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14日報道，近年來，居住在韓國的外國女性遭遇性暴力的數量不斷增加。韓國國家統計廳的最新資料顯示，2020年報告了747起涉及外國婦女的性侵案件。然而，這一數字“極大程度上被低估”。
韓國警察鄭在亨指出，許多障礙使得居住在韓國的外國婦女更容易成為性侵犯罪者的目標。
韓國國家警察廳（NPA）的一位警察指出，語言障礙、移民身份、執法人員造成的“二次傷害”，以及在遭遇侵犯後缺乏法律援助和治療幫助等問題，導致這些來自外國的受害者“感到無助和迷茫”，並不願意站出來舉報此類犯罪事件。同時，這些障礙也使得居住在韓國的外國婦女更容易成為性侵犯罪者的目標。
語言障礙致報警困難
少有組織願提供支援
報道稱，近年來，由於性暴力事件接連發生，民眾對加強受害者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韓國已經改善了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體系，但在該國遭受性侵犯的外國女性仍然不受重視，性侵事件的報告率極低。2020年，韓國發生了747起涉及外國婦女的性侵案件，然而提供多語服務的呼叫中心只收到了55個來自外國婦女的性侵求助電話，僅佔該中心去年所接電話總數的0。5%。
語言障礙仍然是外國受害者向警方報告性暴力案件的巨大障礙。
來自韓國國家警察廳性別暴力部門的警察鄭在亨（Jeong Jae-hyung，音譯）指出，涉及外國人的案件通常由多元文化支援中心處理，受害者會在翻譯人員的陪同下完成調查，然而由於合格、有經驗的翻譯人員不足，語言障礙仍然是外國受害者向警方報案的一個巨大的障礙。
“被強姦後，我花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才鼓起勇氣去報案。”一位名叫珍妮弗的性侵受害者說報案過程很艱難，“我不得不反覆陳述情況，翻譯人員也多次糾正說法。顯然，我的陳述在翻譯方面有問題，他們無法理解我為自己辯護的內容，所以檢察官要求我重演當時的情況。”珍妮弗被迫重現自己被連續強姦四次，而當時被指控的強姦犯也在場。
珍妮弗說，由於翻譯人員的水平不足，報案過程非常艱難
來自南非的芙拉兒（化名）也是一名性侵受害者，在被約會僅一個月的男友強姦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從那以後，她一直在努力應對焦慮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在我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感到非常孤獨。”她很遺憾自己沒有能夠接受專業的心理治療，“一些提供援助的組織並不關注外國女性，他們沒有一個會說英語的成員。或者說，他們只幫助韓國女性。”芙拉爾說，有很多外國女性在韓國遭遇到性侵犯，但她們通常不願談論這些問題，“因為害怕在這個國家失去工作和名聲”。
執法人員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審判程式
無法保障
外國受害者的權利
鄭在亨表示，在過去涉及性侵犯的案件都是由刑事事務部門處理，近年來為婦女和青少年設立了單獨的調查部門。此外，為了幫助受害者可以更舒適地進行交談，警察會使用基於人工智慧的語音識別技術收集受害者的陳述，並自動將他們的證詞轉換為文字，這樣受害者就不會因感到正在接受審問而受到二次傷害。
但是，調查部門的執法人員針對性侵案件的“性別敏感性”仍然存在不足，讓許多外國受害者“感到震驚”。一位來自外國的性侵受害者帕緹麗塞亞說，她去警察局舉報辦公室性騷擾案件時就遭遇到來自執法人員的二次傷害，“警察們大聲喊出我的個人資訊”。另一位名叫琳達（化名）的婦女也透露了曾與警察之間的一次“不愉快的經歷”。有一天深夜，她沿著街道慢跑時，發現一名男子在跟蹤自己。隨後，一名警察走過來問了她“一些不必要的問題”。當時，天氣很熱，琳達穿著短褲，她說：“警察上下打量著我。”
受害者帕緹麗塞亞說，她去警察局報案時遭遇了來自執法人員的二次傷害
另一方面，韓國的法律審判程式也使得外國女性受害者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此前有報道稱，韓國只有不到2%的強姦案進入審判程式。珍妮弗說，在政府給自己提供律師後，只在調查期間見過一次，當時她被告知，由於缺乏證據，案件已經被撤銷了。首爾Ondam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指出，即使在法庭上陳述案情時沒有語言障礙，外國受害者也很難在法律程式上尋求幫助。
“受害者的指控只是作為法庭上的證據，但它們本身並不屬於法律程式的一部分。受害者們幾乎都不知道法庭的時間表或是案件調查的最新情況。”這名律師表示，“即使對韓國人來說，也很難知道哪個法院擁有案件的管轄權。如果受害者是外國人，這項任務毫無疑問更具挑戰性。”她強調，當務之急是引入新的政策工具，從而在此類案件中為外國女性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
紅星新聞記者 範旭 實習記者 胡藝玲
編輯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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