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功名顯赫，卻始終不忘克己自省，這源於其高尚的道德修養與一生堅持不懈的修身養性。曾國藩始終將“修身”二字作為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首要原則，他曾在家書中多次提及“日課四條”，即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這四個方面的內容可謂其修身思想的主要內容。
“日課四條”最早出現在曾國藩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所寫的日記裡，最初為“細思古人修身工夫，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這天他已經處理完天津教案，離開兩江總督的職位，將在第二天覲見皇帝后南下金陵。這個時候的曾國藩身體狀況每日愈下，自己知道不久將離開人世，回想這一生波瀾壯闊的經歷，曾國藩將其修身的內容總結為“慎獨、主敬、求仁、思誠”這八個字，用來督促自己。
後來，為了用其修身思想來教育子孫後代，曾國藩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書信中再一次提到了“日課四條”，即“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與日記中相比，第一條中的“安”改為“泰”，第四條中的“思誠”改為“神欽”，雖然個別文字有所改動，但是意思基本一樣。因此，曾國藩修身思想最終以“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定型。“慎獨”是曾國藩修身思想的首要內容，尤為注重養心，而“主敬、求仁、習勞”則是更加註重養身的重要性。
慎 獨 則 心 安
慎獨則心安，就是說個人在獨處時謹慎小心，在任何時候都會心安。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注重養心（即精神、思想）的重要性，認為人之所以身體多病，是因為心裡的疾病所致，所以治病要先治心。“一切由心所生”是佛教思想中的唯心主義內容，固不可取。但是，佛教中的病由心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治病要先治心，更為注重精神與思想的重要性。作為以傳統思想文化為理論基礎形成其修身思想的曾國藩首先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慎獨則心安，守身之先務”。因此曾國藩認為，慎獨是個人修身的首要任務。
慎獨作為傳統儒家思想養心的內容之一，對個人的自覺具有很高的要求。《大學》中說：“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古君子慎其獨也。”又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古君子慎其獨也。”《中庸》中提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大學》與《中庸》將“慎獨”作為道德修養的一種境界，用來強調君子在獨處時，也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從而用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曾子、孟子都曾提到過慎獨的重要性，發展到宋明理學時期，思想家們更是將慎獨作為修身思想的內容之一，尤為重視個人獨處時的行為舉止。
曾國藩融合傳統各家思想的基本內容提出“慎獨則心安”，意思是說個人在獨處時也要謹言慎行，行為光明磊落，以提高自身修養，求得心裡安穩踏實。曾國藩認為養心是個人修身之道中最難的內容，既然心裡知道有善惡之分，卻不能竭盡全力去揚善去惡，則是一種自欺的表現，一個人有沒有自欺，只有自己心裡清楚，他人是無從知道的。能夠慎獨的人，敢於心無愧疚地進行自我反省，不會有因為行為端正卻心存愧疚而退縮的時候，對於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天地鬼神相對質。人如果沒有事情可以讓自己愧疚，那麼面對天地與鬼神的時候都是神色坦然，心情愉快的。因此，曾國藩把慎獨作為人生的“第一自強之道，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
自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 1842 年）拜理學大師唐鏡海先生為師，請教讀書修身的方法並開始學習理學知識起，曾國藩就開始注重慎獨的修養工夫。曾國藩體質較差，而他經過多次思考將得病的根本原因歸結於心，認為心是引起一切疾病的根源。因此，曾國藩慎獨的修養工夫以養心為重，其養心主要從靜、省、欲這幾個方面來實現的。
首先，靜即靜心。曾國藩每天不論什麼時候，都要靜坐一會，以體驗靜極生陽來恢復自己的仁人之心。曾國藩認為靜坐養心可以治癒身體的疾病，因此他在日記和家書中多次提及靜坐。為了更好地實現靜坐，曾國藩曾經多次遷居，為節省路途勞累，他計劃搬入城內，可是發現城內由於應酬太多而無法靜心，又將家人留在城內而自己搬到城外寺廟。在寺廟裡，曾國藩以一個閉關修行的和尚來要求自己，並不斷讀聖賢之書，以淨化身心，祛除疾病。曾國藩認為“若不靜，省身也小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在靜坐的過程中，曾國藩不僅治癒了疾病，而且達到了靜心的效果，使其“靜”的工夫上升到了道德修養的境界。
