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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講讀制，自東漢以來逐漸形成；到宋朝，皇家正式建立經筵制度。
在過去，經筵講官多由朝廷庶官入禁中講經，宋代官員如果兼充講讀，則被視為一項特殊榮譽。宋英宗就曾說：“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範鎮在《東齋記事》中亦道：“講讀官……其禮數優渥，唯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
在宋代，翰林學士若任講讀，即不在翰林學士供職，亦即專任講讀之事。其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及崇政殿說書，又統稱為“經筵”。
宋仁宗劇照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經筵官與帝王之間，既為君臣關係，又為師生關係。雖然宋制中經筵官位卑品低，僅能入“侍”為帝王“立講”，但在儒學復興的宋代，尊師重道實為所有臣民所知的綱常倫理。
何況，宋帝在即位後，並無父親可親敬，“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觀念，或許不見得存在北宋諸帝的心中，但視經筵官為一可親敬可信賴的長者，誠為可能之事。
例如神宗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的元絳，以老病請求辭官，表示自己已老，兒子身體也不好，恐怕一旦死去，遺骸無法歸葬故鄉。
結果，神宗安慰他：“朕為卿辦治，雖百子何以加。”就是不捨元絳辭官迴歸故鄉，對元絳無比親厚。
宋朝大臣劇照
而經筵官亦會肩負起訓育皇帝之責。元祐四年十二月，侍讀範祖禹聽聞宮中覓“乳媼”，馬上對高太后進言，認為哲宗年方十四，並不是親近“女色之時”，上疏勸哲宗“進德愛身”，又勸高太后“保護上躬”，“言什切至”。
北宋皇帝有多尊敬老師？
經筵官既然身兼臣、師、父三重身份，在皇帝眼中，和其他朝臣自然有所不同，在朝廷之上必然倍加禮遇。
真宗時，邢昺侍經筵十五年，因老病求還鄉，真宗不捨，便對他說：“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因而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曹州。
離去之日，真宗“賜襲衣、金帶，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第二年即召還，繼續入侍經筵。
宋真宗劇照
大中祥符三年，邢昺病重，真宗“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彩千匹”。同年，翰林侍讀學士郭贄和邢昺死時，真宗均“親往哭之”並“廢朝兩日”。
仁宗慶曆七年，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擢為天章閣待制，入謝禁中時，仁宗特地在邇英閣召見他，並賜他三品金紫服，按舊制，待制並無改服之禮，但仁宗說：“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曾公亮在經筵長達十餘年，仁宗每“厚遇之”。
仁宗皇祐五年，經筵趙師民因夏季炎熱，生病在家靜養，仁宗皇帝特別以飛白體書寫“和平”兩字在扇子上，賜給趙師民，希望他早日康復。等到趙師民外任前，仁宗又親自寫詩送趙師民，視他為“儒林舊德”。
英宗時，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因生病，請求外調，英宗不肯，並對執政說：“如劉敞豈易得”。每次見到其他翰林學士，都會詢問劉敞病情，並以新橙賞賜劉敞，待劉敞極為親厚。
凡此種種，皆顯示出宋代帝王對經筵官有著特殊的尊敬和信賴。
經筵無坐處矣！
北宋時期，經筵官的人數並沒有一定的編制，真宗時大約只有幾人而已。
人數少，反映出對講官人選的重視。不過到了仁宗嘉祐三年，經筵人數已增加到十四人，其中侍讀學士就有十人。由於人數過多，“外議皆雲經筵無坐處矣”。
歐陽修劇照
歐陽修更批評濫增經筵官的原因，乃在於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更有人認為是以兼侍讀一職，以補貼學士俸祿。
慶曆以後，更演變成“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成故事”。一直到哲宗元祐四年，才正式下詔規定“侍讀以三人為額”。
濫竽充數者也能生存？
宋代經筵官乃專為帝王講讀之官，因此元祐以前雖然經筵人數不斷增加，但如果有不合當的人選充當經筵，還是會立即遭到言官的抨擊或時人的譏笑。
仁宗慶曆二年，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經筵講說易經時，居然建議仁宗“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以合於易經乾卦之象。仁宗聽了“駭其言”。
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聽說後，立即彈劾林瑀“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改以“盛德君子”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
仁宗時，夏安期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但是“無學術”，而要求入侍經筵，亦為時人所譏笑。
哲宗時，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彥若因“蔽子之惡”，亦被免除侍讀一職，不許入侍經筵。
由這些事例，皆可見北宋對於經筵官人選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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