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董卿出生在上海。
7歲時，與父母一起搬到安徽生活。
從此，童年成了“摔跤吧，爸爸”電影的真人版。
“董卿，你長大了，要學會幫家裡分擔家務。”
晚飯後，父親給了她一塊抹布，讓她洗碗，她剛拿起碗，只聽身後又傳來一句，洗完了，把地也擦一擦。
一次，父親下班回家，發現了她愛照鏡子的“毛病”，晚飯時，立馬召開專場批鬥大會。
父親仗著自己是復旦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指著一盤土豆對董卿說，
“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你有時間，不如多看看書。”
她看見媽媽幫她做新衣服，高興地不得了，覺得自己終於可以有新衣服穿了，不用再等到過年。
哪知做新衣這事兒，被父親瞧見了，“孩子的衣服夠穿就行，與其把時間花在穿衣打扮上，不如多看看書。”
董卿原以為“多看看書”是父親的口頭禪，哪知是他的
育兒規劃之一。
剛上小學那會兒，有一天，父親抱著很多書回到家，“你現在還看不懂，先學著抄成語和古詩，抄完了就大聲朗誦，背誦，我在外面聽著。”
董卿以為父親開玩笑，結果發現他是認真的。
他讓董卿每天堅持抄成語和古詩。
一兩年後，又讓她抄古文。
董卿咬牙切齒，
我到底是不是親生的？
從小生活在農村的父親，透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復旦大學新聞系，屬於
被知識改變了命運的一代
，對知識有著無比的信任，對鍛鍊身體也有古怪的偏執。
每天早上天沒亮，董卿就被父親提溜起來。
“跑步去。”
父親一聲令下，董卿在迷迷糊糊中，走出了家門。
她跑步的地點很安全，就在離家最近的淮北高中。
跑步的時候，她感覺目光灼灼，彷彿整個淮北中學的師生都在看著你，笑話你。
跑了幾次，她就再也不去了，下樓以後就找個門洞躲起來，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喘著氣跑回家，假裝上氣不接下氣，報告父親，“我跑完了。”
父親的嚴格要求，讓董卿連跳兩級，提前成為了初中生。
升了初中後，父親腦洞大開，讓她每個寒暑假去“勤工儉學。”
“勤工儉學”不是大學生才幹的活兒嗎？
“你打點提前量，會怎地？”
期末考試前腳剛走，父親求人的電話後腳就來了，“老王啊，我女兒放假了，去你那兒打工，不要錢。”
董卿也是一臉的懵圈，不要錢打什麼工啊。
“不是打工，是勤工儉學。”
董卿明白了，父親是要把自己往死裡整。
那幾年，她從商場售貨員，廣播站廣播員，一路做到賓館清潔工。
賓館規定，每天收拾10個房間，20張床，董卿埋頭苦幹，一個上午只收拾了兩個房間，別人都去吃中午飯了，她還在傻乎乎的收拾著。
父親特意來看她。女兒見老爸，兩眼淚汪汪。“太累了，不想幹了。爸爸。”
但父愛如山，巋然不動。
他摸摸董卿的頭，說，
“堅持一下。”
看著父親遠去的身影，董卿心想，我到底是不是親生的？
晚飯時間，一家人圍坐在餐桌邊，只要飯菜齊了，父親又開始嘮叨了。
董卿累得什麼都不想幹，就想發火。
多數時候，董卿是一邊吃飯一邊哭。
所以她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父親出差了，可以好幾天不用見他。
董卿和父親，母親
多年魔鬼教育，董卿養成了順從的習慣。
只在一件事上，她“忤逆”了父母的意思。
高考時，她報考了
浙江藝術學院
。
父母雙雙出自復旦，從小就希望董卿能從文。
董卿知道，
她不想從文，想從藝。
父親什麼都沒說，只默默地送她到學校，幫她收拾了床鋪。
董卿心想，這下好了，你趕緊走吧。
董卿打算送一送父親。
夕陽西下時，兩人走在學校的小路上。
許久不開口的父親突然說了這句，
“你自己小心點吧。”
他眼裡泛著淚光。
董卿第一次看到他落淚，心裡五味雜陳，不知所措。