其次，省即反省。荀子曾經說過：“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明知而行無過矣”，意思是說博學的君子應該經常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檢查並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在遇到事情的時候就可以保持明智清醒的頭腦，行為也沒有多大的過失。曾國藩在其一生之中，不斷反省改過，自我檢查，時時恪守著荀子的這句話。他在不斷的反省改過中，改號“滌生”，滌，即洗滌，意思是洗滌過去沾染的汙濁，生從前的所有事就如昨天已經死去，從今以後所有的就如今天新生的，這是曾國藩不斷反省改過所得出的字號。在他以後的修身生涯中，曾國藩不斷反省改過，克己自省，曾有一段時間將其日記命名為《過隙影》，作為自己人生的錯題本用來不斷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梁啟超說曾國藩的成功並非天生就聰明，而是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反省自己。由此看來，曾國藩將自省作為自己人生的必修課，慎獨的一項重要內容，貫穿於他的一生之中。
最後，欲即遏欲。曾國藩說：“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告訴世人要遏制自己的慾望，不能疏忽任何一個細微之處，只有這樣不斷堅持自省，才能夠問心無愧，心胸泰然自若。他不僅靜心休養、反省改過，還能夠遏制自己的慾望，包括對名利、榮譽、錢財、地位等慾望的遏制。曾國藩認為，慎獨是由心誠所積得來的，“君子獨積誠為慎，小人獨積妄生肆”，只有“意誠”，一心一意，去欲存理，剋制慾望，保持本心，才能夠得到高尚的道德修養，從而達到修己達人的效果。
曾國藩提出慎獨則心安為守身之先務，認為透過靜心、反省改過、遏制慾望幾個方面的行動能夠達到慎獨的效果，以達到自己心裡安穩踏實的效果。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身心修養的結合，曾國藩以慎獨來養心，同時以養心為基礎，提出主敬、求仁、習勞相勉，追求身心結合的個人修養內容。
主 敬 則 身 強
敬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建設的範疇之一。從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學時期，敬的修養工夫一直居於個人修身的重要地位。孔子時期用敬來教育別人以禮待人，而宋明理學時期則將敬作為修身進德的宗旨予以闡釋。為發揚理學思想中“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曾國藩在融合各家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主敬則身強”，就是說在待人接物，為人處事時有恭敬而莊重的態度，身體自然會不斷強健。與慎獨注重內心修養的特徵相比，主敬則更加註重內外兼修。
曾國藩主敬的修養工夫是從其學習理學思想開始的。在“修身十二條”中，曾國藩就將主敬作為首要內容，認為敬就是整齊嚴肅，任何時候都要謹慎小心，沒有事的時候心裡安穩踏實，有事的時候能夠專心致志。後來，在用以自警的《五箴（居敬篇）》中，曾國藩將敬作為獨立的內容專門予以論述，在其日記中更加簡明地闡述了“敬”的主張，即“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曾國藩將“敬”作為自己修身養性的重要手段，貫穿於其一生之中。到了晚年，曾國藩總結其一生主敬的修養歷程，在“日課四條”中提出了“主敬則身強”。在遵照儒家內聖外王修身道路的基礎上，曾國藩將“主敬則身強”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是敬的工夫；“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氣象；“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驗。因此，根據曾國藩的思路，可將其主敬思路總結為三個層面：
首先，“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是敬的修養工夫。“敬”則靜，曾國藩認為，“內而專靜純一”就是要保持內心真正安靜的狀態，才能抵禦外界的誘惑。因此，曾國藩主張個人要不斷提高自己內心的修養，就要以慎獨之心保持自己的本心，不斷做到內心具有仁義禮智，忠恕之道。只有內心的修養達到一種至高的境界，才能夠做到“外而整齊嚴肅”，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夠兢兢業業，井井有條，以禮的規範來待人。
其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表現。曾國藩主張的只有內心達到一種專靜純一的虛靜狀態，才能夠做到外而整齊嚴肅，如何做到外而整齊嚴肅呢？曾國藩認為用一種“禮”的規範來實現，即出門就像看見貴賓一樣，而待百姓就跟大祭司一樣，這是敬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其“主敬”的認識就來源於傳統儒家文化“禮”的思想，因此“禮”是曾國藩實現“主敬”思想的主要渠道。在曾國藩看來，“禮”具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注重禮儀規範，對人對事能夠以禮相待，使一切事物都在有禮有序的氣氛中進行；二是應恪守以禮為重的封建等級制度與綱常名教，尤其是以先秦儒家為基礎的三綱五常的封建論理道德秩序。曾國藩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是在主張以“禮”為基礎，遵守倫理秩序，才能夠達到外而整齊嚴肅，從而修己安人，贏得天下人的心。
