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明不得不提起張居正，正是萬曆初期轟轟烈烈的十年改革新政，才使得後人對幾十年後的崇禎覆國而唏噓不已。張居正出生於嘉靖四年（1525），死於萬曆十年，顯而易見，他的大半生是在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統治下。
嘉靖朝歷時四十五年，張居正從童蒙到中舉成進士入翰林，出任朝廷官員，對社會安危、官場冷暖、人際關係的波詭雲居，都是伴隨著嘉靖朝自初葉到末葉此一特定階段經歷而來的。因此他的嚮往和理念，彷徨和憂慮，以及後來萬曆新政的孕育和政見主張的定型，與嘉靖一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嘉靖皇帝朱厚熜其人，有著突出的性格特點和個人特點。他因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無子，才得以近系旁支的外藩世子的資格被選繼帝位。他不僅智商高於常人，思想反應也很敏銳。特別是在關係到本人威望和厲害的問題上更是如此。他登基後從不放鬆掌握權柄，而且喜怒莫測果於殺伐；遇事堅持己見固執不移；性格多疑，絕不允許逆耳之言的存在。
嘉靖在位期間，曾極端固化地堅持貫徹執行過兩件大事：一是為“議大禮”而興大獄，而是執迷地崇通道教中的方士尋仙之事，潛心修玄並用以支配政治。
這兩個方面，在當時都被認為是有悖於傳統宗法倫理，有悖於為君之道的。也正因為這兩件在嘉靖一朝長期佔據朝廷主要精力的個人私事，給中晚明朝的國政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後來張居正新政改革初衷即在於此。
所謂“大禮議”，表面的爭議焦點是確定繼承皇位名義的問題，實際上是由於嘉靖自認為，本人由外藩入繼以旁支嗣位顯得遜色，總想透過更定禮儀的形式來取得朱氏皇統正宗的地位。
朱厚熜的父親朱祐杬是明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的庶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的弟弟，也即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叔父，成化年間被封為興王，嘉靖皇帝朱厚熜即是以朱厚照堂弟的身份入繼大統的。
因此，按照傳統宗法倫理，朱厚熜理應尊弘治皇帝為皇考，稱自己的生父朱祐杬為皇叔父，母親蔣氏為皇叔母。但是他堅決不同意這樣的安排，認為自己應是以成化皇帝嫡孫的資格入繼，只承認弘治皇帝為皇伯父，正德皇帝為皇兄。
不僅如此，他還要稱自己的父親朱祐杬為興獻帝，母親蔣氏為獻後，專門建立宗廟，墳墓改稱為顯陵，按照其他已故皇帝尊加諡號的習慣。也就是說，嘉靖要在成化之後，弘治和正德之前塞進去一個追封的死皇帝。如此，則弘治和正德也就被當做旁支了。
這樣的做法立即激發起了一場大爭論，朝議沸騰，廷臣分裂。以顧命大臣、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為首的一派堅持反對，他們主要是根據和儒家的宗法綱常倫理，特別是宋代大儒程頤所闡釋的觀點，認為為人後繼者只能稱親生父母為伯、叔父母。楊廷和的主張符合當時社會士人的傳統認識，所以得到大多數臣僚和士大夫的支援。
“以皇考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無後，今又以考興獻而伯考宗，遂使孝宗亦無後。”《明通鑑》卷五一
另一派則是迎合嘉靖為其主張找學理根據，充當辯論喉舌的以進士張璁、主事桂萼、員外郎方獻夫為首。他們或是新中科舉，本屬於中下級官吏，都存在投禮儀之機以求騰達的不純用心。他們的主要理論是“繼統不繼嗣”，不繼嗣當然要保留本生父母的名分，不能認人之父母為父母，更不能因入繼帝位而絕父母的生育之恩。
“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明史·張璁傳》
