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天主教歷史學家費蘭尼在他的《猶太人的痛苦》（The Anguish of the Jews： Twenty-Three Centuries of Anti-semitism ）一書中，對兩千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反猶主義作出了一個既簡略又真實的總結：“反猶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長和最深遠的仇恨。其它仇恨的嚴重程度或許在某一歷史時刻超越了它，但這些仇恨到頭來已不復存在，或正逐漸掉進歷史的廢物箱。
有什麼仇恨能持續23個世紀？為什麼經過六百萬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後，這種仇恨竟然仍然存在，並且擁有繼續發展下去的潛質？這種歷史現象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這種綿延不斷的仇恨和壓迫是怎樣來的？有誰應當為此負上責任？” 最早的對於猶太人的指控源自《新約》的“福音書”，上面記載著耶穌死於猶太人之手。猶大為30塊銀幣出賣了他，猶太人把他交給羅馬人。
其中的《羅馬書》中大量記載了聖徒保羅對猶太人罪行的宣判。在那部轟動全美的電影《耶穌受難記》中，導演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更將這一情節發揮和刻畫得淋漓盡致。其出處盡在《福音書》中。公元4世紀時，基督教神學的著名人物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說，就像該隱殺害亞伯一樣，猶太人殺害了耶穌；他們也就該像該隱被上帝放逐一樣，永失家園流離失所。猶太人漫長的苦難開始了……從此，在歐洲的歷史上，一有風吹草動，猶太人就成為被猜忌和被迫害的物件。 公元1347年，隨著一場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猶太陰謀論也像瘟疫一樣大規模爆發，天災之上又添了人禍，釀成了人類歷史上雙重的慘劇。
1347年的冬天，歐洲暴發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黑死病瘟疫。它從西西里、科西嘉等地中海島嶼登陸歐洲，僅在幾個月內便席捲了整個西歐和中歐。這場瘟疫的傳染性之強死亡率之高，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黑死病（Black Death或Black Plague，醫學稱之Bubonic Plague）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起源於亞洲西南部，約在14世紀40年代散佈到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根據估計，瘟疫暴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占人口總數30%的人死於黑死病。 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面板上會出現許多黑斑，所以這種特殊瘟疫被人們叫作“黑死病”。
對於那些感染上該病的患者來說，痛苦地死去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沒有任何治癒的可能。而當時也缺乏任何科學的手段來對付這一巨大的災難。黑死病所到之處，屍橫遍野，人煙斷絕，上至國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不能倖免。於是人們陷入了絕望的歇斯底里。當時歐洲的醫學知識遠遠無法對此作出正確的判斷，更沒有任何有效的醫療措施。驚恐萬狀的人們為了找到對災難的解釋，讓自己從無邊無際的絕望中解脫出來，於是這時候便流傳開來兩種解釋，這兩種解釋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很自然、很合理的，然而它們恰恰就是典型的陰謀論。不幸的是，這兩種解釋的矛頭和觀念，都對準了當時淪落在歐洲社會里的“異類”——猶太人。
這兩種解釋就是猶太陰謀論和“天譴論”。它們都是當時的人類對與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某種反應，試圖來解釋這些重大的事件發生的真實原因。然而，無論是“天譴論”還是陰謀論，都是形而上學的、不可證偽的理論，都是在事件發生的真實原因之外對原因進行解釋的觀念，因此也必然會脫離事件的真相。 如前所述，在歐洲歷史上，一有風吹草動，猶太人就是首當其衝的替罪羊。
這次黑死病的蔓延也同樣如此。風聲首先從今天瑞士日內瓦附近的小城西恩傳出：謠言說是猶太人在水中放毒，導致了這場大瘟疫的發生。這一流言似乎被一場審訊所證實：1348年秋天，猶太人藥劑師阿濟邁在刑訊逼供的情形下向西恩的法官們招供了投毒的罪行。從當時的法律來看，審訊是完全合乎程式的，即使動用了一點刑罰，也被認為是合理和合法的，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些刑罰包括：將犯人手足固定在牆上，然後從嘴裡灌進大量的清水，若不招供的話，那就繼續再灌，並在腳掌、腋下、性器等敏感部位塗抹油和硫黃，用文火烤到焦臭；最有效的刑罰據說是用鐵鉗將指甲一片片剝下，還有用絞索將肢體朝各個方向牽引。
總之兩次受刑之後，阿濟邁不但完全招認，甚至還以猶太《聖經》的名義發了誓：他在猶太拉比（猶太教的神職人員）的命令下，用蜘蛛、青蛙、蜥蜴、人肉、基督教堂裡的聖餐等配製成毒藥，然後再發給其他猶太人，讓他們投放到水井和河流裡，於是暴發了這場不知所以的瘟疫。 阿濟邁的供詞震驚了全城，城裡的猶太人立刻被盡數殺絕。流言傳播的速度甚至超過瘟疫，很快，法國和德國各地都開始審訊那些可疑的猶太人，並且都得到了和預想完全一致的供詞，甚至在完全見不到猶太人的地區，也找到了所謂被猶太人僱用來投毒的代理人。底層民眾對此深信不疑。一場迫害猶太人的血腥屠殺於是瘋狂地在歐洲大陸燃燒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