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長期的法治治理，貞觀時期的官吏都非常廉潔，豪門大姓也有所收斂，再沒有欺負百姓的劣跡；商人在運輸交易的過程中，再也沒有被盜和強買強賣的現象，馬牛在野外遍地都是；普通百姓晚上睡覺根本不用關閉門戶，因為根本就沒有偷盜現象。也許為了褒揚唐太宗的英明，史書中有誇大之辭，但貞觀時期的法律確實實施得比較好，當時吏治清明，執法嚴格，社會安定是不爭的事實。
唐太宗在推行依法治國的方針時，自己也帶頭遵紀守法。他知道天子也是凡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事事盡善盡美，難免會犯錯誤。不過作為一代明君，他確實具備普通帝王所沒有的優秀素質，一旦發現錯誤，他就能勇於承認並自覺改正。他認為身為天子，如能嚴格遵守法律，肯定會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
廣州都督黨仁弘在任時，全然不顧百姓利益，四處恃強凌弱，強搶民女，擅自賦斂，中飽私囊。因此他任內百姓怨聲載道，民憤沖天，後被人告發。本來黨仁弘的罪行按律當斬，但唐太宗念其有功，且年老體弱，想留其性命貶為庶人，從輕發落。唐太宗知道這樣不符合法律程式，特意向老天請求饒恕自己從寬處理惡人的罪過。朝中大臣認為雖然對黨仁弘從輕發落，但唐太宗並不是因為私情才這樣做，根本沒有什麼錯。
但唐太宗仍認為自己在處理這件事時有知人不明、未能善賞惡誅、以私亂法三項罪。他的這種明君風範得到了史官的讚揚。每個人都有忽視自身缺點的時候，所以唐太宗要求大臣時常提醒他自覺守法。貞觀十一年，魏徵向唐太宗進諫道：“目前我朝的獎罰措施也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比如量刑之中往往會受個人好惡和各種感情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今後還要進一步完善各種法律制度。”太宗聽了非常高興，當場表示願意採納他的諫言。
有一年，唐太宗聽臣下議論法官審案有不公正的現象，往往對有罪之人量刑過重，於是就詢問大理卿劉德威原因何在，劉德威說：“出現這種現象的責任在君王而不在官員，君王如果認為從重懲罰對治理國家有好處，執法官員當然會量刑偏重。如果想要改變這種風氣，只需要陛下當眾表明自己寬刑的態度即可。”太宗對此深感贊同，當即下令寬刑輕法。
貞觀十四年，御史彈劾刺史賈崇的部下犯了“十惡”大罪，賈崇非常害怕，因為按當時的法律，長官要連坐。不過，唐太宗認為，即使上古先賢都不能保證其親近之人均有賢德，比如陶唐氏的兒子丹朱就不賢；柳下惠是大賢，他的弟弟盜蹠卻是盜賊。聖賢尚且不能感化親人從善，現在對一個刺史做出這樣的要求，實在是強人所難。為此，唐太宗說：“如果刺史因此連坐，從今往後大家肯定會互相掩蓋罪行，這樣一來，真正的罪犯將無法受到懲治。”
他還規定，各州今後有犯“十惡”之罪的人，刺史無需連坐，但要積極配合抓捕罪犯，肅清奸惡。執法必嚴是法治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立法者不嚴格遵守法律，法官徇私枉法，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因此，唐太宗在帶頭守法的同時，也要求臣下必須遵守法紀，嚴格執法。他常說：“法律並不是為朕一個人服務和制定的，而是為國家、百姓服務的。”
貞觀四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我們君臣整天孜孜不倦，忙於國事，但朕還要用各種法律去約束大家，這不僅僅是擔心老百姓得不到公平，也是為了讓你們能長守富貴呀！朕深知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所以朕常心懷敬畏之心，絲毫不敢懈怠，諸位如果能常像我一樣敬畏天地，小心守法，不僅能讓百姓安寧，自身也會常得安樂。如果有人徇私貪汙，就會出現破壞公法、損害百姓利益的現象，即使醜事沒有敗露，內心難道就不害怕嗎？內心常懷恐懼，肯定會損害身體而得病死亡，諸位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
從古至今，懲治貪官汙吏都是大快人心之舉。貞觀四年，唐太宗詔令各級官吏，徇私貪汙既損百姓又損自己，一經發現必定嚴懲。為了嚴肅法紀，每當處斬罪行嚴重的貪汙犯，唐太宗都會詔令各地來京官員觀刑，以示警戒。濮州刺史龐相壽在貞觀初年是個臭名昭著的貪官，貞觀三年曾因貪汙被唐太宗退賠撤職。作為秦王府舊部，他上書唐太宗，希望唐太宗念及舊情，從寬處理。唐太宗一時心軟，認為他是因貧困才行貪汙之事，於是決定讓他官復原職，並賜絹百匹。
魏徵聽說後，當即勸諫道：“僅僅因為龐相壽是陛下的故舊，陛下便徇情枉法，這是有違法度的。現在陛下不但讓貪汙者官復原職，而且還賜予錢物，這樣不但無助於他棄舊圖新，改惡從善，還會讓過去的秦王府舊部心懷幸，認為即使犯法也不會受到懲罰，從此陛下的親朋故舊就會藐視法律，眾人會因此不服。唐太宗深以為然，於是親自對龐相壽說：“如今朕雖然是天子，但作為四海之主，決不能偏袒親朋故舊。如果寬赦你，其他人難免會有意見，從此不再誠心誠意為國服務。”龐相壽無計可施，只好認罪伏法。
由於唐太宗施行德化和律法統一的治國方針，國內很快便呈現一片清明景象。貞觀六年十二月，唐太宗在檢視囚犯名冊時，看到被判死刑者即將失去性命，心生憐憫之情，當即下令將這些人釋放回家，待來年秋天再回來受刑。等到貞觀七年九月，在無人監督和催促的情況下，被釋放的390名死刑犯人全部按時回京報到。唐太宗認為他們信義尚存，於是下詔全部赦免。當然，這種赦免在貞觀年間是非常罕見的，因為唐太宗反對頒佈大赦令，他常說“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唐太宗認為如果大赦，赦免的是賊人，而受害的是百姓，況且頻繁大赦會使罪犯產生僥倖心理，這樣一來，法律就起不到懲戒罪犯的作用，導致犯罪數量增多。貞觀年間，唐太宗發揮治理天下的大智慧，按照儒家治國思想，注重道德和法律的統一，實現了封建社會少有的清明之治，開創了中國封建歷史上力求社會和諧的先河，為後世帝王治理天下提供了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