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要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我們民族給出的答案是“導民以孝，以孝侍親”，以孝文化作為解決養老問題的思想基礎。面對今日中國“銀髮社會”浪潮到來之挑戰，應著力推動傳統孝道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現代孝道築強我國養老保障制度。
傳統孝道以養老敬老為基本要求
傳統孝道主張養老敬老。孝老敬親是中國人倫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倫理思想資源。
⒈“奉先思孝”、善事父母，民以敬老為德。
愛敬父母是孝最基本的內容。孝之愛敬，從何而來？《禮記·祭義》有云：“立愛自親始”，這種“愛人”之情來源於父母與子女的血緣親情；是一種出自自然人性，發自子女內心的對父母的親近、敬重。
“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這首先指“能養之孝”。孔子說：“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養之孝”的基礎上，孔子又提出“敬親之孝”。他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即是說如果對父母不是由衷地敬愛，那養父母和養牲畜就沒有什麼差別。在這裡，孔子援“敬”入“孝”，拓寬和昇華了孝的內容。那麼，怎麼才算敬養，怎麼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經》中提出來了“五備”：“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也，然後能事其親。”“五備”的要義在於要將父母放在心上，以誠敬的心情做好“生、養、死、葬”中的每一件事。這一點實際上為後世對老人的“精神慰藉”“人文關懷”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⒉“導民以孝，以孝侍親”，國以敬老為計。
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洪荒年代”有過集體養老。“孝之本宜，恐非限於父母，諸父諸祖亦應善事。”（《金文詁林·卷八》）社會處於一種原始、初級的集體養老的階段，扶養老人是全氏族成員的共同責任。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養老方式由集體養老逐步轉變為家庭養老。這首先是因為，物質生活資料有了相對剩餘，私有財產的範圍逐漸擴大。這就為人們的“親親之私”及養老方式變化提供了客觀條件。二是由於婚姻家庭形式發生重要變化。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了父系社會時期，形成了一種新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子女受父母撫育照料並有權繼承父母的私有財產，同時子女也須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自此，奉養老人的行為落到了個體家庭之中。這種家庭養老模式，對解決古代中國的養老保障問題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與此同時，孝的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轉而以“善事父母”為核心內容。
國家以孝為計破解養老困局。古代國家在弘揚孝道文化來鼓勵家庭成為養老主體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優待禮遇老人的制度，包括對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的老人給予救濟幫助。
孝道於全社會的大力推行，培育、釀造了古代中國燦爛的“養老文明”：孝道突出養老為本位，將養老作為家庭的主要職責之一，使老年人可以名正言順地接受子女的奉養；孝道主張老年人不僅物質上需要幫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託，從而引導家庭養老實現物質贍養和精神贍養的統一；孝道不斷地將養老、敬老的觀念賦予家庭養老，使得家庭養老從家庭行為轉變為社會規範，短期行為變成世代相繼，家庭養老於是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問題，而是必須做並且必須做好的問題。孝道由此推動了家庭和諧，社會穩定。
古代中國的“養老文明”彰顯了人類破解養老問題的“中國路徑”，以及這一路徑的先進性。黑格爾曾評價說：中國傳統孝文化的核心是敬老養老，這個“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孝行天下，禮義之邦。泱泱之中國巍然屹立於世界之林。
開展現代轉化，樹立現代孝道文化
