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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到了夏天，大家都不願意出門活動，而是更喜歡躲在家裡，享受著涼爽的空調冷氣。但是在古代，空調和電扇還沒有被髮明出來，一旦到了炎熱的夏天，普通人家只能躲在樹蔭下乘涼，或者扇扇小扇子。而一些有錢的人家還可以買昂貴的冰塊降溫。
但是，這些方法在乾隆八年統統失去了作用，因為在這一年，迎來了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酷熱高溫天氣。
乾隆八年夏天的那團“火”
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剛剛上任八年的乾隆皇帝還忙著處理國家大事，此時的他還不是後來那個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切看上是那麼的去風平浪靜。
然而，就在這一年，乾隆和他的臣民們將迎來一次來自上天的考驗。這考驗，就是那團炙烤了整個中原大地的高溫之火。
這一年的夏天到底有多熱？先來看看具體的溫度資料
後世的學者們根據現有的清朝資料換算得出，乾隆八年七月二十至七月二十五日這五天內，華北平原各大地區的平均溫度達到了40攝氏度，而京城的溫度竟然高達44。4攝氏度。
而自從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的最高氣溫也僅僅是40攝氏度，這已經是極為罕見的溫度了。
在乾隆八年那個沒有空調和電扇的年代，44。4攝氏度的高溫足以把人熱死，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
根據史料記載，在乾隆八年的北京城地區，共有11000多人死亡，而奪走他們生命的正是那驚人的高溫。
要知道，經歷了明末的大戰後，北京城的人口銳減，總共也就在50萬人左右，而這些人中有50分之一都死於那年夏天的高溫，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
對於這場高溫波及的範圍，可以透過各地史料來窺探一二
乾隆八年的這場酷熱，不僅僅是在京城地區，而是波及甚廣。
浮山縣是山西臨汾的一個縣，而此縣的縣誌《浮山縣誌》曾這樣記載：
“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
講的通俗一點就是：農曆五月份的時候，天氣已經很熱了，有很多行人在路上熱死，而京師更熱，在京城做買賣的浮山縣商人有很多都熱死了。
《續天津縣誌》中也記載了當時天津的情況：“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這說的是由於天氣太熱，天津地區的土地和石頭都乾裂燒焦了，很多人們都因為酷熱而死。
除此之外，中原地區幾乎都遭了這場天災，直隸省保定府（今河北保定）“天氣亢旱”，山東青城縣記載有“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而石家莊更甚，史料記載有“日中鉛錫銷化”，是說天氣熱的連鉛和錫這種重金屬都直接融化了。
從這些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無一倖免，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旱災，這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極端天氣。
當然，作為皇帝的乾隆可沒有那麼多時間感嘆天道不公，這場天災對他和他的江山來說是一場極大的考驗。
在當時，已經有傳言說這是因為天子失德，所以上天降下災禍，警告天子。此言一出，把乾隆氣的不輕，他已經感覺到，如果不盡快處理好這場天災，激起民變，正處於鼎盛的大清王朝將遭受重大的打擊。
為了應對這場災禍，乾隆皇帝雷厲風行，手段盡出
在乾隆之前，上一任皇帝雍正帝曾花大力氣進行全國性的改革，因此乾隆登基後的朝廷吏治還是比較清明廉潔的，權臣和珅還沒有出生，而乾隆本人也正是青年壯志的年齡，並且此時的國庫還是十分的充足，這就為朝廷賑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賑災政策一：廣設粥場，安置災民
於是，在高溫導致的旱災剛剛爆發時，乾隆皇帝就從國庫調集了40萬石糧食，分發給受災的京城地區。並且，乾隆皇帝還下令登記各府縣受災的百姓數量，並按照受災的嚴重情況進行針對性的賑災。
此外，乾隆命令在京城、直隸等各個受災的地方設立粥場，按照憑證發放糧食，並就近安置災民。在救濟災民的同時，乾隆也沒忘了疏散災民，防止爆發瘟疫。
賑災政策二：以工代賑
以工代賑這一招可謂是源遠流長，並且直到近些年還在用，在安置百姓、復甦經濟上可謂是無往不利。
為了疏散越來越多的災民，朝廷下令在景州興建土城，並招募無家可歸的流民前往工作，這種賑災的方法和模式大大減少了京津地區的流民，緩解了朝廷的壓力。
從這裡就能看出來，當時的清朝對於賑災還是很有一套的。
賑災政策三：打擊黑心商人，官府借給災民麥種
為了讓這些災民返回家鄉，而不是聚集在京城地區，清王朝下令讓地方官出面勸導災民回家，並借錢和小麥的種子給他們，幫助他們恢復生產。
除此之外，朝廷還大力打擊那些企圖在災禍中獲利的黑心糧商，穩定市場上糧食的價格，並嚴令各地官員懲治那些趁火打劫的不法商人。
就這樣，乾隆和他的臣子們完美的處理了這次天災，清王朝憑藉著其雄厚的國力有驚無險的抗住了這次天災，也為後世的人們留下了抗災救災的典範。
客觀來說，這次災情處理，清王朝的處置還是令人稱道的。這也說明，只要擁有堅定的決心，冷靜的處置，有條不紊的應對，無論多麼大的災難都可以被戰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