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程序中，儒家思想一直都是統治思想，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治階層以儒家思想統治人民，成千上萬的讀書人，以飽讀儒家經典，透過科舉考試，走進朝堂。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統治人民，為歷代帝王借鑑與承襲，可見，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中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按理來說，儒學應該受到每個朝代統治者的推崇才是，可是，事實情況卻並非如此。在元代，儒學非但得不到推崇，反而備受抵制。在元代，全國的職業分為十個等級：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九儒十丐”的說法幾乎貫穿了整個元代，可見，儒家思想在元代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上層統治者廢儒，讀書人棄儒，可以說，儒學在元代近百年間，幾乎是斷層的。
在這裡，需要明確一點就是：抵制不是說完全不用，只是不作為統治思想，且統治階層不推行這種思想而已。很多事實也能說明了這一點，比如：窩闊臺執政時期，就曾經在朝中設立了一部分儒士官員，而且，在“附會漢法”的基礎上，大幅度進行改革，朝廷始終堅持“外漢內蒙”的政治方針，當然，也聘請儒士，為儒生減免賦稅等等。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雖然在元朝受到了抵制，但是，統治者並沒有完全放棄儒學，並且，還形成了表面上的“蒙漢一家”。
那麼，元朝的統治者，為何要抵制儒家思想呢？
首先，元代的建國形勢獨一無二！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算比較特殊的一個朝代，之所以特殊，除了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征服中原的王朝之外，還在於它征服中原之前，已經牢固控制了自己的大後方，整個塞北都臣服於它的統治之下。
在廣袤的塞北大地上，少數民族眾多，並且，多數是以草原遊牧文化為主體文化。在這樣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朝代下，漢文化及文人士大夫的命運可想而知。
其次，作為一個遊牧民族，本身文化上就和漢文化相去甚遠。草原文化是元代統治者骨子裡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很難被改變的，所以，在他們統治下的元朝，肯定首選自己的少數民族文化作為統治文化和統治思想了。儒家思想，說白了，就是漢民族的思想，必然會遭到元代統治階級的抵制。
甚至，為了將自己的民族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實現“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忽必烈甚至還讓國思創立了“巴思文”，甚至，想要“以蒙古文字為重，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
最後，儒家文化在建國初期，跟統治者的統治意圖不相符合，必然遭到統治者的抵制。元代統治者在征服中原的過程中，幾乎都是在搶奪，很明顯，在元人的眼裡，真金白銀才是他們看重的，而儒家思想在宋代已經開始主張“重義輕利”，很明顯與統治者的統治意圖相違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思想，在元代遭受抵制，就是很正常的了。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基礎是很難被改變的，而統治階級的文化基礎，幾乎奠定了一個朝代的文化思想。元代本身就是以遊牧的草原文化為主體，是很難接受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的正統思想的。同理，儒家思想是漢民族的主體思想，被漢民族拿來作為統治思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元代之後的明代，就應證了這一點，而儒家的統治體系也由明代開始恢復。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代還未建立之時，就已經開始有意識的重建儒家的統治體系。“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學。”讓世人看到儒學的地位和重要性。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並且，極度推崇孔子，曰：“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明太祖的這些舉動，讓我們看到：明朝雖然還未建立，但自上而下，已經形成了學習儒學之風。自此，閱讀古今典籍、推崇孔子思想已然成為了一種社會風氣，在悄然盛行。
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廣招天下儒士，並且，把科舉考試當成了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完善科舉制度，以“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內容，要求“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第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如有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
這其一系列的舉措都說明了，在明朝，儒家思想已經逐漸恢復了它的統治體系。而我們也看到了，明代恢復儒家的統治體系，對明代的政權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繁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歷史上的“永樂盛世”、“ 萬曆中興”等盛世局面的出現，就是明代恢復儒家思想統治地位所取得的顯著成效。
所以，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參考資料：
【《武帝紀贊》、《新元史·耶律楚才傳》、《廿二史劄記·卷三十》、《華夷秩序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