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聖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初六，武則天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朝聖”， 把李哲“請”下了皇帝的寶座，立李旦為皇帝，隨後武則天自封為聖母神皇。
人為刀俎 我為魚肉。面對這樣任人宰割的嚴峻局面，李氏宗親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了魚死網破的“革命”之旅。
要革命總要有引路人，這一回沒有千呼萬喚，韓王李元嘉主動挑起了這個大梁，因為他最具備當這個“帶頭大哥”的氣質和潛力，一是他威望高，已經年愈七旬的他是唐高祖李淵的兒子，在李氏宗族裡論輩份，論資歷，論威望都是首屈一指的，具備當帶頭人的號召力和感應力。二是他才能強，他寫詩作賦、吟風弄月無所不能，舞刀弄劍、彎弓射鵰無所不會，具備當帶頭人的才華和藝術。
李元嘉果然有勇有謀，有膽有識，很快使出了無中生有之計。為了能讓李氏宗親牢牢抱成團，義無反顧地踏上革命之路，李元嘉給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唐高宗的其它兩個兒子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軌、邢州刺史魯王李靈夔和唐太宗的兒子豫州刺史越王李貞等人寫了封信，十六個字：“內人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意思就是說，我的妻子病的很厲害，必須儘快治療，如果拖到冬天再治，恐怕就是神仙也無力迴天了。信封含沙射影地指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革命須趁早，切莫失良機。
這既是一封家書，也是一封戰書，很快李元軌、李靈夔、李貞等人被他激將法所擄獲，發出了熱烈響應之聲，很快組成了密不可分的“四人幫”。再接著，很快幾乎所有的李氏宗親都收到了一封家書：“神皇欲於大享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結果引得宗親們趨之若鶩，很快，革命的骨幹力量和後援團就形成了。總之，李元嘉透過這種無中生有之計，透過造謠生事之舉，以謠傳謠，以訛傳訛，在思想武裝上下功夫，達到了一呼百應的目的。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在革命集團周密部署，精心組織，磨刀霍霍，準備大幹一場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革命隊伍中出現了叛徒。這位“超級叛徒”便是革命的帶頭大哥李元嘉的侄子李藹。
李藹本來是革命的骨幹力量，但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卻暴露了不成熟的心理素質，他放不下心裡包袱，前怕狼後怕虎，最後怕來怕去，決定自保，做出了大義滅親之舉——向朝廷舉報了這件大革命之事。
面對這種突出其來的情況，革命集團只有一種選擇了——提前革命。事實證明，打響革命第一槍的不是帶頭大哥李元嘉，而是李貞的兒子李衝。博州刺史李衝他之所以第一個衝在前面，除了告密者讓他感覺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在神都洛陽一帶，發生了6級以上的地震，聰明的李衝認為這是武則天下臺的預兆。
李衝果然人如其名，敢打敢拼，敢作敢為，馬上上演雙管齊下，一是派人分別向韓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軌、邢州刺史魯王李靈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貞等人送親書，八個字：共同起兵，相約洛陽。二是當機立斷，立馬起兵。垂拱四年八月十七日，李衝率五千精兵在博州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結果這一槍非但沒有起到出奇制勝的效果，反而打草驚蛇，在博州的武水縣遭到了政府軍的頑強抵抗，李忠使出了“火攻計”，滿以為可以燒燬城門，攻入城中，結果東風不與李郎便，柴火剛點燃，風向突然大變，成了“倒吹風”，城沒燒著，反而燒著了革命軍。革命軍只有敗逃的份了，在逃跑的途上，革命軍意志不堅強的弱點再次爆發出來，大將董玄寂在逃跑的途上，直接質問李衝：“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造反！”李衝氣的怒髮衝冠，迴應他的就是一劍。
董玄寂死了，士兵們的心也死了，開始四處逃散了，李衝再也無力阻止他們的自由飛翔，只好自己選擇“倦鳥歸巢”——帶著幾十個家僮逃回博州。結果博州成了李衝的葬身之地，守城計程車兵眼看李衝敗的如此慘淡，敗的如此黯淡，沒有跟他多扯淡，而是直接上演了射箭比賽。李衝沒有三頭六臂，更沒有金鋼不壞之身，很快倒在血泊之中，一代梟雄就此結束了自己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