現在社會的深刻變化，引發了傳統孝道現代轉化的必要性。首先，生產方式的改變引發家庭關係變化。我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生產為基本生產方式，春種夏管，秋收冬藏，處理生產生活中的問題主要靠經驗，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識越多，越值得社會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處於支配地位。但在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變革的現代社會，當晚輩的知識結構、資源財富、權力地位都超越長輩時，他們在家庭中的“話語權”便會加大，而老人們的地位難免會“邊緣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會中，統治者為要求臣子對自己盡“忠”而鼓吹百姓們行“孝”，“忠孝”也成為當時最高的道德評價標準。而在當今社會中，古時的“父母官”變成了當今的“人民公僕”；那時的“子民”“草民”，而今變成了“公民”“國家的主人”；執政黨的理念，也轉變為各級幹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三，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與政治衝擊，使孝道文化基礎大為動搖。孝道觀念被嚴重扭曲，造成了人們認識上的混亂，形成了幾代人思想上的誤區與斷層。再就是生存及養老的壓力增大。當今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生存壓力增大，子女對父母盡孝的難度提高。大多數家庭人口的“421”倒金字塔結構，使得子女在贍養父母的問題上常常有心無力。凡此種種因素，使得孝道傳統日漸失去昔日的約束力，子女們對父母不盡贍養之義務，老而無養，養而不敬的現象屢見不鮮。不少子女在老人還有一點利用價值時，一味索要，無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體衰，便視為累贅，甚至虐待、遺棄，種種不孝行為令人髮指。曾經風光無限的傳統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著歷史的慣性而踉蹌而行。
儘管如此，孝道文化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一是情感基礎。“養”和“敬”源自人性天良善心，出自人類敬老扶弱本性。對這些曾經給自己以“身體髮膚”，併為後代耗盡生命能量的至親，報以愛情，予以養敬，是理所當然的選擇，是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可以說，只要人類親子關係存在，那麼，這種珍貴的感情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是群眾基礎。古往今來，孝道文化在國人的心中，具有最重的分量。從小到大，由愚而聰，孝道文化在中國人的身上留下了最深的烙印，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中國人的特徵、中國的國民文化。中國“人不能不講孝，千千萬萬的老百姓篤認孝理，願當孝子，中華民族就是講孝的民族。”三是政治基礎。經歷了文革之後的理性反思，黨和政府看到了孝道文化被錯誤批判而帶來的惡果，認識到了傳統文化的重要作用並鼓勵子女對父母的孝；法律層面上，國家也規定了子女有著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做法，都有利於孝道文化的延續。
欲使傳統孝道能在今天生存發展，並且對現代生活產生其應有的規範與指導作用，就必須對其進行現代轉化，使其融入現代生活，走進現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傳統孝道必須實現創造性轉化。它既應該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又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這樣的孝道文化有如下主要內容和特點：
一是克服異化，實現“義務對稱”，體現平等性。
在傳統社會，“子孝”往往被特別推崇，極致時期更是被說成是“父為子綱”，發展為愚孝，並走向極端；而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卻常常看到的是父輩的“慈”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簡直是給兒子當“孝子”，但是子輩對父母的回報則少得可憐。這兩種異化傾向都是偏頗的、有害的。現代孝文化應該是強調“孝”與“慈”相輔相成，義務對稱；強調兩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處。
二是合乎情理，做到自律自覺，體現自覺性。
傳統社會中，子女對父母盡孝是受到諸多外界條件制約的，常常是機械的、被動的。而現代由於社會進步，人們獨立自主的傾向和自我意識逐步增強，所以子女對父母的“孝”應出於摯愛，基於情感，自律自覺，自願做出孝敬父母的行為。
三是把握需求，兼顧養心養身，體現情感性。
老人們幸福的晚年生活不僅決定於物質生活上的豐富，還有賴於精神生活的富足。現代社會的老人與舊時相比，其需求不盡相同。古時老人更需要子女的經濟支援和生活照料，而現在老人的經濟能力增強了，可以從社會購買服務來料理生活，對子女的需求更多是精神層面的。這種來自與兒女交流的親情體貼，可以使父母獲得精神上的慰藉，是單純的生活物質供給所不能替代的；還有要儘可能滿足老年人居家養老的願望，因為對中國老人來說，對家庭的精神要求比什麼都重要。這裡有他創業的成果，是他精神的家園，寄託著他全部的生命和希望，中國老人的生命和家庭早已經連為一體無法分離。他們一旦被迫離開這個熟悉的環境，無異於像將一棵老樹連根拔移。所以，我們不應該擅動老人們的“精神家園”，要儘可能讓他們心有歸依。情感性是孝道文化的精髓，應特別注意發揮其優勢作用。
四是互助互利共享，體現時代性。
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調整代際關係的道德規範，它應成為調整青老關係、緩解社會矛盾的良好黏合劑。青年一代是國家、民族的未來，應獲取相應的公共資源，同時要尊敬、愛護老人；老年人曾經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當他們年老之時，也有權利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還要在受到他人尊重的同時，保持自尊自重。青老兩代的機會和權利，只有不同時段的各自側重，並無任何一方的獨佔或捨棄。這樣，經過對孝道文化進行現代性闡釋，它才能完成從古代傳統到現代規範的轉變，達到傳統與現代互補互動的效果，使傳統孝道在超越自我中獲得新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以現代孝道築強養老保障
