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孔僖議論先帝，不被降罪反而升官
漢章帝劉炟在位時間只有十三年（公元76-88年），只活了三十一歲（《後漢書。卷三》記載為年三十三）。《後漢書》評價漢章帝善於識人，處事寬厚，在位期間，薄徭簡賦，受到百姓稱讚，並使邊境穩固，各族和諧，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聽得進各種不同的聲音，能夠從諫如流，也是一個政治開明的皇帝。有關漢章帝從諫如流的例子，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漢紀三十八》中，記載了下面這樣一件事。
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魯國人孔僖、涿郡人崔駰一同在太學就讀，他們在一起相互議論漢武帝時，說：“孝武皇帝剛做天子的時候，能夠尊崇信奉聖賢之道，可過了五、六年，就認為自己已經勝過文帝、景帝時期了。爾後，就任憑自己的意願行事，而忘了從前的善政。”誰知這兩個人對先帝的議論，被隔壁房間的太學生梁鬱聽見了。於是，梁鬱上書告發，說：“崔駰、孔僖誹謗先皇帝，實際是在諷刺譏評當朝的時政。”這可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收到告狀信的部門不敢怠慢，趕忙把這個案子交給主管的官員去審理。崔駰主動前往辦案的官員處接受審查訊問，可孔僖卻不去，而是向皇帝上書為自己辯解。他在奏章中是這樣說的：“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違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侍重誅。”
這篇奏章雖然不長，但條理分明，鏗鏘有力。其文大意如下：凡稱之為誹謗的事，是指實際並無此事，而是虛構加以誣衊的。至於像孝武皇帝，其政治的好壞，己經明白地記載於漢史之中，就像日月一樣坦蕩。而臣下所議論的，都是史書上記載敘述的事實，不是憑空虛構的誹謗。凡為皇帝者，是好是壞，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因為他所治理的社會的優劣擺在那裡，所以不能以此來懲罰誅殺人。況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教化沒有過錯，而對百姓的德政和恩澤卻增加了很多，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下為何獨要借古諷今呢？假使臣下真有什麼對朝政的批評，如果批評得對，那就應當改過；就算是批評得不當，也應該包涵寬容，又何罪之有呢？陛下不去研究治國大略，不去為自己做深遠的計劃，只是大搞個人忌諱來使自己心意暢快。臣等受誅，死就死了，環顧天下之人，必將會因為此事反視反思，而改變想法，會以此事來窺探陛下的心思；從今以後，就是看見不對的、不可為的事，終將沒有人再說話了。齊桓公能親自揭露其先君的過錯以問計於管仲，然後使群臣能盡心盡意，而如今陛下卻想為十代之前的武帝來避諱很遠的事實，豈不是與齊桓公的做法不同嗎？臣恐怕負責審查的官員不問是非曲直來構陷臣下，使臣含恨蒙冤而不能自辯，這必將會使後世議論歷史之人，隨意用此事拿陛下來打比方，這也是無法讓子孫來掩飾的一件事。現在，臣恭謹地前往宮闕，伏在坍下，等待重誅。
漢章帝看到這份奏章後，立即下詔停止對此事的審問，並任命孔僖為蘭臺令史（在皇帝和群臣之間行使“監察”和“上傳”的職能）。
孔僖之所以能因禍得福，並不完全是因為奏書寫得好，更主要的是因為漢章帝政治開明，胸懷寬闊，從諫如流，否則，孔僖就不會有這麼幸運了。雖然孔僖的奏章寫得不錯，但其中有些話還是很刺耳的，譬如“徒肆私忌以快其意”，就是明顯地指責皇帝大搞個人忌諱來使自己心意暢快，如果不是漢章帝能聽得進不同的聲音，孔僖還會有這樣的幸運嗎？因為在中國，無論是在皇家，還是在民間，都有“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傳統，特別是在皇家，更加避諱說先皇的不是。孔僖、崔駰議論漢武帝的不是，確實犯了忌，照常理，以大不敬治罪是跑不掉的。可以想象，如果孔僖不是犯在漢章帝手裡，也許早就被殺頭了，更別說還會升官。看來，漢章帝的開明也確實不是浪得虛名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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