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已經享國276年的大明帝國，到達了尾聲。關外大清政權是虎視眈眈，關內北方大地是赤地千里，滿目瘡痍，闖王李自成自西安稱帝以後，取道山西直取北京，一路上可謂勢如破竹，抵抗者寥寥，降者卻如雲，南方則是一派歌舞昇平醉生夢死，最終北京城破，錯過最後機會南遷的崇禎帝朱由檢只得自縊以身殉國。
長久以來，關於崇禎帝南遷這個話題，可謂是議論紛紛，各有各的的看法和觀點，這也可以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今天宋安之就來說說這個話題，從實際角度入手來說說。
崇禎帝南遷以後的作為，可以有著無數假設。但要說崇禎帝若是南遷，他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南方會不會擁戴他，而是他會不會成為最大的軍閥。
畢竟當留都南京方面得知北京城破，崇禎帝身死，包括皇太子朱慈烺在內的三個兒子不知所蹤以後，是馬上擁立明朝宗室藩王為帝。雖然其中經過一番激烈的權力角逐，但最終還是立了二代福王朱由崧為弘光帝，繼續扛起了明朝的大旗，當然事實證明最後是扛旗失敗。
以繼承順序來說，在崇禎帝身死，三個兒子不知所蹤的情況下，往上推，崇禎帝這一代只有他和哥哥天啟帝活到成年，既然這兩位都死了，就再往上推，他的父親明光宗倒是有親兄弟，其中二弟朱常漵出生既死，三弟則是一代福王朱常洵，而二代福王朱由崧，可謂是距離大支明光宗一脈最近的宗室藩王，所以被擁立為帝。
既然二代福王朱由崧都可以被擁立為帝，那麼崇禎帝朱由檢南遷，那麼肯定會得到南方的擁戴。
不過參考明末一團糟的局勢，和南明弘光時期的歷史，崇禎帝即使南遷到南京，取得政權合法性是沒問題，會獲得當地官僚支援，但是這種支援是大打折扣的。因為王朝末路時期的官僚，真心為國的沒幾個，大多都是利慾薰心，私人利益至上，更何況黨爭這個臭毛病，還延續到了南明小朝廷，所以崇禎帝即使到了南方還會坐穩皇位，但並不會實際控制朝廷，有著真正的實權。
再看看南明時期還有一個顯著變化，那便是軍隊開始軍閥化或者說私人化。其中以飛揚跋扈，不怎麼聽朝廷號令，並且在清軍南下之際沒有起到多少抵抗作用的江北四鎮為甚。
當然軍隊軍閥化，並非開始於南明，其實在崇禎朝就已經開始冒頭。畢竟王朝末期，中央朝廷普遍對地方軍隊控制力減弱，更何況連年大戰，耗費了海量軍餉，內部又是天災不斷，朝廷是國庫空虛，經常欠軍餉。以經濟角度來看，明朝就是亡於財政破產，軍隊連軍餉都發不出來，經常性拖欠，軍隊又怎麼會替其賣命呢。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朝廷對於軍隊的控制力其實很低。像明末擁兵自重的左良玉，就曾經多次不聽朝廷號令。到了李自成進軍北京，更是凸顯出這一劣勢，崇禎帝之所以不南遷，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寄希望靠北京自己防禦和號召天下兵馬勤王，結果沒想到的是李自成的大順軍隊還沒有怎麼打，京城三大營就降了，號召天下兵馬勤王，卻只是來了唐通的八千人馬，所以到了南明，軍隊軍閥化也就不稀奇。
所以崇禎帝若是南遷，最大問題就是在於能不能成為最大軍閥，因為他得不到百官真正的支援，更是對於軍隊沒有實際控制權，即使穩坐皇位上，但也和傀儡皇帝差不多，即使可以發號施令，但也沒有多少人買賬。
所以只有擁有了軍權，只有成為最大的軍閥，才可以獲得真正實權，足以震懾下面那些不聽話的地方軍隊，才能調遣動那些心已經野了的武將。
不過很明顯崇禎帝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並沒有認識到中央朝廷式微，自己已成為棄子，地方軍隊已經不受控制的惡劣局勢。所以猶豫之下，並沒有南遷，而是選擇固守北京以渡過難關的方法，面對大敵，這個方法，明代宗朱祁鈺成功過，明世宗嘉靖帝也成功過，甚至崇禎帝在崇禎二年面對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時，也成功了。
但是他卻忽略了這次的敵人，不是來自於外部，而是崛起於內部的李自成。貪得無厭的官僚和地方軍隊，面對外敵，害怕守不住自己利益，還會一致對外。面對內部崛起的李自成，自然沒有那種同仇敵愾，反而認為李自成會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還可以藉此更上一層樓，於是爭先恐後想當從龍之臣，就這樣崇禎帝被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拋棄，牢固的北京城，也抵不住渙散的人心，崇禎帝最終成為最大棄子，錯失南遷的最後翻盤機會。
不過縱觀崇禎帝十七年的作為，他雖有心中興，但帝王心術實在是一塌糊塗，是剛愎自用，還生性多疑。即使南遷的話，如果還是之前那般作為，也很難守住半壁江山。
當然那些先降李自成，又降清的明臣，也並非贏家，在前朝貪得無厭的吸血，身為大蛀蟲，投降大順以後，並沒有步步高昇，反而等來的是李自成的“追贓助餉”政策，即使再度熬到降清以後，也不過是不被信任的邊緣人物，後來更是被評定為王朝革鼎之際的貳臣罷了。
這場明末皇帝與大臣的博弈其實是兩敗俱傷，皇帝成為最大棄子，丟了江山丟了性命，但贏了風骨，得到後世的同情和認可。而即使熬過改朝換代的動盪，保住了榮華富貴的明朝大臣，卻失去了身後之名，只是釘在恥辱柱上的貳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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