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的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漢名叫億。唐鹹通十三年（872年），他在迭剌部世裡家族誕生時，契丹正處於由部落聯盟向統一國家過渡的關節點上。
“契丹”的含義是指鑌鐵或刀劍，對遊牧部落而言，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於兩者的西傳，導致俄羅斯以此發音來稱呼中國。迭剌部在契丹八部中最為強大，而世裡家族在部落聯盟中的聲望和權位僅次於可汗所在的遙輦家族，這些都是阿保機日後賴以統一建國的先天有利條件。
阿保機本人則“雄健勇武，有膽略”，部落莫不畏服。唐天覆元年（901年），他被迭剌部選為酋長，專任對外征討，戰績驕人。天覆三年（903年），他被授予僅次於可汗的于越尊號，並總知軍國事。
其後，阿保機與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在陣前約為兄弟，約定聯手攻梁；同時卻與準備滅唐的朱溫也暗中通好，以便左右逢源，為契丹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走向帝位的耶律阿保機
唐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正逢契丹三年一輪的選汗之年。《遼史·太祖紀》說“痕德廑可汗殂，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似乎是自然選代。但據《五代會要·契丹》說，梁開平二年（908年），遼太祖遣使向後梁貢物的同時，“前國王欽德並其大臣皆有貢獻”，欽德就是痕德廑的另一譯音。可見根本不存在阿保機奉遺命得立的可能，事實真相應是《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說，“八部之人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而罷免了遙輦氏痕德廑可汗。
選舉當然只是個形式，除實力和才略外，阿保機是否還有幕後的動作也不得而知，但倘要追尋更深層的原因，耶律曷魯的勸進詞倒說得較明白：“我國削弱，齮齕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痕德廑可汗主動讓賢還是被迫辭位，已並不重要。
耶律阿保機
契丹貴族迫切需要有一個傑出人物來領導本民族從衰弱走向強盛，滿足他們對奴隸、牲畜、草原和財富的渴求，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在他們看來，阿保機是這樣的“聖人”，也可說是：歷史選擇了阿保機。
天祐四年（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機以契丹傳統的燔柴告天儀式即可汗之位。其後，漢人謀士力勸他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襲的君權，於是，阿保機決心向三年選汗以次相代的契丹舊制發起挑戰，這就招致其迭剌部親族中諸弟的反對，因為按照舊制，他們將是被輪選為可汗的最直接的替補人選。以阿保機的親弟剌葛為首，聯合了迭剌、寅底石、安端等諸弟，自阿保機任可汗的第五年起，先後發動三次叛亂。
第一次是開平五年（911年），謀叛敗露，阿保機採取妥協的策略，赦免了他們。第二次是乾化二年（912年），因逢選汗之年，剌葛等以維護舊制為由，起兵阻擊阿保機，阿保機不與交鋒，引兵在當日率先舉行了選汗儀式“燔柴禮”，堵住了叛亂者的嘴，他們只得各自遣人謝罪。
第三次是乾化三年（913年），這次叛亂徑以謀殺阿保機、武力奪取汗位為目的，叛軍分三路行動。當阿保機出行時，迭剌和安端率千餘騎兵偽稱入覲，準備實施謀殺計劃，被阿保機察覺拘捕。寅底石率一支叛軍攻打阿保機行宮，阿保機妻述律後據險阻守，保住了可汗儀仗，擊退了叛軍。剌葛自備可汗旗鼓，打算自立為可汗。
這次叛亂最終被平定，剌葛等叛軍首領也都被俘就擒。平叛的代價是慘重的，《遼史·太祖紀》說：“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價十倍”。但迭剌部的守舊勢力已被徹底擊潰，難以阻擋阿保機稱帝建國的步伐了。
除迭剌部外，契丹尚有七部，這七部的反對派貴族還想利用選汗舊制，迫使阿保機讓位。阿保機即汗位第九個年頭，照例又是選汗之年。七部酋長在其出征室韋歸來之際，攔道劫持，共同譴責圍攻他。阿保機不得已交出可汗旗鼓，同時請求：“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得到許可後，他效仿幽州的城郭、市裡，在河上造起了漢城。這裡有鹽鐵之利，又宜植五穀，阿保機率契丹人和漢人安頓下來，連漢人都不再思歸。
述律平
