體。
四、尾聲：走向毀滅
故事發生的尾聲，距離大明王朝滅亡還有35年時間，縱按其中年紀最大的佟湘玉來說，當時也不過62歲，客棧中的每一個人，還有七俠鎮的很多街坊鄰居，將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大明朝走向毀滅。
太平盛世之下，危機已經若隱若現。就像邢育森描述自己從京城一路歸來的艱難，關東饑荒肆虐、四處餓死人，不久之後，這樣的慘狀將會籠罩大半個中國，從西北到東南，同樣也包括七俠鎮這樣蒼白無力的小鎮。就如那場讓姬無命藉機逃獄的大地震：
（萬曆三十六年）秋七月丁酉，京師地震。——《明史·神宗紀》
這個燦爛的時代也正在社會底層的大震盪中慢慢碎裂。很有可能，七俠鎮將會與同福客棧一道，毀滅於明末那場浩浩蕩蕩的農民戰爭，而客棧中的歡笑，也只能是黑暗前最後殘留的光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