這一類具有挑撥性的語言最能觸動嘉靖內心深處的憂慮從而引起共鳴。因此，嘉靖對於表示異議的大臣給予狠狠打擊。凡是上書死諫的臣僚，無不遭到貶斥、廷仗、逮獄、貶戍的懲處。甚至連顧命重臣楊廷和、毛紀等也相繼被貶斥而去。而對於那些善於窺測意旨，巧於迎合的人則破格提拔，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也因此被破格擢升入內閣。
客觀地說，大禮議之爭本身不過是茶杯裡的風波，對立的兩派各持一端，其實並沒有絕對的是非。捍衛舊傳統觀點的一派似乎過於迂腐，而贊成政統立廟一派也難辭於諂媚。而真正挑起這場漫長而激烈爭論和搏擊，造成朝臣分裂為勢不兩立營壘的正是嘉靖本人。
他不惜用殺伐大臣的極端手段，不惜以國政停罷、朝綱大亂為代價，不惜在剛登基之初製造出嚴重的朝政危機，以換取到繼統不繼嗣的名義，和為已故之父爭取到一個皇統諡號。深究其用心，絕不僅僅是給親生父母奪取躋身明代帝后正式序列的至尊殊榮，而是為了滿足自己所渴求的天潢貴胄的虛榮心理。
而嘉靖皇帝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喜好方術。這裡所說的方術，是指信奉道教的一個分支，即摒棄清修，而著力於大搞齋醮、祥瑞、燒煉仙丹以求長生不死的邪術教義。作為一國之君，嘉靖沉迷於長生邪說，必然對國家社會政治產生極壞的影響。
嘉靖自登基之始，即在宮內欽安殿屢事齋醮、焚奏青詞，舉行一系列繁瑣的儀式，其特異的精神狀態已令群臣感到驚駭。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劉宇等早在嘉靖元年即為此上書爭諫，但均被置之不理，這也暴露出新皇帝與朝臣們存在的重大分歧。
嘉靖的頑固迷信，有歷史的和個人的根源。其父朱祐杬和其母蔣氏都是道教的虔誠信徒，長期以來就在王府中招攬方士，因此嘉靖在這方面的信仰，是從小即在家庭中深深植入的。
對於正德皇帝盛年而崩，和他本人之能從外藩世子驟然被宣入繼位黃袍加身，當然也被認為是得益於神靈庇護。因此他登基後，便每天清晨拜天於宮中，用以感謝上蒼恩賜。與此同時，由於他從小多病，他更寄希望於方士的神蹟仙方，奢想透過修玄以邀長生，能以地上帝位之尊同時序入仙班。
而類似的祈求也必然會反映到政治上。既希望永葆玉帝庇護，又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以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就需要不斷建醮祭祀以表達對於神仙的虔誠，不時委任一些方士作為神人之間的中介信使，將統治權的穩定和鞏固寄託於上蒼。
為表示虔誠，嘉靖命令內閣大臣撰寫青詞以供皇帝祈敬上蒼之用。所謂青詞，是一種使用金墨寫在特製青藤紙上，用各種華麗頌詞稟告玉皇大帝諸神，祈求庇佑的特殊檔案。嘉靖深信這是邀請天神垂愛的有效渠道，是修玄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終其一朝上奏青詞的事業不休。
許多大臣為曲順帝意，寧置國家政務與不顧，卻將主要時間精力用於撰寫這種對偶奢華、內容空洞荒誕不經的禱告文字，嘉靖也將是否能巧於揣摩帝意，是否精於和勤於撰寫這種青詞，作為界定臣僚是否忠誠可信，是否有能力才幹的主要標準。
自嘉靖三年以後，被選入內閣大學士的人，幾乎都是因為專心撰寫過青詞而提拔重用的，諸如夏言、嚴嵩、徐階、李春芳等歷任內閣首輔皆是。就連在嘉靖時期尚未入閣的張居正也曾撰寫過一定數量的青詞。
這些人品類不一，而且撰寫青詞的動機也有很大不同。有些人純粹是藉此以邀寵謀私，而有些人則是當時形勢下不得不順從撰寫，但卻是為了謀得進身之階，為了取得立足點，以徐圖施展自己的抱負，不得不作這樣的曲線迂迴。可見，他們都沒有超越出這樣一個畸形的反常歷史階段。
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的分水嶺，明朝的統治已經頹勢畢露，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以藩王入繼的嘉靖本人。大禮議和敬天修玄兩件長期佔據明朝朝政的兩件大事，使得朝廷選人用人的根本之道大亂，也為明朝內閣的黨爭埋下了伏筆。張居正恰好在此存亡時刻來到明朝中樞，見證這一歷史大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