阿保機料知民心可用，便採納述律後的計策，派人遍告諸部大人說：“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屆時，諸部以牛酒犒於鹽池，酒酣耳熱，阿保機發伏兵盡殺諸部大人，最終掃清了建國道路上的障礙。
建國稱帝與鞏固統治
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機仿照漢人王朝的體制，正式稱帝建國，國號契丹（947年，遼太宗大同元年改稱遼；984年，遼聖宗統和二年，複稱契丹；1066年，遼道宗鹹雍二年，又改稱遼），建元神冊，自稱大聖大明天皇帝，即遼太祖，立長子耶律倍為皇太子，確立了世襲皇權。
在太祖建國過程中，有三個漢人謀士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是韓延徽、韓知古和康默記。
韓延徽是奉劉守光之命出使契丹時，被阿保機強留下來，在建國以前的征戰中被倚為謀主，建造漢城也出自他的建議。他一度不告而別，南奔李克用。後因不愜意而重回契丹，阿保機喜出望外，信用如故，賜名“復來”，中外事悉令參決。建國之初，百事草創，營都城，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有序，史稱皆延徽之力。太祖與延徽那種君臣間的信任和配合，在中原王朝也是並不多見的。
韓知古原來只是述律後從嫁的奴隸，阿保機聽說他善謀有識，就起用了他。建國伊始，禮儀疏闊，他援據舊典，參酌契丹風俗，結合漢族儀制，使契丹人“易知而行”，加快了契丹族漢化程序。康默記原是薊州衙校，阿保機將其俘獲，因愛其才而徑隸麾下，當時諸部新附，法律未備，他推敲律意，論決輕重，不差毫釐。
建國之初，遼太祖做了四件大事。
韓延徽
其一，神冊三年（918年），由韓延徽和康默記主持，在潢河以北營建皇都（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後經遼太宗數次擴建，改稱上京。上京的營建，是北方草原遊牧部族的空前創舉，也表明在吸收漢族先進文化上契丹民族的積極態度。
其二，神冊五年（920年），命耶律魯不古和耶律突呂不仿照漢字偏旁創制契丹大字（其後，太祖之弟迭剌又以回鶻文字創契丹小字），結束了契丹族“刻木為契”的歷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會的步伐。
其三，神冊六年（921年），命耶律突呂不制定契丹第一部基本法典《決獄法》。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機就任可汗後，把原契丹八部分入北南兩個宰相府，北府以迭剌部為核心，包括品部、烏隗部、圼剌部、突呂不部共五部，南府以乙室部為核心，連同楮特部、突舉部共三部，可汗從迭剌和乙室兩大特權部落的貴族中分別任命北南兩府宰相，這一舉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長選舉產生和平等議事的原則，是向朝廷決定宰相的過渡。
開平四年（910年），確立了後族任北府宰相的定製。神冊六年（921年），規定自此以後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這樣，兩府宰相就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後族和皇族擔任，部落酋長議事制的殘餘完全清除，家天下的世襲皇權空前鞏固。從此，遼國作為契丹民族建立的統一國家雄踞北方。
開疆擴土與掠奪人口
契丹建國以後，遼太祖積極向外發展，在兩條戰線上開展掠奪戰爭：一是繼續征服西邊的少數民族，一是伺機攻擊南境的漢族地區。
關於前者，遼太祖進展順利，自神冊元年起大體到天贊三年（924年），已把吐渾、党項、阻ト等部族破的破，滅的滅，將西北邊地納入版圖。在西征過程中，他把征服和俘虜的各族男女，改編為契丹新八部，分隸於原契丹八部管理。而契丹原八部早已規定了固定的地區，由氏族部落轉變成地域居民了。這樣重新編制部族，推動了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在地域基礎上的民族融合。
朱溫
關於後者，遼太祖卻不那麼趁手。就在他初任可汗那年，後梁代唐，他遣使赴梁請求冊封。朱溫許諾他為梁翦滅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後再行封冊。他當然不願為梁火中取栗，但仍多次向梁貢物。李氏父子卻不能容忍他的背信棄義，雙方因此交惡。神冊建元以後，李克用已死，遼太祖就連年攻掠李存勖控制的河東、河北的北部和遼西一帶。契丹騎兵出入擄掠總有所獲，但軍事上卻未能佔盡便宜。
神冊六年（921年），遼太祖率大軍入居庸關，下古北口，在望都（今河北定縣東北）與李存勖展開大戰。遼軍以絕對優勢圍擊李存勖的千騎親軍，但驍勇善戰的李存勖突圍而出，會合大軍奮勇反擊，逐北百餘里。時正連旬大雪，契丹人馬沒有吃的，死者相望於道。儘管如此，遼太祖退兵之際，依舊法度井然，令李存勖讚歎其御兵有法，“中國所不及也”。李存勖建立後唐以後，由遼國發動的這種邊境掠奪戰幾乎每年都有發生。
