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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子和莊子“自由”精神,產生的時代背景的探究,深度剖析

何謂“自由”?“自由”一詞在古拉丁語中指的是從約束中釋放,而在古希臘以及古羅馬時代,“自由”與“解放”有著相同的意義。在西方思想發展史中,自由精神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早在古希臘哲學誕生之前,自由精神就是古希臘人城邦政治中的主要內容。在那時的城邦政治中,自由精神即自由權利,自由權利即公民權利,而只有取得了公民權利,才有資格參與到城邦政治之中,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此時自由精神的含義傾向於其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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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亞柏林將自由劃分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和行為單純不受來自外界的干擾而己,並沒有人為選擇決定的成分,由此這種自由是被動的。

“積極自由”指的是人根據自身的需求以及自身的意志來做出選擇和決定,這種自由則是主動的自由。而在中國思想史上,自由也常被提及。從古至今的很多名句名篇無疑將“自由”一詞放在了顯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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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在的社會背景

老子,又稱李耳,楚國苦縣歷鄉曲仁里人。老子的生平事蹟,最早較明確地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中,而老子的思想則記載在《道德經》裡,分為上下兩篇。從大量史料來看,老子生活的時間應該在春秋戰國時期。

莊子,名周,他的生卒年歲不可考,大約生於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286年,約於孟子同時期或稍後。莊子是宋國蒙城人,少時做過漆園小吏,一生清貧。據說楚威王聞其賢,曾重金禮聘,許以為相,但莊子拒不接受,隱居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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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思想的著作即為《莊子》,道教稱之為《南華經》,現存三十三篇,分“內篇”,“外篇”和“雜篇”三部分。現通行的說法是,“內篇”邏輯思想一致構成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應為莊子所著。“外篇”和“雜篇”因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不同,且多為對“內篇”某一思想的衍生髮展,應為莊子門人後學所作。

莊子是戰國中期老子學說的主要繼承和發展者。後世談論道家,多以“老莊”並提,從“歸之自然,崇尚自由”來談,老莊思想確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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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莊自由精神的產生有著極其複雜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的大變革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急速變化的時期,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導致了社會關係的驟然變革。社會的政治制度和人們的精神觀念都處在急劇的變動中,人的生命乃至精神都經受著危機。

世襲社會的解體和士族階層的崛起,列國內亂,諸侯兼併,戰爭頻繁。戰爭的威脅,統治階層的貪慾,過重的賦稅,都造成了百姓生命的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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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老子認為,上層統治者的苛捐雜稅導致了下層百姓的災難,正是因為統治者不顧百姓死活肆意增加稅賦,才會使百姓連基本的溫飽都難以解決。這充分說明了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暴君重稅,讓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死亡對於人們來說,是最可怕的事情,但當生活無以為繼,基本的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死亡對於百姓而言就不再可怕了。當整個社會中的人們因為無法生存而不再懼怕死亡,此時的社會秩序也就無以為繼,社會就必將陷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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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狀況的進一步惡化,戰爭層出不窮而導致中央政權旁落,周制禮樂的日益破壞,導致天下統一的和平局面被打破,百姓的生存環境日益嚴峻。

公元前367年,西周威公死,公子根在東部繼位,趙韓以武力支援,從此周室分裂,逐步淪落成為諸侯國的附庸。由此,禮樂開始逐步廢棄,周王朝的中央權力也開始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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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敗落導致諸侯爭奪,天下混戰,各國之間爭鬥不息。可以說是周王朝中央政權的旁落成為社會爭鬥不息的直接原因,天下混戰,武力代表一切。這直接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由崇尚道德禮樂變成了入世的功利追求。

王朝中央政權的旁落導致天下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後,天下混戰導致人才極度匱乏。之前道德禮樂的價值取向,對於此時的社會狀況來說,已經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求。很多人就由此掙脫出來,積極入世,以圖建功立業。這使得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打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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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鬥中失敗的上層可能淪落為下層,而有知識,有所建功的下層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進入社會的上層。此時,整個社會處於急速的變動之中,各家思想層出不窮,這時候社會的價值取向已經由“君子固窮”轉向如何以更快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功利追求。但在莊子看來,這種價值取向會導致天下大亂。

