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劇的創作和悲劇的理論， 相對而言都比中國發達
“悲劇”源於古希臘的酒神頌歌，是為哀悼酒神的死亡和祈禱他的復活新生而舉行的儀式。
自從人類有了意識，這樣的生存考驗，千萬次地令人類恐懼、驚悸和絕望，然而正是這種恐懼促使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們，寫下了輝煌的悲劇傑作。
在亞里士多德之後，黑格爾第一個以獨創的精神，對悲劇作了相對系統的研究，他認為悲劇“衝突”是戲劇行動的推動力量，認為悲劇是，不同倫理力量或不同社會道德觀之間的衝突。
並且強調指出，這種衝突及其導致的悲劇結局都是具有必然性；悲劇的本質在馬克思恩格斯處，得到了經典性的概述：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衝突。
西方悲劇的創作和悲劇的理論研究，都相對中國而言比較發達，原因就在於西方人擅長抽象的理想思辨。
悲劇的力量在於對人心靈的震撼和思考
但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卻更偏向於感性的直覺，所以中國人對於悲劇的研究，一直都未能形成一個，相對比較完整全面的理論體系。
就如同朱光潛先生所說，悲劇的美就在於，悲劇故事衝突中悲劇人物在，面對艱難困苦面前所做的，所有鬥爭和抗爭中，所彰顯的生命力量和不屈服、甘願犧牲的精神。
可以說，悲劇精神就是一種建立在，對現實的悲劇性有著清醒把握，這一悲劇意識的基礎上的、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承當精神。
悲劇精神與人的生命期許、生命態度緊緊地聯絡在一起，同時也與人的生命痛苦乃至毀滅緊緊地聯絡在一起，而凝聚為人的豪邁情感、無畏意志、熾烈行動和愴然結局所構成的總和。
在悲劇藝術中，悲劇精神是悲劇人物一切形象光芒的動力。判斷藝術作品是否是悲劇的標準，不是是否有悲觀的態度、不是是否有災難的表現、不是是否讓受眾哭泣並流下眼淚、更不是是否有“一悲到底”的結構設定。
在欣賞作品的時候，受眾或許可以從頭笑到尾，但是這部作品依然有可能是悲劇；受眾或許也會從頭哭到尾，但是這部作品也有可能是一部喜劇。哭中有笑，這樣的“哭”可能會更加的悲；而笑中有哭，這樣的“笑”可能會更加的喜。
真正悲劇的判斷標準在於人，以自身微弱的力量與強大的勢力做抗爭。這樣的抗爭行為，原本就是一種擁有，巨大感召力和意義的力量，這也就是悲劇精神的所在。
中華民族面對人生中的艱難困苦和毀滅的基本態度是什麼？毋庸置疑，是堅決的抗爭。如果我們民族缺乏這種，人生態度和悲劇精神，我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淪為亡國奴，我們民族也可能很早就已經滅亡了。
如果說，面對環境與社會的嚴峻挑戰，敢於積極應戰的民族是有進取心的民族，是不斷髮展的民族而論，我們民族是當之無愧的。悲劇的力量在於對人心靈的震撼，給人以深思。
謝晉電影中的悲劇性作品，具有美學的特殊性
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悲劇精神的名族，但這種精神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被淡化，這種總趨勢直到元、明、清時代的戲劇、小說中才開始萌芽轉折的徵兆。“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民族悲劇精神，在多種社會因素的變化及影響下煥發光彩。
極左的政治路線和錯誤的藝術理論，壓制了悲劇作品產生的任何的可能，悲劇頻發的時代，卻未能出現一部真正的悲劇作品。
這種畸形的、不正常的現象，正是我們民族自身的悲劇，這正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謝晉導演卻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下，在民族精神的映照之下創作出了，一批真正具有美學悲劇性的電影藝術作品。
謝晉導演的悲劇性作品，是對動亂年代的大量的社會的、人生的悲劇的深刻反思之作，是對那些殘酷的、非人性暴行的憤懣控訴，是充滿著嚴肅的民族憂患意識的激情表現。
謝晉導演透過對傳統文化，深刻的自省和歷史的反思，以新文化審視舊文化，以新價值審視舊價值，在文化的碰撞中，逐步實現了，對傳統悲劇觀念的超越和更新。
從而使謝晉電影的藝術創作實踐，經過複雜的演變，開始擺脫傳統悲劇的規定性的審美範疇，而呈現出豐富和多元化的趨勢。
中華民族的悲劇精神和人生態度的特殊性，在謝晉導演的電影作品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使謝晉電影中的悲劇性作品，具有其美學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