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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論——自由與計劃

——沒有絕對的正確,反之亦然……

世界從二戰結束開始,陷入對立從根源就是兩種政治制度的對立,而作為政治制度的基礎,不同的經濟政策亦是對這種對立的支援,於此我們簡單的分析一下二者優劣。

儘管政治對立,但這兩種經濟政策並沒有實現絕對的對立,反而是互相滲透,造成並存共生的關係:早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便強調自由經濟對國家民生以及經濟巨大的促進作用,而英法德在戰後不約而同的將本國重要企業收歸國有來加快他們的經濟恢復和提升工作效率。

自由經濟的發展是從古典經濟理論開始確立,也就是亞當·斯密《國富論》配合著當代的重商主義成為生產力嚴重不足時代,經濟(資本)發展的福音,因為至此由國家政府出面支援商業行為,資本再也不是作為一個(統治階級)人儘可憎的肥肉,而是以統治者的面目加入特權階級。十七、十八世紀是一個複雜而紛亂時代,對異教徒的戰爭已經逐漸能看到勝利的曙光,然而新舊宗教的衝突並未消弭,啟蒙思想的火光也已經被點亮,同時歐洲人不再固步自封於自己的世界中心,維持了幾百年程式的封建莊園逐漸在崩潰,貴族在負債的過程中把權力轉讓給提供貸款資本家(商人),世界的一切都向著未知的方向滑去……但是那些時代無論有多少吹噓的人性之光,隱藏在資本蓬勃發展的背後都是一片片血跡,無論是人還是不是人,也不管是什麼人。自由市場的核心——任何需求便會有供應。

這種自由是不受到任何監管的,國家任由其發展,換句話說,只要有利可圖,賣國也是無所謂的。君主專制國家與民主(共和包括君憲)制國家是的區別僅僅是專制國家是一個人賣國,憲政國家是一群人賣國。

工業革命的到來,使得社會生產力呈幾何倍數的上升,同時也豐富了自由市場的產品種類,並且縮短了世界各國距離給自由經濟極大的發展空間。

但是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僅是自由經濟的發展,同時還點亮了無產階級的火光!然而事實是社會主義並不應該和計劃經濟劃上等號,而這裡不得不提到一位大賢(鋼鐵同志)使社會主義不僅僅從政治上與西方國家形成對立,也讓經濟體制徹底變異——為了提升自己的權威並更快發展國家工業,將國有農場徹底推行下去,肆無忌憚的剝削農村經濟補貼工業。

計劃經濟和戰時經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切原料基本上零成本地送進工廠,工人的工資不受任何市場波動,甚至會直接以現貨的下發到人們手中,另外所有的商品不會受到市場、供應、需求影響,它們的價格也不接受地域經濟實力的限制也不會根據距離不同而改變。

在一定程度上計劃經濟能夠挽救國家經濟危機,如大戰後各國過度自由的經濟政策造成大蕭條。二戰後,西方國家因為盛行“凱恩斯主義”即國家高度干涉經濟主義,加上美國援助而使得各國經濟恢復迅速,蘇聯也因為經濟在兩個十年計劃裡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家,我國也在計劃經濟的十年內成為一個工業國家。

但是國家過度干涉經濟會造成經濟失活,一如一潭死水,人民會失去工作動力,廠家也會不注意產品質量,從而造成一些列社會問題:西方國家紛紛在七八十年代改變自己的經濟政策——將國有企業重新變成私有企業。無獨有偶我國在問題日益嚴重時也選擇改革,成為一個經濟政策逐漸自由化的國家。事實證明經濟失活後日益疲敝的蘇聯在遇到稍微猛烈一點的改革政策後,便四分五裂成為歷史了,當然蘇聯本身的問題遠不止計劃經濟失活這樣簡單,於此不再贅述。

現今世界上國家基本上打破了意識形態而採取更加靈活的經濟政策,這裡可以理解為混合經濟體制,而歷史一再證明單一體制十分容易遭受到不明原因影響,當然我這裡想說的是有一種夾雜在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的。

沒有具體的學名,但是它短暫存在於19世紀下半葉的民族國家,這其中起因是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代表便是普魯士-德意志,在經歷漫長的分裂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認識到德國的統一離不開每一個德意志人,包括工人也包括資本家,而Nazi這個單詞意思是民族社會主義也稱國家社會主義(後者是謬翻但我更喜歡用後者),這個時段德國強調的是由國家掌控重要企業,但是國家不參與公司經營和商品階段的定價,同時國家會對市場進行干預,比如貿易保護主義,這個政策當然不是德國獨有(美國應該是罪惡源頭),而同樣的政策英法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才有。

經濟政策應當隨著時代、形式改變,特別是在如今全球化日益顯著的今天,單一的手段並不能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需要政府適時調整。

——八月初二,白露之夜,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