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清華簡《楚居》問世以後，楚都“丹陽”地望仍是個懸案。因為《楚居》扯出了更多的地望，都與“丹淅之會”不相干。
丹江考古結束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其實
從陝西商洛到湖北十堰包括河南淅川，整個丹江流域都沒有發現西周時期的楚國遺址；已出土文物的上限不過春秋中期，其楚式銅器甚為成熟，主要是戰國時期的。楚人立國於春秋中期嗎？因而說“丹陽”是楚國始都，肯定是牛頭不對馬嘴。
戰國時期，商於之地是楚國西北軍事重地，也是楚衰秦興之地，即便出土楚國王室重器也不稀奇。更何況春秋時期，楚還封有麇子之國在那兒。
那麼是“丹陽”錯了，還是“丹陽”沒挖出來呢？
我們先從“丹陽”的出處說起，那就是《史記？楚世家》：“
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峰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
對於這個“丹陽”，《史記三家注》就出現了徐廣、穎容的“枝江說”，李泰《括地誌》的“秭歸說”。“丹淅說”清朝才出現，最晚出現。
這個記載其實是大有毛病的，因為在熊繹受封之前，楚人早已立國江漢。
楚與西周是商末同時興起的方囯，也曾經是反商的盟友，用司馬公的話說，楚祖鬻熊“子事文王”，其曾孫熊繹是“文、武勤勞之後嗣”。
既然楚人早已立國，就因為楚君熊繹得到了周王朝承認，即搬遷至“丹陽”也不可能。那麼熊繹之前的楚君所居，才是真正的楚國都城。這個地方存在嗎？當然。是比《史記》更早的記載嗎？當然：
《墨子？非攻下》曰：“
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
”畢沅校注云：“討”字當為“封”字。
睢山在哪兒呢？楚史泰斗張正明先生說：“
睢山即雎山，後世稱柤山、祖山、沮山，今稱主山，在湖北南漳北部近谷城邊界處，主峰突兀雄偉，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隱藏在叢山之中
”。熊麗跟熊繹是什麼關係呢？根據《世本》，熊麗為鬻熊之子，熊繹之祖父。
也就是說，在西周承認楚國之前，楚人至少立國於睢山三世了。那麼，司馬公的“丹陽”肯定就是個笑話。
這個不稀奇，太史公作為西漢太史令，不也是連劉邦老爹的名字也弄不清嗎？
那麼關於這個楚始都睢山地望，有佐證嗎？《春秋·昭公十二年
》
《左傳》記載有楚靈王與右尹子革的對話，可謂力證：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子革對曰：“昔我先王熊繹，闢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這個“闢在荊山”的記載，和“始討此睢山之間”的記載形成邏輯系統，足於作廢一切“丹陽說”：荊山在睢山西南百里，熊麗立國於睢山之間，其孫熊繹受封時仍在向荊山拓展
。熊繹如果立都於丹陽，跑到南方四百里外去“篳路藍縷”，可能嗎？《史記》錯了，還是《墨子》、《左傳》都錯了？
估計楚國始都“丹陽”，本就是司馬遷從錯訛史料中抄出來的！楚國始都以荊、睢為望，此傳世文獻早有定論，只是因《楚世家》之訛記，遂有紛紜之“丹陽”歧說，實則皆文字遊戲耳。
所以，早有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指出：“
麗是繹祖，睢為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加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
”
對於楚國始都“荊、睢”之望，本文再提供幾條佐證：
①楚始國之君為熊麗，而非其孫熊繹。楚君以酓為氏，正是從酓麗始，此後酓狂、酓繹，直至秦末義軍領袖楚懷王酓心。
楚公族姓羋，本楚祖女嬇鬼方氏之姓氏。而楚君以酓為氏，金文“酓”狀神飲酒，實則“飲”字，本火正祝融縮酒祭祀之職司，文獻作“熊”。據商承祚《壽春新出楚王鼎考釋》：酓、熊古讀聲近，北方諸侯畏楚以獸視之。
②《楚居》有“夷屯”有“京宗”，宗廟在“夷屯”，“夷屯”即後世楚都“郢”之切聲，在荊、睢之間；“京宗”乃季連部北上迎娶“盤庚之子”所居。
關於楚人遷徙路線，《楚居》雲：季連部“前出於喬山，逆上汌水，見盤庚之子……穴酓（即鬻熊）遲徙於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繹與屈紃，思（使）若嗌卜徙於夷屯，為楩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李學勤釋“汌水”為丹水，則喬山即荊、睢之山，“夷屯”有宗廟“楩室”方可稱楚都。
③自熊繹、熊艾、熊亶、熊勝、熊楊至熊渠六世楚君，傳世和出土文獻皆無楚與南陽盆地有關係的記載；相反，其自漢江南岸荊山沿睢水（今蠻河）、漢水向江上發展甚為明確。
據古本《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徐，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此役熊勝或熊楊應有興師，趁火打劫染指了今鄂東銅礦，從而為熊渠興起奠定了實力。第八世楚君熊渠以勇力、膽略著稱，是楚人走出荊山，沿沮水、漢江南下開拓江上的英雄。《楚世家》雲：“
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注：今上庸縣）、揚越（得名揚水，在長江中游），至於鄂（劉伯莊雲“鄂州”）……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何光嶽謂在安陸）。
”
熊渠分封三子，實則保護運銅通道的安全。熊渠之後，歷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熊伯霜、熊徇、熊咢、熊儀（若敖）、熊坎（霄敖）、熊眴（蚡冒）十一世，已入東周，均無與南陽盆地有關的記載。武王熊通以征服漢陽諸姬老大隨國為頭等大事，目的在於乘周衰而獨佔江上銅礦，其活動地域仍在漢水之南。
楚始國之君為熊麗，楚始都在荊睢山之間；“丹陽”實太史公之誤說。
那麼，就有人會判斷了：如此說來，
“南陽是楚國的發源地，楚國的都城在南陽”，不就是謊話了？
的確如此，既然論楚國，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湖北襄陽的荊睢山搬到南陽淅川去，楚即荊，荊即楚，自古荊、楚互訓。未聞楚可訓“丹”者。
補充一點：武王之子文王熊貲二年，“伐申，過鄧（今襄陽樊城西北）”，始與南陽盆地發生關係。“申、息”為楚之門，可以這樣說，今河南大半土地已為文王之後的歷代楚君所征服；而申邑改為宛邑，大致在楚悼王之時，因為吳起作過“宛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