莊子認為人們的行為在現實中沒有得到實際的回報,然而卻不影響人們對於價值觀的定位。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因為追求“有為”,而使得統治者以及急於建功立業的人們貪慾膨脹。統治者也愈發殘暴,喜怒無常,那些急於建功立業為統治者直接服務的人也因此朝不保夕,從而導致一種災人災己的惡性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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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拘物,豈不悲哉。”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都在向著“功利”所轉變,成功的標準變得愈發單一,以通往權利中心的遠近作為唯一的成功標準,使得所謂的君子無不以身殉利。

莊子一面感嘆整個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一面也在為這種價值取向轉變遺留下的後果擔心。在這種嚴峻的社會狀態下,他提出了自由精神的思想,想借此在當時整個混亂的社會中,留下一絲清風,滌淨世人心中日趨物化的價值汙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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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取向的轉變,源於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人們認為“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才會掌控自己的命運,才能離所謂的成功更近一些,才會在行動中將“崇物”和“立功”當成價值追求,由此,我們就將涉及到老莊自由精神的內在的思想背景。

二、內在的思想背景

在社會大動盪大變革時期,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引發了人們的利慾之心,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種瘋狂追逐名利的社會狀態中,功利主義思想氾濫。當時社會所崇尚的都是物化的價值,人們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漸漸開始迷失,失去自我以及生命的本真。

而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天命秩序的崩塌,從社會道德觀念到精神價值信仰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先秦諸子對於現實問題的探討使得其理論之間是非難辨,各家都各有其主張,並且為了維護自家的主張,相互之間互相批判,往往導致各家主張都忽略了最本真的個體生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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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慾的橫行帶來的內心迷惘,頻繁的戰事帶來的生存威脅,除了單純保全生命外,對於人自身的意義開始得到更多思想家的關注。在此背景下,老莊也對個體存在的意義進行了思考,並試圖從哲學的層面提出生命自由的價值和意義。

老子上承原始文化,對當時社會個體的生存問題進行了思考,批判了周文禮制的“無德”,認為禮制對於人的自然本性有著不可磨滅的破壞作用。“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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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道”才會出現“德”,失“德”才會出現“仁”,失“仁”才會出現“義”,失“義”才會出現“禮”。而這個“禮”則是導致一切混亂的開端,是整個社會動亂的罪魁禍首。“禮”、仁”、“義”、“德”都是以喪失“道”為代價獲得的,老子對周朝所推崇的“禮制”深惡痛絕,他認為“禮制”嚴重束縛了個體自由,一切災禍都由“禮制”所起。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對萬物並沒有外力作用,只任憑萬物自然生滅。天地萬物都順其自然生滅,那就並不存在統治者所謂的“天命”。統治者口中的“天命”,僅僅只是用來約束百姓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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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由此對“天命”觀念進行了批判,並以“道之自然”代替“天命”,認為天地並不參與萬物生滅,只任其自然發展。老子這一理念與其職業特點有關,老子作為史官,其基本職責就是了解天道規律,研究天人關係。老子以此基礎上,剔除了天道中的神學色彩,將“道”賦予了哲學的意義,使其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哲學本體論範疇。

而莊子則認為,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來說,只有老子提倡的“無為”才能真正改善當時的社會狀況。只有把握“本性”做到“無為”,才是合乎生命的最本質的要求,也是對於社會有序而自由的發展的有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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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一個叫曹商的人向莊子炫耀自己得到的好處時,生活困頓的莊子並不認為這些好處可以對獨立的的思想和人格有任何的好處。反倒是這些從統治者處得到的好處,會限制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思想,讓自己身心都被侷限,喪失身體乃至心靈上的自由。

莊子即使一生生活困頓,卻始終不願意出世,他認為出世只會讓自己的身心不自由,他認為物質生活的困頓並不是真正的貧困,真正的貧困是精神上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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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在個人理想得不到實現,個體自由被抑制,原始本性遭受壓制的動亂社會中。自由精神往往成為拯救困境中人們的靈丹妙藥,而這正是我們探尋老莊自由精神的目的。即老莊的自由精神產生於何種社會狀況下,並給予當時社會中苦苦掙扎的人們怎樣的心靈慰藉?

老莊的自由精神對於中國長久的思想史來說,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老莊不光從現實層面,更多的是思想層面,提出個體的自由精神。可以這樣說,老莊有關自由精神的提出,對於當時處在物慾及戰亂中的人們來說,不僅是一絲光亮,更多的,是為在困頓中掙扎找不到出路的人們,指明瞭道路。而在人類社會紛繁複雜的今天,老莊的自由精神依然再一次發出了人文精神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