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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元順帝統治後期,政治腐敗,社會矛盾尖銳。宰相脫脫開河變鈔的措施,更是激化了社會矛盾。白蓮教徒韓山童、劉福通等人便抓住賈魯開河的時機,利用獨眼石人在潁州發動武裝起義。劉福通所部紅巾軍發展迅速,僅僅幾個月便眾至十餘萬。

潁州首義後,天下豪傑群起響應,在北方的響應者,有徐州的芝麻李等和濠州郭子興等人,尤其芝麻李等人以僅僅數人之力,就奪取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的戰略要地徐州,頃刻之間便發展到十餘萬人馬,對元朝構成很大的威脅。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南方的白蓮教徒,也在教主彭瑩玉的鼓動和領導下,抓住天下大亂的時機發動起義,並於至正十一年十月以徐壽輝為帝,在蘄水建立了與元朝勢不兩立的天完政權,隨後便四處攻城略地,取得了很大的戰果。當時的形勢是不僅河南兵起、湖廣、荊襄等地兵戈四起,連兩淮亦騷動,當時的形勢可以用時人餘闕的餘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話來形容,當時的形勢可以說是天下大亂。

所謂亂世出英雄,這樣的政治亂局為名聞鄉里的察罕帖木兒,提供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察罕帖木兒等人認識到,在此時天下大亂的環境下,要想自保以及實現自身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夙願,必須擁有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當紅巾軍起義爆發後不久,察罕帖木兒便率先在家鄉組織地方武裝——義兵。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元朝末年,元軍的戰鬥力已不能和成吉思汗時期,以所向無敵著稱的蒙古鐵騎相提並論。當時的情形是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丑不能平;元朝末年的武備和軍隊,早已經荒馳不堪。

天下承平日久的環境導致元軍軍備廢弛;加之軍紀敗壞導致戰鬥力極其低下,因此可以講元朝末年,元軍的軍事力量達到了夫將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的程度。紅巾起義爆發後,由於官軍作戰不力,致使元朝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紅巾軍起義爆發後元廷便積極出兵鎮壓,初期當劉福通等人率領的紅巾軍佔領潁州後,連赫廝、禿赤率領的以素號精悍,善騎射著稱於世的阿速軍,即使在各路漢軍的配合下,由於統兵將領根本無心作戰;且赫廝貪生怕死,與紅巾軍對陣之時,元軍未戰先潰,使劉福通所部紅巾軍得以順利攻城略地,很快便眾至10萬。

這說明在蒙古軍之外,元朝統治者所長期仰賴的色目軍也已經腐化,難堪大任。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衛王寬徹哥、知樞密院是老章等人也是如此無能,初戰告捷便忘乎所以日夜沉溺酒色,使紅巾軍有機可乘,被劫營導致損兵折將。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作為御史大夫,和中書右丞相胞弟也先帖木兒更是無能,其統領三十餘萬精兵,且糧草充足,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本應大有作為,但由於其貪生怕死,導致幾十萬大軍未戰先潰,最後僅剩萬餘人。

即使賢相脫脫、太平也不免徇私枉法,如脫脫弟也先帖木兒臨陣脫逃致使喪師失地,但由於其兄長的庇護,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而太平上書讓其子也先忽都取遼陽,而也先忽都所跡不前,竟潰而歸,逃回大都之後,反而被升官為翰林集賢學士。元廷如此賞罰不明,使元軍士氣更加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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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軍腐敗無能,元廷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允許各地募土人為軍組建地方武裝,並且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此,地方武裝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察罕帖木兒義兵,正是在元廷的號召和鼓勵之下組建起來的,並在日後征戰生涯中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

士大夫階層由官吏或有聲望、有地位的知識分子組成。因此,即使是在野計程車大夫,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是當地的實際統治者,是封建制度下政權和族權力量的體現者,同時也擁有較大的財產,在當地很有權勢和聲望。紅巾起義爆發後,起義軍為了吸收廣大的農民群眾加入其陣營,必然要對士大夫進行無情的打擊。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由於元軍早已腐朽不堪,地方駐軍更甚。可見,當地官府根本無力維持地方秩序,以使廣大士大夫免受紅巾軍的打擊。因此,地方上計程車大夫,迫切要求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的出現,以維護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利益。

地方上計程車大夫面對紅巾軍的殘酷打擊,必須想法自救,因此,他們為了自保,紛紛組織起地方武裝——義兵,以鎮壓農民起義軍。如歙縣的羅旦,面對紅巾軍發展到當地的嚴峻形勢,便教育子孫在此國難當頭的重要時刻,理應忠君報國,以國事為重,於是招兵買馬主動接受官府的節制,為國效力,縱然家竟以此蕩毀也在所不惜。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是士大夫階層的一分子,因此面對紅巾軍對士大夫的殘酷打擊,出於自保和維護當地的統治秩序的目的,率先組建地方武裝,積極鎮壓紅巾軍。

色目人被蒙古人征服較早,後來隨著蒙古人征服區域的擴大和民族的增加,蒙古人為了能夠有效統治如此廣闊的地域,和如此眾多的民族,便籠絡色目人為其效力,授予他們很多特權。所以,色目人在元代是和蒙古人一樣,作為少數民族和征服者的雙重角色來到中原的,二者的命運與蒙元政權是休慼與共的。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蒙古統治者為了維護蒙元政權的長治久安,實行四等人制。色目人的先輩本是被蒙古族征服的,處於被奴役、被壓迫的地位,但是蒙古統治者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便把較早征服的色目人作為自己的同盟軍,使其在政治、法律地位等方面享有諸多特權。在元朝的任官制度是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

很多色目人做到宰輔大臣,如元文宗在位時的權臣燕鐵木兒;又元順帝時曾頒佈在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等實權部門,以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的詔令;又科舉取士制度規定,使色目人可以跟蒙古人一樣,考取功名較漢人容易很多,可見元代色目人在科舉仕進方面享受的優待。

察罕帖木兒深知自身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察罕帖木兒祖籍北庭,元朝初年,曾祖闊闊臺隨軍攻佔河南,後來以探馬赤軍戶在河南居住,並且其祖父乃蠻臺、父阿魯溫兩代都居住在河南,為潁州沈丘人士。因此,察罕帖木兒是數代居住在中原的色目人。在當時民族矛盾尖銳的形勢下,察罕帖木兒深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其自身的利益和元朝的長治久安是休慼與共、密不可分的。

因此,察罕帖木兒在紅巾軍發展到河南,即將威脅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時,胸懷大志的察罕帖木兒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失,便率先在潁州沈丘組織地方武裝義兵,積極參加到鎮壓紅巾軍的大洪流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