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東陵、西陵的諸皇帝陵寢中，從順治帝開始，一直到嘉慶帝，都建大碑樓，並立有聖德神功碑。而自道光以後的諸位皇帝，就沒有了這一建築。據清宮史料的記載，這個規定是道光帝定下的，他在遺詔中旗幟鮮明地表示，自他以後不再建大碑樓、聖德神功碑即華表等建築。
本來，清代各皇陵的建築細節都各不相同，處於不斷完善發展之中。而取消大碑樓和聖德神功碑，則是在根本上動搖了皇陵的規制。
聖德神功碑，是記載皇帝生前功勞的，可以說是嗣皇帝為先皇的蓋棺定論，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歌功頌德的美言。這一點無論是在順治帝的孝陵還是康熙帝的景陵中都可以看出。
道光帝留下遺詔取消了這一至高的榮譽，顯然讓人捉摸不透。按照道光帝本人的解釋是：朕敬紹先型，謹遵前制，固不敢稍涉奢靡，失朕初心，亦不敢過從簡陋，有所難言。但恐將來踵事增華，有加無已……俾世世子孫仰體此意，有減無增，永守淳樸家風。
道光帝的這番話如何解釋呢？說白了就是為了節約，就是為了讓後世子孫建陵時效仿他的陵制。可事實真的就如道光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節省嗎？
道光帝在清代諸帝中最勤儉節約，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但這並不說明道光帝對營建自己陵寢也是一切從簡的，相反，他在建陵的花費上，在清帝中當屬首位。
按清制所謂的“昭穆之制”，道光帝的陵寢應建在東陵（因為他的父皇嘉慶在西陵），起初道光也是這樣做的，他將陵址選在了東陵境內的寶華峪，從道光元年開工到道光七年九月完工，歷時6年多。
完工當年，他就將孝穆皇后遷葬到寶華峪地宮。可沒想到，第二年就出現了地宮滲水，於是道光帝以此為由，將寶華峪陵寢拆除，搬遷到了西陵的龍泉峪，又花了4年時間建起了現在的慕陵。
也就是說，道光皇帝在位30年，為自己修建了兩個皇陵，其花費自然十分龐大。按理說，地宮滲水也是常事，像康熙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都出現過滲水的現象，但他們都是經過維修，解決了滲水的問題。
一向以勤儉自詡的道光帝在建陵一事上如此固執，不惜工本，其原因就是出於他的私心，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清西陵選擇一個吉地，葬在他的父親嘉慶的旁邊。
再來說道光帝一反常態不建大碑樓和聖德神功碑。立碑立傳是古人死後的一項至高榮譽，王侯將相尚且如此，何況道光乃是堂堂的九五之尊呢。之所以這樣安排，絕非向道光帝自己說的那樣冠冕堂皇，是為了節省成本，而是另有苦衷。
我們知道，道光在位期間，正是中國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道光二十年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大清的國門在英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下洞。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從來未曾發生過的；，而對於道光帝來說，自大清入關近二百年來，這也是外夷第一次在中國的本土上耀武揚威。
大清國戰敗了，而且還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讓天朝上國的顏面何存，讓道光帝的顏面何存？更可氣的是，英國人不僅獲得了2000萬兩的賠款，還硬生生地從大清的版圖上割走了香港。
道光帝的傳統思想很濃厚，他本想做一個守成的君王，不想這個美夢被英國人給踐踏了，回想起他的祖父乾隆，曾經在英國人面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帝王尊嚴，他的內心觸動極大。
就在《南京條約》簽訂的前一天晚上，道光帝在奉先殿的外面唉聲嘆氣，一晚都不能入眠。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始終不能釋懷。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道光帝的性格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沒有知恥而後勇，而是甘於墮落，沒有下定決心讓國家自強，反而對於政務的處理也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道光帝渾渾噩噩，早已失去了當年中興大清的雄心。
正是源於這種心態，道光帝在他臨終前留下了遺詔，特地減殺了慕陵的大碑樓及聖德神功碑的建制，而且還叮囑咸豐帝不要將他的牌位供奉太廟。看來，道光帝還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並無“聖德神功”，就連配享太廟也不配，生怕九泉之下無顏面對列祖列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