我國現在已步入“老齡化國家”之列，贍養老人的問題目前正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如何應對“銀髮浪潮”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何處安放我們的暮年”是我們每個人無法迴避的挑戰。對於建構養老保障這樣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我們固然要大力發展經濟，但與此同時，也必須弘揚孝道，文化養老，發揮現代孝道應對老齡化的重要作用。中國未來的養老制度體系建設應充分重視現代孝道的導向作用，建立一種以現代孝道為依託，符合中國國民心理需求，滿足老年人物質生活、照顧護理、精神慰藉幾個方面需求的全面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以現代孝道築強養老保障，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做起：
⒈把孝道由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
養老問題說到底是個文化問題。當代解決養老的主要方式有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兩種模式。然而，無論是大力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推進養老產業，增加社會服務，提高社會養老的規模、質量與水平；還是繼續鼓勵和實施傳統的反哺式迴圈養老即家庭養老，都必須借重現代孝道。傳統孝道是我國傳統家庭養老方式的思想與文化依託，依憑它的導向、監控和強化作用，基本解決了古代中國的養老問題。今天，這種孝道文化仍然是家庭養老之精神基礎，這叫做“老吾老”。而與此同時，我們要把這種傳統孝道進一步發展創新為社會養老事業的精神基礎，這叫做“以及人之老”。從“老吾老”到“以及人之老”，範疇得到擴大，境界實現提升，實際就是要求：原為養老理論支柱的孝道文化，現在要從一種家庭倫理上升為一種社會倫理，為養老社會化提供文化支撐，促成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一同協力解決養老困局。這既是一種邏輯的推衍，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⒉探索養老模式。養老模式中外有別，古今不同。
什麼是好的？那要看能否適應各國國情、經濟發展、文化傳統，能夠適應它的就是好的。中國古代完全依賴家庭養老，因為家庭養老符合我國古代社會特徵、民族文化特點、老年人的身心特需。但在當今社會，家庭養老又確實面臨著養老負擔過重，養老資源不足，養老風險加大等挑戰。當然我們可以求助於社會養老：現在有多種社會養老機構，如公辦福利院條件好，但太少，據說有的老人排隊要等多年才能入住；民辦養老機構收費高不說，老人對其信任度也不高；最要緊的就是離開居住多年的環境到陌生地方養老，絕大多數老人接受不了。面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在自己的家養不了老，到生疏地方受不了，那就要考慮現代孝道重情感的特點，為老人們營造一個兒女端湯可及、老友時常見面的適宜環境，使之成為老人們的“精神家園”。譬如現在正推開的社群居家養老，或許就是這樣一種較適宜的養老模式：這裡亦社亦家，有熟人，不孤單；無圍牆，有活動；方便兒女探望，留有家的氛圍；老年人在其中生活充實，心裡踏實，有助於自己安度晚年。另外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積極探索異地養老、以房養老等多元化養老模式。
⒊整合保障措施。現代孝道還可以把道德教育、輿論倡導和利益驅動幾者作用結合起來，為養老體系發揮整合、築強功能。
對道德教育：繼續發揮“百善孝當先”的價值功用，把現代孝道作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輿論倡導：應以開展學習孝老愛親道德模範活動為載體，吸引群眾普遍參與。子女們一方面充分地表達對父母的照顧和關心，予以老人精神物質方面的撫慰支援；同時還要以孝道博愛思想為依託，弘揚志願精神，以志願者身份，為社群的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對利益驅動：古代孝子，不僅青史留名，而且還會收到獎賞，獲得重用。所以我們要對那些敬老尊老事蹟突出者，不僅給名，還要有利。像高考錄取時“不孝不能進北大”，一些企業對職工發放的“孝老慰問金”，一些地方實施的官員選任與孝老敬老掛鉤，都使那些孝心兒女、愛心人士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時社會就出現了一種正向激勵：家家有老人，人人都會老。大家都敬老，社會更美好。
“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尊重老人就是尊重歷史，敬老尊老直接關係到老人的“夕陽夢”，而這一切，離不開孝道文化的導向、保障作用。所以我們必須創新發展孝道文化，築強養老保障體系，使我國悠久的尊老敬老傳統，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重獲生機。
（來源：中華百家姓起源故事 作者：肖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