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是我國西漢與東漢的合稱，本文將與大家分享一下，兩漢各自的特色與相同之處，力求讓讀者以史為鑑，各取所需。
西漢王朝，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歷經210年；東漢王朝，從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歷經195年。
一。兩漢各具特色
君王方面：從皇帝數量上看兩漢都是12位，但質量上，西漢明顯強於東漢，西漢從漢高祖劉邦創立漢朝起，歷經了由漢文帝、景帝共創的“文景之治”、漢武帝的“漢武盛世”及漢昭帝、宣帝共創的“昭宣中興”共三段盛世，時間長達132年（佔西漢全期的63%），到漢宣帝之時，西漢國力達到極盛時期。
正因為如此，西漢的皇權除了劉邦死後呂氏短暫篡權，及後期被王氏奪權外，一直沒有旁落過，其政局非常穩定。
而東漢只有漢光武帝創立的漢武中興、漢明帝與章帝建立的“明章之漢”及漢和帝的“永元之隆”，二個半盛世，時間雖有81年，但如果減去13年竇氏外戚專權時間，實際只有68年（佔東漢全期的35%）。至漢和帝英年早逝後，東漢在中後期即一蹶不振，逐步走向衰落。
所以，東漢至漢章帝后期就進入戚宦之爭當中，由外戚、宦官輪番篡
位爭權，使得朝綱混亂，政局極其不穩定，給民眾帶來災難的同時，也讓東漢走入下坡通道。
但是在開國皇帝對待功臣態度與方式上，東漢的漢光武帝接受漢高祖劉邦的經驗教訓，運用了比他高明的多處理方法。
劉邦的辦法是——剪除異姓王，大封同姓王。在劉邦在位時對各異姓王還是有懷柔之心的，韓信、彭越、英布均因呂后的原因而亡，而其他諸侯則因有心或無心的差錯被削、被除。剪除異姓王之後就是封同姓王，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這種政策在以後的漢朝皇帝當政時更是變本加厲，同姓王又轉變成為漢朝新的威脅。而這種開國殺功臣的惡劣先例也被後世君王們“借鑑”。
漢光武很聰明，他接受了前輩劉邦的教訓，對待開國功臣們採取高祿獎賞，同時剝奪他們手中軍權的辦法，並且及時招納文人管理國家事務，這樣能讓國家很快由軍人政權過渡到文人政權，不僅避免了兵戎相見，而且還防止了權力鬥爭，更好地鞏固了皇權，維護了國家安定。
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開國君臣關係，也多為後世創業者們效仿。
2。邊防政策方面
西漢初期因為剛建國，實力不夠，所以對匈奴等被迫採取和親退讓政策，後來經過文景之治，國力與財力得以恢復，到漢武帝時期，邊關政策由原來的消極防禦轉為積極進攻，並湧現出衛青、霍去病等抗擊匈奴的英雄，取得了空前的戰果。
東漢的邊防政策，除了出現班超等積極經營西域的名將，短期讓漢朝佔據邊關優勢外，從中期開始，特別到後期就放棄了對邊防的積極經營，轉為消極防禦的政策。自漢安帝至東漢末期，隨著戚宦之爭的加劇，執政者根本顧不上邊防，讓匈奴、羌人等大規模侵犯邊境多達近百次，這就加速了東漢的衰亡。
3。科技文化方面
西漢的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思想，從而確立了儒學在國家政權中的統治地位，這在當時應該說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到東漢時期，儒學突出迷信或佛教之風，宣揚天命皇權的思想，讓儒學帶上了濃厚的神秘色彩。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不過王充的《論衡》是東漢時期的閃光點，它反對儒家學術，提倡唯物辯證主義。但這在當時屬於反潮流的行為，所以只是曇花一現。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與東漢班固的《漢書》相映成輝，都是我國曆史著作的精品，但相比而言，《史記》比《漢書》的歷史影響深遠些。
在自然科學方面，西漢推廣了鐵農具、發明了耬車（一種播種機）等；東漢隨著冶煉技術的提高，發明了水排、牛挽犁，讓鐵器在農業上得到了廣泛地應用。因為西漢在前東漢在後，所以從科技發明的技術含量上東漢高於西漢，但發明數量上東漢還是不及西漢的。
二。兩漢相同之處
1。 都加強了皇權
西漢之初，劉邦沿襲的是秦始皇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到漢武帝時實施了推恩法，削弱了各諸侯的權力，進一步控制了地方政權，又接受董仲舒的建議，透過實施刺史制度、察舉制等，確立與完善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從而更加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地位。
東漢初，劉秀將西漢時設立的尚書四曹擴大到六曹，進一步提高了尚書檯的地位，還加強了州部刺史制度、縮減三公權力等等，其目的同樣是進一步加強並定型中央集權制度。
2。 政治經濟制度都得當
兩漢的政治經濟制度都適應了（封建地主階級）政治經濟的需要，從而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但這樣做明顯的害處是，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和統治，皇帝個人作用對政局影響大，容易產生腐敗與專權現象，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腐敗長期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其弊端將日益明顯。東漢後期的戚宦之爭導致它滅亡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