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想在蘇聯的政治場上混得好，有兩件事不能少：找一個權勢夠硬的後臺，同時腦子還得機靈，要審時度勢能屈能伸。李森科在這方面簡直是個天才。此人的出身非常普通，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中，1925年從基輔的農業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個育種站工作，屬於那種扔進水裡也激不起多大點水花的小角色。
要說人站在風口上，想不起飛都難，這李森科剛剛有了點小名氣，就被一個天大的機會砸了個正著。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拉馬克的學說已被證明存在謬誤，漏洞百出。當然了，政客們選擇站哪邊，多少有點“非科學因素”，但30年代前半段的蘇聯那可是百花齊放，各種學術大佬輩出，當官的要把狗屎奉為圭臬，這些搞技術的哪肯答應？當局的奇葩操作在蘇聯學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倒是有一小撮人逆流而上，明知是錯的卻大力支援，這其中就包括李森科。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機智的李森科是怎樣操作的，讓他從一個學者變成了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手中的一張牌。
顯然，李森科又押對寶了。眾所周知，1935年這個時間點上，蘇聯國內局勢非常複雜，逼得高層都不得不發動日後那場巨大的災難以穩定局勢。而眼下，斯大林正需要一些辦法來甄別“敵人”和“朋友”，同時壓制鬥爭的“重災區”文化界和學術界，李森科的做法令斯大林刮目相看，這場會議後，前者正式進入最高領導人法眼，高層也加速了對這位“卓越科研工作者”的包裝。
1936年，李森科加封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稱號，春風得意的他更是公開表示，自己同反對派的鬥爭如同當年布林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鬥爭，其中利害不言而喻。高層深以為然，從當年晚些時候便開始對學術界下手，大量反對李森科的科研工作者被捕，所有對手均被蕩平，其他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轉而為李森科高唱讚歌。至此，他已獲得了完全的勝利，而此時蘇聯學術界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惡性迴圈：當局把李森科捧得越高，就越不能承認其中的錯誤；而李森科為了進一步宣揚自己“正確”的理論和主張，又會對國家造成更大的傷害。
當年8月，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上，李森科作出一份名為《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不但重申了拉馬克和米丘林的生物學是完全正確的，更是按照上層的意思，將其定義為“無產階級的”、“進步的”科學，聲稱要把“孟德爾-摩爾根主義徹底消滅”。隨後，蘇聯科學界就遭受了一場極其嚴重的摧殘，超過3000名專家被撤職，數十家科研機構被取締，大批先進專案被叫停。
求真務實是學者首先應當秉持的職業素養，但身為科研工作者的李森科，為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刻意逢迎；不但不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國家糾正錯誤，反而仗著領導的青睞，對同僚大加迫害，如此人品實在是令人唾棄。到了最後，他自己如願成為了“蘇聯科學界的紅衣主教”，整個學界卻被他糟蹋得沆瀣不堪。雖然赫魯曉夫的“玉米”梗總是被反覆提及，但蘇聯的農業生產一年不如一年，李森科才是其中真正的罪魁禍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