大一放假回家，父親提議去小餐館裡搓一頓。
吃到一半，父親突然舉起杯子，
“來，閨女，我敬你一杯。”
董卿愣住，父親開口了，“多年來，我對你的教育有很多方式不對，你別往心裡去。”
父親的話還沒完，董卿眼淚譁一下出來了。
那次，她以一個女俠的姿態，陪父親喝完了整瓶白酒。
這也是她
第一次喝酒。
多年後，父親嚴苛而古怪的教育方式，反倒幫她熬過了一年又一年的苦悶與煎熬。
1994年，董卿陪一個朋友去考浙江電視臺的主持人，報名的時候，她想著，“要不我也試試。”
無心插柳柳成蔭，她考上了，順利成了一名主持人。
兩年後，父親看到東方衛視全國招聘，建議董卿去試試。
又一次，
她再次成功了。
那兩年，連跳槽都便捷順利，自帶夢幻感。
可剛回到上海，董卿就發現，臺裡給她準備的節目是串聯節目。
上班跟玩兒似的，來了，點個名，可以了，走人吧。
她旋轉，跳躍，心花怒放地走進臺裡，不到半秒鐘，她又灰頭土臉的出來了，每天如此。
為了調整心情，她特別喜歡看《紅樓夢》，《西廂記》，唐詩宋詞她也讀，
只要與現實無關的，她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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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半年的書，工作還是沒有起色。
她不能再等了。
她想提升自己，得沒事找事。
她報考了
華東師範大學
，成為
中文系古典文學的研究生。
退一步，果然海闊天空。
2000年，她被臺
裡推薦，主持“上海-悉尼雙向傳送音樂會”，
流利的英語，大氣的風格，震住了所有人。
2001年，憑藉音樂會上的精彩主持，董卿順利獲得主持界的最高榮譽，
金話筒獎。
金話筒獎的一個評委看中了董卿，建議她說，“中央電視臺的西部頻道開播了，加入《魅力12》這檔節目吧。”
機會擺在眼前，董卿猶豫了。
人生總是這樣，經歷千難萬險，站在十字路口，還是會猶豫。
“要去北京嗎？”
董卿在心裡反覆掂量。
上海是老家，父母親人都在，相處七年的同事也在。放棄這些，很難。
而她更擔心的是，到了陌生的工作環境裡，不適應怎麼辦？
“如果放棄了去北京的機會，將來會後悔嗎？”
最終她確定了。
要是放棄，將來她一定會後悔。
二話不說，她帶上簡單的行李，踏上了去北京的飛機。
頭兩年，她把自己沉在工作的汪洋中。
一個人扛起了130多場的節目主持工作。
“第十一屆青歌賽”找上她，導演和工作人員問她，“連續20天直播，每天職業組和非職業組共三十場，一場差不多要三個小時，你行嗎？
董卿深吸一口氣說：
“行。”
她知道，這不只是答應站在臺上，還要保證前期充分的準備。
青歌賽準備期間，她一個人在家裡準備，早上7點坐在書桌前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一兩點，期間不吃任何東西，餓了喝口水，急了上個廁所。
詞和句都印在腦子裡還不夠，
她要讓它們沸騰在嘴裡。
她大聲朗讀，背誦，聲音穿透整幢公寓樓。
她心裡總有一個信念：“詞一定要在嘴裡滾上百遍，才放心。”
青歌賽開播後，董卿更忙了。
每天下午四點彩排，十點直播結束。
錄完節目，她就得馬上換衣服，去會議室和老師核對第二天的考題、節目設定，各種細節都要在一天之內確定，回到家已經是兩三點了。
這還不算完。
踏進家門的董卿，疲倦，瞌睡，但絕不休息。
她給自己泡一杯咖啡，打開臺燈，拿出臺本，繼續背詞，直至晨光熹微，包子店再次開張。
生活全被打亂，作息毫無規律，她卻樂在其中。
她說，我以前也不是這樣的，或許人有個爆發期，這個時候到了，就停不下來。
連軸轉20天，成就了青歌賽，也成就了董卿自己。
“必須有人接上去，而且這個人不是臨時接一兩年，她一站可能就是
十年甚至十五年。
”
倪萍打算退出春晚，一直苦於沒有接替自己的人。
“我看董卿合適。晚上我去給她打個電話。”
