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朝代，雖然有錢，但是中國曆代對其的評價，都是：喪權辱國、內憂外患、積弱無能等等，這樣貶義的詞彙。可是，就是中國人如此不喜歡的宋朝，卻被西方大加讚賞，甚至稱其為——中國最偉大的時代。這究竟是為何呢？
宋朝的經濟繁榮
這就需要看看，宋朝的哪些閃光點，和西方的價值觀有了重合，才被西方學者如此稱讚。第一，自然就是宋朝牛到讓人汗顏的經濟發展。中國著名的史學家鄧廣銘，在《北大宋史專題課·第一課·宋朝在中國的歷史地位》中，提出：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而且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發展。其高度，放眼整個中國封建史，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存在。
光是宋代咸豐三年，一年的經濟總收入，就已經高達265。5億美元，佔據了當時整個世界經濟總量的22。7%。對比如今的經濟大國——美國，就能夠更直觀地看出宋朝的經濟有多厲害。2018年，美國的經濟總收入世界第一，在世界經濟總收入的佔比是24%。如此來看的話，當時北宋的經濟實在是值得人矚目，雖然宋朝在軍事上被評價為“積貧積弱”，但是富庶的經濟，還是讓西方史學家們驚訝。
而西方文明的崛起，自古以來，就與經濟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歐洲的早期文明——雅典文明，就是一個典型的工商業城邦，以經濟發展作為城市發展的依託。甚至，讓整個歐洲步入近代史的“文藝復興運動”，其爆發點，也是因為義大利的經濟大發展下，促生了的新興市民階層、銀行家，他們對教會制度的不滿，想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享受，最後，才爆發了歐洲的“文藝復興”，而他們的底氣，就是他們的經濟基礎。所以，西方人對經濟的重視，才使得西方學者將目光投向了經濟發達的宋朝。
宋朝文化繁榮
其次，宋朝的政治開明，文化繁榮。宋朝時期，最典型的文化成果，自然是大名鼎鼎的程朱理學。但是，今人提起它，往往會被一句“存天理，滅人慾”而遮蔽了雙眼，沒有看到它的歷史價值。因為，程朱理學的誕生，是中國文人對於古代君權的最佳制衡。在程朱理學下，因為“天地君親師”的人之大倫，君主不再是唯吾獨尊的存在，除了虛無縹緲的以“天地”為代表的神權，還有“師”來抑制君權。
因為，歷代皇帝沒有文盲。而知識的來源，自然是老師，不管是太傅還是少輔，擔任“帝師”的人，本就是德高望重的大臣。他們的存在，就是對皇帝的制衡，在師長授課之時，沒有君臣，只有師生，而古人對於師長的態度，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說得非常清楚“俯身傾耳以請”。如此的耳熟目染，即便是帝王，也會對自己的師長心存敬畏。
比如，朱熹做帝師之時，就曾直接要求不喊天子、不稱臣。“程朱理學”，是對於君權的限制，而這和西方的“三權分立”思想，異曲同工，只不過，中國以文化倫理來抑制君權，而西方用“三權分立”來抑制所有的手握重權之人。
宋朝政治開明
更牛的是，宋朝的政治非常的開明。比如，宋代澶淵之盟簽署之前，宰相寇準，甚至能夠逼迫宋朝的皇帝親臨戰場，皇帝臨危膽怯之時，寇準甚至拉著皇帝的袖子逼他登城樓，給將士們助威。在遼國的主將被殺，宋朝與遼國決定坐下來和談之時，在宋真宗給談判的官員下令談判所花的錢可以多到一百萬兩時，又是寇準直接對談判的官員說，如果談判的結果，歲幣多於三十萬兩，我就殺了你。於是澶淵之盟下，宋朝才用了連自己一年經濟總收入百分之二都不到的錢，換來了兩百多年的邊境和平。
可見，宋朝的政治有多開明，皇帝會被宰相所限制，可見宋朝的文官地位有多高。而文官的地位高，則意味著君權的受限，自古以來，中國的大權爭奪，都是文官和皇權間的博弈。而這種文官對皇權的限制，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簡直是跨越時空的相似。都是對君權的限制下，來推動社會的發展。所以，西方史學家才會對宋朝大加讚賞，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
總結
綜上所述，西方史學家之所以對宋朝如此大加讚賞，是因為他們站在了西方歷史發展的脈絡，橫向對比了中國的宋代。發現宋代已經有了現在西方相似的政治文化觀念，價值觀的相似，才會有對宋朝的大加讚賞。而中國人對宋朝的評價，則是帶著中國人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宋朝軍事不強，澶淵之盟前，宋朝打了勝仗的情況下，還給了遼國每年三十萬的歲幣，這是不符合國人的價值觀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才導致西方和國人對宋朝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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