最後，“修己以安百姓，篤公而平天下”的是敬的效果。曾國藩的修身思想是以先秦儒家“內聖外王”的道德理想為目標的，因而以禮為重的主敬思想其實是其實現內聖的途徑，而修身養心的最終目的是為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而服務的。因此，曾國藩謹遵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認為主敬的最終效果是要達到“修己以安百姓，篤公而天下太平”，就是說自我修養的目的是為百姓平安，而忠誠篤實則是為天下太平。
總之，曾國藩提出“主敬則身強”，認為人如果能夠以一種恭敬莊重的態度待人接物，為人處事，自然就會使自己的身體日益強健，反之，不求上進，追求安逸，恣意放縱的人就會漸漸墮落，身體也會逐漸衰弱。這是曾國藩追求自強不息，修己安人修養工夫的表現。
求 仁 則 人 悅
“仁”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曾國藩修身思想的理論淵源之一。曾國藩在繼承先秦儒家“仁”學思想基礎上，吸取傳統之學中萬物本源論與佛家眾生平等思想的基本內容，提出了“求仁則人悅”，就是說對人有愛心的人能夠使人身心愉快。
受傳統萬物本源論思想的影響，曾國藩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理氣而來，所以人一生下來，就得到天地之理形成自己的心性，得到天地之氣形成自己的形體。正如曾國藩所說“我與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就是說，我和民間所有的事物，都是同源的。因此，曾國藩主張，官員應該以一顆仁德之心來對待百姓以至於愛護萬物，從而達到至善的效果。然而，如果人只知道愛自己卻不知仁民愛物，就會和我與民物同出一源的道理相違背，同時也辜負了上天所賜予的寬厚仁德之心。
曾國藩謹遵孔子仁學思想，倡導用一種寬恕之心（即恕）來維護仁的道理。曾國藩認為，求仁之“仁”則為“恕”。“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是其對仁與恕關係的論述。就是說個人應該具有博大的胸襟和寬廣的胸懷，以諒解他人的疾苦。人如果讀古書學習知識，粗淺的知道了其中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會產生一種後知後覺的責任感。可是，如果瞭解其大意而不知道以一顆寬厚仁德之心人來施以教養與恩惠的話，就會辜負上天賦予的寬厚仁德之心。因此，“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曾國藩對讀書學習瞭解大意之人的要求。也就是說，有財富、身份與名望的人，是不願意高高在上，以至於自立自達在所有人中間的，但如果將這種自立自達的道理推廣到天地之間，做到推己及人，自立先立人，自達先達人，就能夠得仁而人悅。
曾國藩以儒家內聖外王的道德理想為目標，提出“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的身心交養的修身思想，其中貫穿了敬、靜、省、仁、禮、恕等內在修養的基本內容，但是該如何將其貫穿於一身，是其最終的思考，基於這一方面的思考，曾國藩提出了“習勞則神欽”。
習 勞 則 神 欽
習勞則神欽，就是說習勞苦的人能夠得到鬼神的敬重。勞與勤相聯絡，勤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曾國藩修身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曾國藩對其理解研究的最多。曾國藩認為，勤是人生的第一要義，無論是持家、做官、治軍，還是求學，都要以勤為本。慎獨能夠使人心安，主敬能夠使人身強，求仁能夠得到人悅，但若不勤於實施，所有的主張將只是一紙空文，因此曾國藩主張在任何時候都要懂得習勞苦。
習勞則神欽，其意思是說習勞苦則鬼神敬重。正常的人，無論貧賤或者富貴，愚笨或者聰明，老年或者年輕，都具有好逸惡勞的缺點，從古至今無一例外。因此，曾國藩認為，人每天所做之事，所出之力必須與其所吃之飯，所穿之衣，所花之錢相匹配，就是自食其力的人，連鬼神也會贊同的，反之，如若富貴人家錦衣繡袍，高枕無憂，貪圖享樂而不思勤勞，就連鬼神也是不贊同的。由此可見，曾國藩求追的是一種萬物平等的思想，而宋代詩人張俞所作的詩：“昨夜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則描述了一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曾國藩的習勞苦的思想正是在批判那種不平等的現象，以此來告誡後人要將勤勞作為人生的必修課，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是腰纏萬貫還是身無分文，無論是位極人臣還是普通百姓，都該以身作則，將勤勞的思想發揚光大。
曾國藩說：“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為餘辜。”因此，曾國藩認為勤勞可以使人延年益壽，神靈敬重，反之則不然。基於此，曾國藩在選用人上，也是擇勤而用之。
綜上所述，曾國藩修身思想以“內聖外王”為目標，在實踐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其修身思想，最終以“日課四條”作為其修身思想的主要內容，包含了個人修養由內而外，由心而身的修養道路，留給後人一份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與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其所獨有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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