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不得志是真的，但其實和牛李黨爭的關係不大。
性格決定命運。是李商隱自己的性格決定了他在官場仕途的黯淡。
我們先看大環境，何為“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指唐晚唐時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持續幾十年，最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整個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捲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朋黨之爭。
而我們的晚唐第一詩人，因才華的奪目，讓人嘆息他不得志的際遇。由於自身光環的亮眼，讓後世的人習慣性地作主角帶入，從時代背景來尋找他曲折仕途的原因，總認為是朝廷黨爭、用人不明才導致的明珠暗投，不見雲開。
其實未必如此。
我們深讀李商隱，就會發現一些蹊蹺。大都認為他是在成婚的時候成為王茂元的女婿身份讓他成為李黨，因此和恩師令狐楚及年少好友令狐綯漸生嫌隙，並被令狐綯視為叛逆之人。實際上李商隱娶王茂元的女兒時，令狐楚已死，後來令狐綯在仕途上也曾多次提攜李商隱，兩人還有很多詩詞唱和之作。恩師去世沒辦法計較，老師的兒子看起來也並不計較，最該計較的人都不計較，那麼為什麼還說是牛李黨爭導致他的仕途不順呢？
牛李黨爭四十年，最初首領都姓李。“牛黨”的首腦是李宗閔，皇室之後，官居宰相，直接推薦了牛僧孺入相。這是牛黨的黃金時期。而“李黨”的帶頭人是李德裕，經歷憲、穆、敬、文四朝，唐武宗時期地位達到最高峰，裴度是其入相的推薦人。而牛僧孺入相正是裴度罷相之時。我們可以看到，牛黨的失勢是因為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援的繼承人未能繼位，另一派宦官擁立唐武宗即位。而李黨黨魁李德裕的失勢，則是由於唐宣宗繼位，忌憚李德裕的權勢而將其貶謫，李黨隨之垮臺。
這說明什麼？
這所謂的黨爭，最終一錘定音的還是皇帝。鬥得再激烈，與老百姓也沒什麼關係。就好像南北朝時代，皇帝走馬燈一樣的換，做臣子的卻沒什麼變動。
同樣，這種高層的政治鬥爭，雖然裹挾了大部分官僚站隊，但是同樣有很多遊走在兩派官僚集團之外的散兵遊勇。這些人可能因為某些原因站隊，也可能根據情況改變立場。特別是在唐文宗時期，兩黨鬥爭激烈，官員隊伍切換頻繁，經常出現兩黨高層同朝為相，身份複雜、立場不清，到底誰是什麼黨，除了那些首腦和高層，那些官職不大的下屬，如何站隊並不一定。
和李商隱有直接關係的是令狐楚和王茂元。
令狐楚在李商隱年輕的時候是他的貴人，不但賞識他，還幫助他取得了功名。當時光有才華是不夠的，還需要有高級別的推薦。同時還讓兒子令狐綯和他交好，以便日後互相扶持。
而令狐楚，在牛李黨爭中各派人物頻繁掌權、被貶中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這說明令狐楚並非兩黨人物。而到了唐宣宗時期，令狐楚已經去世，宣宗看重令狐綯，其實也和黨爭沒什麼關係，純粹是看重令狐楚，愛屋及烏。但是宣宗對李德裕的李黨是全面打壓的，而此時令狐綯受寵，自然被認為屬於“牛黨”。
王茂元是李商隱的第二個貴人，他祖上在安史之亂中起家，自己在元和年間也有軍功，官至刺史、地方節度使，並不是靠著李德裕起家，也一直沒在中央朝廷任職。所以也並不能說他就是李黨。
李商隱結婚之後，也並沒有被視作李黨，和令狐綯的關係也還是融洽的，經常有唱和往來，令狐綯對他也是積極推薦。直到後來，李商隱入幕鄭亞，才被普遍認為是李黨幕僚，因為這個鄭亞就是個地道的李黨。令狐綯和李商隱也就漸漸產生隔閡，越行越遠，但是也並沒有交惡，兩人還是經常書信往來，不過令狐綯就更多地是表示下慰問，大多是面子上的敷衍，倒是李商隱則還是寄希望引薦升職。
即便加入了李黨的行列，職位還是太低，所以實際上牛黨也沒有對李商隱進行打壓。如果說有影響的話，應該是武宗時期被李黨打壓的宦官集團的反噬，基本上在宦官集團的影響下，李黨再無任何反撲之力，只要和李黨有瓜葛的人，都不會得到提升和重用。
這可能也是令狐綯多次延譽李商隱，卻始終無法上升的真正原因之一。
另一點，也就是更重要的一點，應該是李商隱本人性格所導致的。
他的仕途起點相當高，二十七歲進入中書省做校書郎，而當年白居易坐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已經是三十二歲。這個職位不高，但是很重要，被視為宰輔的起點。起點高，前途看好，黨爭對他的影響實際上有很微弱（至少在投奔鄭亞幕府之前，基本為零），那為什麼會被排擠出去呢？
晚唐政治頹敗，黨爭鏖戰，作為一個才華出眾、心思細膩的文學青年，那種大廈將傾，個人卻無能為力的狀況，李商隱自然是體會得到的。要麼同流合汙、要麼潔身自好，而有才華、思慮細密的李商隱，孤傲高潔，就好像那些有潔癖的人，難於隨波逐流。
而體現到工作生活態度上，則是輕浮淺薄，消極怠工。像他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看起來美好浪漫，實際上作為一個官員，喝一整夜的花酒，第二天一清早去點卯，“嗟餘聽鼓應官去”。
這種工作態度，不能是哪個黨在上、哪個皇帝在上、當時的朝政狀況如何，都不會喜歡吧？別人可能會去讀他的詩，體會他的心境，但是在仕途上，這種表現出來的消極工作狀態肯定是自毀前程。
何況恩師令狐楚以前也得罪過宦官集團，到了牛李黨爭晚期，李商隱又加入了宦官集團所憎恨的李黨，自然得不到重用了。
有說他是想周旋與牛李黨之間，那可能把他看得過高了。一個文學青年，是沒有那麼精準的政治眼光的。何況唐朝的入仕，無非科考、舉薦兩途，或者兼而有之，至於投奔了誰，被誰重用，雖然有眼光的差別，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機緣巧合。
誰給薪水，就投奔誰去了。大潮流中的小小飄萍，談什麼周旋？
李商隱不過就是個可憐的飄萍罷了。
又有幾人能有高適那樣精準的眼光呢？
詩人中因為政治眼光精準，最終以軍功封侯者，唯高適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