郎昆知道倪萍是什麼意思，倪萍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兩人的心思總在一處。
此時，朗昆正是05屆春晚的總導演。
此時，董卿正在搬家，各種細軟已經拉到新家來了，她一件一件的擺好、歸置。
從白天忙到晚上，晚上十二點左右，終於收拾得差不多，只是地還要再掃一掃。
電話響了。
“我們整個春晚劇組邀請你來擔任主持……”郎昆話還沒說完，董卿懵了。
她沒聽錯，就是這幾個字：邀請你來擔任主持。
“謝謝。”
她幾乎是毫無反應的掛掉了電話。
手卻不由自主地晃動著，嘴裡不由自主地哼著小曲，身子開始自動轉圈圈，感覺還可以在搬一次家。
董卿記得，第一次主持春晚，升降臺譁一下上去，譁一下，她就站在了全國觀眾的面前。
那種激動，那種興奮，不言而喻。
她覺得自己特別的幸福。
四個小時候，喧囂結束。
她回到化妝間把衣服，首飾全都摘下來，整理收拾後，走向長長的走廊。
大家都是從那裡出去的，而此時走廊上人特別少，她出去的時候，還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剛一出來，寒風撲在臉上，她感覺特別不真實，整個人處在失重的狀態。
原來，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回到家，她沒有立刻睡著，因為興奮，睡不著。
她開啟冰箱，拿出速凍餃子，放進鍋裡煮，熟了便端過來，坐在靠窗的沙發上，一邊看著還未亮透的天空，一邊吃。
此後十多年，她也如此度過。
說錯詞，會內疚數天。
說錯名字，回家來就呆呆的坐著，反省一下午。
她
嚴格要求
，就差自己給自己寫檢查了。
之所以沒動筆，只因為覺得這樣做恐怕有點太瘋狂。
這樣的死磕和堅持，只因為倪萍的一席話。
2006年，《藝術人生》請了倪萍。
朱軍讓年輕一代的主持人把自己要問的問題寫下來，放在箱子裡讓倪萍抽，抽到哪個答哪個。
正巧，抽到的就是董卿的。
董卿問：臺上萬眾矚目，臺下的寂寞無助，曾經鼎盛一時，總有落幕的一天，怎麼平衡和麵對。
倪萍說：首先我非常羨慕你能有這樣的機會，我看你也非常辛苦，大獎賽天天上班，《歡樂中國行》全國各地跑。
但是我從來都說，當一個戰士穿上軍裝，一直被領導派到前線，去打最重要的戰役，等你來到我現在這個狀態，你一定會覺得，生命是值得的。
哪怕現在孤獨寂寞，沒有家，沒有男友，都特別值，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中央電視臺的綜藝舞臺上的核心，光亮最聚焦的地方的主持人。
這是你的運氣，也是你的機會。
我覺得，你還不夠，還要努力很多年。
這個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有。
董卿聽完
哭了。
有上場的那一刻，就有離開的那一刻。竭盡全力吧。
2014年，董卿做出了一個決定，
出國修學。
她第一次感到站在舞臺上不那麼忘我了，不那麼興奮了，工作的滿足感沒了。
她發現自己在走套路，憑經驗去打拼，而不是憑激情去做事。
無數夜晚，她經常坐在書房發呆，心想，這次春晚過後，可能迎來了人生中漫長的修整期。
多長，她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不會很快回到舞臺上了。
媽媽對她說，人遲早會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希望總有一天，這個世界上也有人像我們一樣愛你，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
這個話讓董卿突然意識到，
她應該為母親做些什麼，好讓她放心。
於是，修整的這一年，她不僅獲得了新的知識，還成為了母親。
有了孩子後，董卿變得不那麼專注了，時間被無限碎片化。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這時一個好友給她建議：
