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7）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主辦，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承辦的“中國考古百年”系列活動之“紀念金沙遺址發現20週年國際學術會議”在成都舉辦。結束了上午精彩的報告後（點選檢視相關報道），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彭邦本在會場外接受了紅星新聞記者的專訪。他表示，金沙遺址出土的眾多精美文物，充分體現了古蜀人的智慧和創造精神，堪稱是一流的考古發現，標誌著古蜀文明的輝煌。
彭邦本
“從金沙遺址所形成的年代看，應該是上自商周時期，向下延伸到春秋時期，這一時期，相當於魚鳧和杜宇這兩代蜀王統治的時期。”彭邦本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史學研究領域，從前缺乏考古材料的時候，僅依賴傳世文獻是有侷限的。“關於蜀地的歷史記載，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中原的文獻系統，一個是本土蜀人自己留下的，這兩個系統各有特點：中原的文獻時代較早，包含了很多珍貴的資訊，缺點是比較零散，涉及到巴蜀地區時，略提一筆，著墨不多。”
而蜀地的文獻記載較為完整，“如果把它和中原的文獻和考古材料進行互證，就更具有歷史的真實性。（這些文獻的）缺點是成書年代比較晚，最早的《蜀王本紀》也不早於漢代，《華陽國志》則是東晉才著成。”彭邦本說，“而金沙遺址大量考古遺存的出土，不論為中原還是蜀地的文獻記載，都提供了可印證的材料。雖然迄今沒有發現直接出土的文字材料，但現在出土的材料已經能夠和傳世文獻記載進行實證，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真實證據。”
他舉了一個著名的古代人物為例——大禹。“中原和蜀地的文獻都講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實大禹和他的父親鯀，在築城方面也有開創性的舉措。他們所屬的時代，根據多方面研究，應該就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那個時期的成都平原，已有了多個寶墩文化時期的聚落，幾座古城都有夯土城垣。”
這些夯土城垣，就是當時古蜀人避水患、修水利的重要設施。“那時的人沒有能力修建沿河堤壩，就挖壕溝、修城牆，把洪水儘量擋在家園之外。”彭邦本說，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判斷哪座城是大禹、哪座城是鯀曾居住過的，但從宏觀歷史程序和一般歷史程序角度看，都印證了真實資訊的存在：那就是距今4000年前左右，出於避水患、修水利的需要，我們的先祖修建了一系列帶城垣的聚落，所謂金城湯池是也。”
彭邦本發言
談到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研究對於成都城市建設的意義時，彭邦本表示，金沙遺址考古揭示的古代城市建設歷史經驗，為現代城市的保護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由於解決了水患問題，讓古蜀人對成都平原的開發得以向前進一步推進，促進了成都這座城市的發展繁榮。”彭邦本說，古蜀文明在3000年前就達到了很輝煌的程度，“可以說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青銅文明，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燦爛的青銅文明之一。”
他認為，作為城市發展的一種資源，金沙遺址所代表的考古學發現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源支撐，很多資源都是不可持續的，用完就沒有了，而且往往還會產生環境方面的副作用。”彭邦本說，“但歷史文化資源不同，只要你會用，可以生生不息，越用越豐富，越用越精彩，而且照樣可以產生很高的經濟效益。”
他總結道：當今世界，如果經濟社會發展不和文化發展結合起來，是會受到制約的。“所以，用文化來融入發展，引領發展，是世界性的趨勢。這一點我們中國做得很好，成都也做得很好！”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 攝影記者 王歡
編輯 李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