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拋開他的治國建樹不說，單單濫殺跟隨自己南征北戰的“兄弟們”，就常常讓人將其與漢高祖劉邦相提並論。
其實，朱元璋和劉邦除了草根出身的背景相似之外，開國初年的內外環境也是極為相似的。
明朝建國初期，經濟蕭條、外敵伺機而動。於是，朱元璋效仿西漢當年的做法，減免賦稅，鼓勵農業，刺激經濟，剷除異己。後人雖然都說朱元璋沒有文化，但也不過是底子差，後來在征伐途中若不是不斷補課，哪能服眾？
然而，劉邦建國後的做法，未必沒有給朱元璋啟示。有人做過統計，當時劉邦的異姓王，最後只剩下了長沙王吳芮偏於一隅。可朱元璋時代呢？除了早死的常遇春、鄧愈外，也就是湯和、李文忠得以保全。
其實，不看人數只看結果，朱元璋和劉邦所追求的目的應該是一致的，就是：自家王朝的“獨霸天下”。朱元璋雖陸續除去了一些開國功臣，但這兩個大案基本將他原來的“老底”給一網打盡了。一個是藍玉一案，涉誅15000餘人，另一個就是胡惟庸一案。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反”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反之罪，處死了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
都知道，朱元璋時期，先後委任了四位宰相，分別是：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而他們四位，也是明朝唯一的四任宰相。因為，在胡惟庸一案後，宰相制度被廢除，皇權得到了加強。有人說，四位宰相中只有徐達善終。但根據史載，徐達是食用了朱元璋御賜“蒸鵝”，幾日後病亡的。而其餘的人，可以說皆因胡惟庸而亡。
先來看看《明史》是如何說胡惟庸的，說：他對待官吏“生殺黜陟”，甚至“不奏徑行”。還說劉伯溫之死，是胡惟庸下的毒手。於是，就有人提出了“疑點”：一個暴斃於洪武八年，一個洪武六年拜相洪武十三年被誅，這似乎存在著一些矛盾。
我們來補充一下常識，《明史》是清朝的官修史書，跨朝代的編撰者和前朝宰相胡惟庸有仇嗎？當然沒有。也因此，胡惟庸一案橫跨十餘年，屢屢讓後人研究此案，去分析朱元璋的動機。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因刑事案件被捕入獄。此後，有人指證胡惟庸謀反被誅殺。十年之後，因其它案件，胡惟庸又被扣以“逆謀”大罪。自此，涉案人員達3萬餘人，封侯者22人，包括胡惟庸的保舉人李善長。
對此，有人提出了疑點，死後十年才發現胡惟庸“意圖不軌”嗎？胡惟庸雖然有能力，但他犯了朱元璋的大忌即“專擅行政”，難道皇帝不清楚這一點嗎？為何在李善長推舉他時，還照用不誤？原因不難分析，皇帝想用胡惟庸來制衡李善長。
從後面朱元璋“一怒廢宰相”可以看出，朱元璋就是想“獨攬大權”，不讓宰相這個職位對自己構成威脅，後來，發現這個效果並不好。
而胡惟庸熟悉政事後開始“專權”，門下集結了不少人。當時，胡惟庸未必想“謀反”，但心中未必沒有“異心”。以至於，朱元璋除去胡惟庸成了一個必然結果。因為，胡惟庸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
《明史》記載，胡惟庸曾利誘徐達家人福壽，想讓他誣告徐達，反被人舉報。但“奇怪”的是，徐達不追究，連皇帝也不過問。從這可以看出，朱元璋在縱容這種行徑，換句話說，就是借他人之手除去心中的“大敵”。
其實，朱元璋的權欲極重。這些人雖然可以和他縱橫戰場，但卻不能與其“共享天下”。於是，朱元璋借胡惟庸之手輕鬆“除去”了徐達和劉伯溫的勢力。只是可惜，胡惟庸卻忘記了兔死狐悲。若是他也能像湯和一樣，主動“交權”，或許可以免於一劫。
可能會有人問：為何在胡惟庸一案中，有人已死多年仍被“追做同黨”？甚至，李善長退居二線，都未能倖免於難。
其實，這只是朱元璋“斬草除根”的心裡作祟，他要保障後代子孫沒有任何威脅。後來，解縉、馮國用二人替李善長“伸冤”，皇帝居然沒有責罰。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只是在利用胡惟庸一案，“順勢”除去了他那幫厲害的“兄弟”。
至於，胡惟庸一案為何在十年後才得以徹底完結，因為，朱元璋已經完成了“以點代面”的打擊計劃，而這個“罪證”不過是一個“總結”了。
其實，朱元璋從一個藉藉無名之輩一路廝殺最後坐擁天下，“排除異己”並不是他的弱項。試想一下，歷史上有幾個皇帝願意與功臣“共治國家”。在皇權至上的體制下，註定了臣子是沒有話語權的，這和那些家奴們又有什麼區別呢？
參考資料：
【《明史·太祖本紀》、《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六》、《明史紀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