你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很簡單，你就要去做什麼樣的人。
作家阿瑟·克拉克說過，“我永遠都沒有長大，但我永遠都沒有停止生長。”
董卿不想因為孩子就放棄自我，止步不前。
她認為，應該花時間把自己變得更好。
如此，孩子長大了，真正懂事的時候，才對你會有愛，有尊敬。
2015年，她全面復出。
2016年，她製作了自己的第一檔節目《朗讀者》。
有人說，
春晚上的董卿與《朗讀者》裡的董卿不一樣了。
的確不一樣。
在春晚舞臺上，董卿只有一個任務，做主持人。
而《朗讀者》是她一手操辦，身兼
主持人
與
製作人
的身份。
以前她的臥室裡是沒有電子產品的，如今她需要隨時與各種人聯絡，獨處的時間被壓縮為零。
技術上的困難太多，精神上的壓力也不少。
她剛決定要做一個文化類的節目，有人立即反對，“取消賽制，只求溫情，沒有收視率，贊助商都沒有。”
有人直接攻擊節目本身，“這個東西太高冷了，太有文化了。”
董卿只回了一句，
“我們要對觀眾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
但給團隊打氣，獨處時董卿卻不知所措。回到家裡，她經常坐在地板上發呆：
嘉賓們的檔期究竟如何安排？
舞臺什麼時候能搭起來？
贊助商說好了一個月就搞定，為何還沒有訊息。
辦公室是臨時的，是否會讓團隊裡的人覺得她是騙人的，是在畫大餅？
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董卿心頭。
第二天回到臨時辦公室，她卻信心百倍。
她覺得，自己不應該把絕望之情表現出來。
她死磕，較真，追求完美。
審查節目時，她發現大家習以為常地只看手提電腦上的播放效果。
她不同意，她一定要找人把電視和電腦接上，把節目優缺點一併放大，讓別人去挑刺。
看電子版的文稿她記不住臺詞，只有在上面寫寫畫畫才放心，就讓助手打印出所有稿子。
40歲了，董卿像個熱血青年，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
這兩三個小時還不是晚上，因為晚上八點到凌晨四點，她得看臺本，把第二天的節目梳理一遍。
最終，《朗讀者》成功了，節目像董卿本人一樣，高而不冷。
後來，董卿回憶節目創辦時的心酸，很自豪地說：
“我們花一年時間建了一個‘讀庫’，有幾百個篇目，每一篇都是我們在辦公室讀過、篩過的，甚至有一些，叫我當場淚流。
現在想起來，那些下午都挺美的。”
郎昆說，“董卿和倪萍及其相似，都有‘
與嘉賓同步喜怒哀樂驚恐憂的能力’
，當年我把倪萍從青島帶到北京，就是看中了這一點。”
他把《朗讀者》和《中國詩詞大會》的成功，歸功於董卿本人。
而董卿則覺得，
訪談節目會是她的終極舞臺。
“如果你沒辦法體會他人，體會自己，沒辦法認知他人，認知自己，那麼你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她有自己的價值觀，
她從來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今年九月，《開學第一課》開播。
翻譯家許淵衝先生來到現場，他96歲了，杵著柺棍，坐在圈椅上，口齒伶俐，非常健談。
董卿站在一旁，聽著，體會著。
三分鐘裡，跪下了三次。
節目播出後，觀眾感慨：
“她是最美的中華驕傲。”
比歸來仍是少年更難的，是如何坦蕩地“出走半生”。
董卿坦言，再過10年，可能更加自信了，自信到做一個節目可以什麼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臺機器在院子裡，放一本書在那兒，沒有舞臺，沒有燈光，沒有音樂，安安靜靜地說文字裡的故事。
她始終自信。
因為每一件事，她都拼盡全力。
這是人的底氣，更是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