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王朝由明君變昏君的可以數出一長串：商帝太戊，早年任用尹伊子尹陟為相，又用巫咸味輔佐，商國勢強盛，諸侯來朝，但是晚年，太戊變成了一個昏君，一心求長生藥。齊桓公早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後，任用易牙、豎刁等小人，致使齊國內亂，各公子爭位不休，齊桓公被囚禁暗室活活餓死。漢武帝早年鞏固了文景之治，加強了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文明交流，晚年迷信鬼神，修煉丹藥，聽信小人讒言，因巫蠱之禍逼死皇后與太子，使朝綱不振，西漢從此衰頹。梁武帝早年平定天下，指揮得當，恢復生產，江南大治，晚年舉全國之財富佈施，招侯景入朝，終於亡國。此外還有梁惠王、漢武帝劉徹、漢新帝王莽、魏明帝曹睿、吳大帝孫權、晉武帝司馬炎、前秦宣昭帝苻堅、隋煬帝楊廣、唐太宗李世民、武周聖神皇帝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唐憲宗李純、唐莊宗李存勖、唐明宗李嗣源、唐烈祖李昇、楚武穆王馬殷、漢高祖劉？、蜀高祖王建、金章宗完顏璟、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鈞、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等，歷代有點作為的皇帝，97%到晚年變成昏君或昏王，這個比率很讓人震驚。
而變成暴君的則有秦始皇、隋煬帝楊廣、吳末帝孫皓等，細算起來比率也不少。
為什麼歷史上只有明君變昏，卻幾乎沒有昏君變明，只有仁君變暴，卻幾乎沒有暴君變仁的？歷代昏君如胡亥、司馬衷、漢元帝劉奭、漢成帝劉驁、北齊武成帝高湛、北齊後主高緯、陳後主陳叔寶、唐肅宗李亨等昏君從一開始就昏庸，且能保持昏庸幾十年不變，而且更奇怪的是還能一路凱歌唱到最後，確實讓人不可思議。
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
1、民間思想家的缺乏。中國自諸子百家之後，民間思想家就絕跡了。民間思想家有什麼用？民間思想家主要是給人類必須面對的各種嚴肅問題提供代價最小的那種答案的人。由於民間思想家的缺席，或者被禁言，導致民間思想貧乏，各種精神問題也會爆發。因為民間思想家缺乏，而所謂的官方思想家都是儒家，儒家的思想並不能解決長生的可能性、制約權力、權力的本質、人的本質、慾望的本質、時代變化的本質等問題，這些深邃的問題在儒家那裡都找不到答案，而這些問題是必須交給民間思想家去開發，去探討的，由於民間思想家的缺乏，一些聰明的人在事業的巔峰或者在人生成熟的年紀一定會碰到的問題得不到提示或解答。當這些君王獨自面對這些深邃的問題的時候，由於缺乏深邃的思維，尤其是邏輯思維，他們只有任性去面對，於是產生了各種荒唐的做法。
2、由於明君周圍都會有一個親密的團體，所謂嫡系臣將，所謂的親信，這樣長期混跡其中，昏庸就產生了。人類哲學已經證實，集體有兩個本質屬性：弱智和作惡。人只要走進集體中便免不了患上這兩種病：集體弱智病和集體作惡病。人只要一走進集體中，弱智和作惡的慾望就必然會釋放。先秦古人辦事時最講究“大事不謀於眾”（《史記商君列傳》：“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為什麼？就是為防止人走進集體的時候變得弱智和暴惡。其實中國人是最早發現集體本性裡有弱智和作惡傾向的民族，中國古人的智慧真是深遠莫測。
3、恆心之難。一個人要永遠保持明智，除了獨立思考外，還需要有保持獨立思考的恆心，而恆心之難，豈易言哉？何況人到老來，精力和腦力都不足，再要保持年輕時的恆心和毅力，太難了，對於一個普通的人尚且如此，何況是一個安逸慣的人？所以陶侃運甕，自謂習勞，這裡面是有很深的道理在裡面的。
4、安逸磨滅銳氣，權力腐蝕了大腦的光輝。壯年就已經成就大業，安逸使人缺乏了向上的勁頭，每天在權力的頂峰，高高在上，看問題早已習慣於凌空高蹈和不及物的思維。而任何不及物的思維，都是很難解決物的。
4、好大喜功。不少皇帝都想成為千古一帝，到了暮年感到時間緊迫於是好高騖遠，樹立一些不實際的目標，甚至一些超越人類能力之上的荒唐目標，魯莽躁動，勞民傷財，必然失敗。即使是看到一些實際的小問題，又因為長期在集體弱智病中，改革或者軍事行動過於倉促，最終失敗。
5、對於擁有的焦慮。古代帝王擁有權力，固然有高高在上的欣喜，但是同時也必然有一種失去權力的恐懼。由恐懼帶來的失去權力的焦慮，使他們瘋狂於猜忌他人，甚至草木皆兵。面對威脅王位的人及絆腳石，他們必然會清空，於是產生了各種株連和暴政。這就是為什麼仁君變暴的原因。
6、古代缺乏對帝王能力、精力、心理和智慧的測試機構。如果不能給在位的帝王以民意、精力、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程式。皇位的繼任，任由帝王自己想怎麼折騰就這麼折騰，這個明君一旦發生了心理健康或能力上的意外，整個國家就會跟著倒黴。北齊的高洋就是這樣，一個間歇性發作的精神病人，居然在帝王的寶座上一路凱歌唱到了最後。此外還有司馬衷、苻生、石虎等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精神障礙。這些帝王的精神障礙病，只有少數御醫和皇帝的親信知道，民間根本是毫不知情，更不用說公開測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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