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傳統與經典生成”專題】
作者：趙敏俐（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中華民族的早期書寫，包括文字和影象符號在內，不僅僅是對物質文明史的簡單記錄，而是在此基礎上生成的人類早期的文化記憶，是對生活的理解，對宇宙的觀察，是中華文化知識譜系的建構。
充分利用當代考古學和出土文獻的豐富成果，弄清中華民族早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係，中國早期“經典”何以產生，中華民族的古史何以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何以形成等重大問題。
近百年的考古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從舊石器時代的元謀猿人遺址、陝西藍田人遺址、北京人遺址，到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遺址、新樂遺址、仰韶文化、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紅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馬家窖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陶寺遺址等等，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中華文明發展鏈條。特別是在這些新石器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玉器、陶器，發現了早期的房屋、廣場、宮殿、城牆，還有大型的墓葬，證明了那個時期中華民族物質文明所能達到的高度，一個比較可信的中華物質文明古史呼之欲出。
透過物質考古發現，我們同時也認識了人類早期的精神文明。如根據早期巖畫的發現，我們知道人類很早就掌握了繪畫的能力；根據山頂洞人骸骨旁邊的貝殼類飾物，我們知道那時的人已經有了審美意識；根據早期人類遺址建築和玉琮等禮器的發現，我們知道那時候已經有了相關的宗教活動；我們還可以透過考古中發現的早期人類住所的不同、墓葬大小與陪葬物品的多少，推測中國何時進入到階級社會，何時可能產生部落首領，推測墓主生前的社會地位。伴隨著這些考古遺物的出土，沉積其上的精神文明也讓我們浮想聯翩。如仰韶文化的彩陶，紅山文化的玉龍，良渚文化的玉琮，三星堆文化的面具，它們的製作，無不蘊含著當時人的文化思想觀念。這說明，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物質文明的發展史同樣源遠流長。
但是，面對那些不會說話的冷冰冰的文物，我們儘管可以馳騁自己的想象，但終究難以窺見先民們豐富的內心世界，難以瞭解他們的所知所想。所以，我們不滿足於瞭解古代人的生活，還想了解他們的心靈。人類不僅需要物質考古，更需要精神考古。而這些，恰恰存在於人類早期書寫（包括文字和影象符號）裡。它們是中華民族精神成長的歷史遺存，是我們進行精神考古最寶貴的材料。根據它們進行人類精神考古，其意義不亞於實物考古。
當然，要進行人類精神考古，就必須以物質考古為前提。有幸的是，當下豐富的物質考古成果，正在為中華民族精神考古提供有力的支援。近百年來，考古學界對於從舊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系列考古發掘，基本上弄清了中華文明從原始村落到城市，從部族到國家，從石器的使用到鐵器的鑄造，從原始的灰陶到精美的青銅器，從早期的刻畫符號到文字的成熟，從財產的共有到階級的產生，從原始的信仰到大型的宗教活動等一系列從野蠻到文明社會的發展程序。仔細比較就會發現，這一條考古學所構建起來的中華文明史的鏈條，與中國早期書寫中所勾勒的從五帝到夏商時代的歷史程序基本是一致的。如二里頭文化大體對應於夏文化和早商文化，陶寺遺址與傳說中的“堯都”有關，無論從考古遺址、出土文物還是從年代測定角度來看，都可以得到基本的證明。《史記》中所著錄的殷商時代先公先王的名號，與甲骨文的記載基本相同，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可以說，正是當下的實物考古，讓我們重新認識到了早期書寫的巨大價值。因此，參照當代考古學的豐富成果，必將把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實現從物質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入。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對中華文明早期書寫的研究。
我們知道，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間斷的文明。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悠久的書寫傳統。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文字，設立了史官，有意識地把中華早期的精神文明記錄下來。從考古發掘來看，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百多個陶器刻畫符號，時間距今約7000～5000年前。此後逐漸發現了青海樂都柳灣遺址所出的彩繪符號，湖北楊家灣出土的陶器刻劃符號，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大汶口文化陶文，以及良渚和龍山時代的刻寫文字，有的甚至可以釋讀成句。特別是1984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裴李崗賈湖遺址中出土的龜甲上的刻符，年代上限可早到7500～8500年前。這說明，遠在殷商甲骨文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文字。雖然我們至今尚未發現殷商以前成體系的文字書寫遺物，但是先秦典籍中並不乏相關的記載。《左傳·召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穎達《正義》引孔安國《尚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春官宗伯》：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逵雲：“《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鄭玄注《左傳》也認為《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當然這些說法都帶有後人推測的性質，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春秋時代，這些文獻還有少量儲存，它們應該是用商周以前的古文字書寫而成的著作，所以很少有人能夠讀懂。我們看先秦文獻，知道那個時代的人就常常“引經據典”，如僅在《左傳》《國語》《墨子》中就引用了《夏書》20次之多。這些足以說明中國早期的書寫產生之早。《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對殷商遺民的訓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說明，在殷商時代，除了用於占卜的甲骨文和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之外，還有大量的典冊類書寫。這些文獻，殷商遺民們熟知，因而周公才能用這一事實來訓誡他們。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早期書寫的源遠流長。
人類何以發明書寫（包括文字和早期影象符號）？就是要透過一種以物質文明為載體的有效手段，將人類的歷史、經驗、智慧記載下來，用以回顧過去，指導未來。作為中國早期書寫最重要的成果，有幸傳承下來的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仔細分析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早期書寫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記史。在“六經”當中，單純記史的只有《春秋》，而且它的產生最晚。其實，即便是《春秋》，所記史事也極其簡單，更重要的是透過史事記載孔子對這些事件的評價。其餘“五經”所記載的分別是先民們的詩、樂、舞，治國理政的經驗，日常生活規範和國家制度，以及對於宇宙人生的思考與智慧，等等。要而言之，中華民族的早期書寫，雖然建立在物質文明史的基礎之上，但它不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簡單記錄，而是在此基礎上生成的人類早期的文化記憶，是對生活的理解，對宇宙的觀察，是人的精神成長過程，是中華文化知識譜系的建構。
我們之所以提出“早期書寫”的概念，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精神考古，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探討中華民族早期精神文明如何形成，知識譜系是如何建立的。“書寫”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有巨大的闡釋空間。它由“書”“寫”兩個同義詞組成，其本義指的就是寫字的行為，其後則引申為書寫的內容、表達的情懷、寄託的思想。而我們今天則將“書寫”當作一種以精神生產為目的的人類主體活動，對其進行綜合研究，包括“書寫”的目的、書寫的方式、書寫的價值、書寫的內容等各個方面，最終則落實到人類精神文明的建構。由此我們才有可能充分利用當代考古學和出土文獻的豐富成果，弄清中華民族早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係，中國早期“經典”何以產生，中華民族的古史何以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何以形成等重大問題。
近百年來的考古學成果，已經為我們描述了一條比較可信的中華物質文明發展史線索，同時也為我們探討中華民族精神文明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精神考古和中國早期書寫理應成為新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方向。書寫研究不同於文史哲的單科研究，也不同於傳統的經學或者史學研究，更不同於當下比較流行的所謂“文字”研究，它是將其作為人類獨有的精神活動來研究。它要從人類何以要進行書寫這一基本點入手，對現有的知識譜系進行新的闡釋，探討中華民族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歷史意識、天人哲學以及所有與中華文化之發生有關的根本性問題，構建一部與社會文明史相呼應的中華精神文明史。它是一個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的人文交叉學科。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0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