透過這種邊境掠奪戰，大批漢地居民被俘北上，也頗有漢族降將和士吏歸附契丹，中原封建文化的影響自然滲透進契丹社會經濟中來。遼太祖採納了韓延徽等漢人謀士的建議，對掠至契丹的漢人另置州縣安頓，這些州縣有的還“不改中國州縣之名”，例如為原從檀州擄來的漢人再置“檀州”（在今遼寧康平東南），為原從薊州三河縣俘掠的漢人重建“三河縣”（在今遼寧瀋陽）。這種做法略似東晉南朝的僑置郡縣，也算是一種歷史的借鑑吧。
在這些州縣中，有的直屬國家，有的則是由契丹貴族將俘掠、受賜的人口和自己原有的奴隸、部曲在領地上建立起來的頭下（亦作投下）州軍。規模次於州、軍的還有縣、城、堡各級。頭下州軍促成了草原上大批定居點的出現，使中原農耕經營方式在遊牧地區星羅棋佈地生根發展。
頭下州軍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具有兩重性，既依附於本頭下的契丹領主，又隸屬於朝廷。州軍的節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則由領主向朝廷提名自己的部曲擔任。頭下州軍的屬戶由部曲和奴隸兩部分構成，奴隸所佔比例隨著契丹封建化的推進而日趨減少。
部曲是具有依附身份的農民和牧民，既納課於領主，也納租於朝廷，故而也稱二稅戶。在頭下州軍裡，暫時處於落後狀態的契丹領主，不可能改變大量被俘漢族居民的農耕經濟生活，只能採取中原習用的生產方式，來統治和剝削他們，但最終卻被所征服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影響，迅速向封建制轉化。
耶律倍
漢地未易輕取，而將俘掠來的漢民安置在遼河中游，也引起與其東北為鄰的渤海國的衝突。遼太祖對其覬覦已久，而每次興兵南掠，又惟恐渤海在其背後偷襲搗亂。天贊四年（925年）冬天，遼太祖傾師東征渤海，進圍其西部重鎮扶余府（今吉林四平），四天即將其攻克。僅用六天，大軍團團包圍了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龍江寧安西南東京城）。三天以後，渤海國王大湮選請降，時為天顯元年（926年）正月。遼太祖將渤海國改為東丹國，即東契丹之意，冊封皇太子耶律倍為東丹王，亦號“人皇王”。
其後的六個月，遼太祖始終未離開過東丹國，一方面進討拒不歸附或降而復叛的渤海殘餘勢力，一方面就地考察如何統治這片新徵服的疆土。經其決策，東丹國保留原渤海國的政府體制和封建秩序，“一用漢法”。征服渤海，使契丹一下子攫得今東北東部以東至日本海的那一大片物產豐饒的土地，其成果遠比西征重大得多。
不僅如此，契丹擁有這麼大的腹地，既佔有了控扼其未來對手女真族的據點，還徹底解決了南攻漢地的後顧之憂。其後七八十年間，契丹或許正是因此得以專力南攻的。
這年七月，遼太祖見東丹國走上正軌，便回師皇都，途中病死在扶余城。
長期以來，評價歷史上對漢地社會經濟造成巨大創痛的少數民族政權及其領袖人物，偏見是始終存在的。且看《契丹國志》對遼太祖的評論，先罵了一通“人外而獸內”以後，也不得不承認：太祖“奮自荒，雄亦盛矣”。但對遼國不但崛起朔方，而且立國久長，與後來的宋朝南北天下，卻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豈天未厭亂，而淫名越號，亦可帖服諸人歟？”“雖曰人事，亦有運數存焉。”說遼的建立是“淫名越號”，是正統論在作怪。說遼太祖的所作所為“帖服諸人”，倒有點說在譜上。他順應了契丹民族統一的需要，已無庸贅言。
誠然，作為一個從部落聯盟向文明社會過渡階段的遊牧民族建立的統一國家，遼太祖及其繼承者發動的向外掠奪勞動力的戰爭，給周邊民族和華北漢地社會經濟以嚴重破壞。但他在政治、法律、經濟等制度上採用蕃漢分治的做法，給遼國國內的契丹和漢族人民的生存、發展和融合，提供了一種能夠共同接受的統治形式，體現出足夠的政治頭腦。不但有效縮短了契丹境內社會演進和民族融合的磨合期，而且充分弱化了這一磨合過程中帶有血和火的陣痛感。當然，耶律阿保機和遼國的勃興除了契丹社會內部和他個人的因素，與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區的歷史大環境也是密切有關的。
一度稱雄漠北統治契丹的突厥、回鶻已經風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際中原政權衰微分裂，自顧不暇，都給遼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臺亮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機。倘若當時蒙古草原上已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倘若當時中原王朝之強盛統一仍如漢武帝、唐太宗之時，那麼，遼太祖和契丹也許會如流星一閃，就黯然失色。從這點說“有運數存焉”，倒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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