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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先生的《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的定位其實是一塊反光板，是學界與公眾的中間人，將二三十年來學術界的新知與異識成體系的整理給普通讀者。很難說作者自己有多麼了不起的發明創見，他做的更多的是將中外學者的發現與洞見融會貫通，做成一個框架，一架梯子，一副柺杖給本書讀者。它的最大的價值是，讀者可以藉著這個線頭剝絲抽繭，去更深入的瞭解作者書架上的神明，單靠本書並不見得能全面的瞭解歷史，但順著作者引用的書籍，倒足以形成自身的一己之見。
本書的缺點是，作者很多地方的論證是比較武斷或粗疏的，有些地方也不見得是學界共識，甚至存在非常明顯的錯誤，像進攻羅馬的匈人並不等於匈奴人，兩者的關係如同海牛與水牛的關係一樣。至於埃及文字也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使用象形符號的表音文字。以及，雖然說從世界範圍反思中國，但大體還是以西歐對比中國。不過這些問題無傷大雅，不影響理解。
《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
張宏傑/著
嶽麓書社 2019年8月
關鍵詞：秦政與治亂迴圈。
作者指出，中國古代有兩次重大變革，首先是商周之變，統治的依據從鬼神轉變為天命，而天命又由統治者的德行決定。由於天命無法度量，於是逐漸演變成誰是勝利者，誰就擁有天命，這使得中國改朝換代極其頻繁，在世界範圍也是非常罕見；然後是周秦之變，統治的形式從封建變為郡縣，從此“百代皆行秦政制”。從時間來算，後者更重要，因為後人繼承的都是秦人的政體。
秦政是戰國法家出於軍事競爭目的而打造的戰爭機器，比西歐同類型體制即使從雛形算起，也要早一千八百年以上。用作者引李侃如先生的話說：“發端於秦朝的官僚制度，經歷了幾個世紀，呈現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點：界定清晰的職位，基於功績的任命，明確的報酬結構，職能的專業化，高度發達的正式溝通體系，關於權力行使的適當路線的詳細規章，定期的報告職責，正式的監察組織，等等。”這體現了中國文明驚人的早熟，代價是自發秩序常年受到壓制，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萌芽”不開花也不結果。
作為秦政的設計者，法家是馬基雅維利之前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們誇大了人性惡的程度，認為就算是夫妻父子之間也充斥著利害算計，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可能是敵人，無視人除了利己本能外還有利他本能，因此在他們看來，道德倫理無用，君主只能用嚴刑峻法威懾，功名利祿誘導，才能治理好國家。
與堅持民為邦本的儒家相反，法家認為君主是國家主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就是為君主存在的。民眾存在的價值僅在於作戰的時候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貢獻勞力，至於民心所向與否毫無意義，或者說，在法家看來，民眾壓根就不許有自己的思想與意見，否則就會影響政府控制。因此平民不許議論國政，即使是支援國家政策也是妄議（是以有今人改編笑話諷刺之：監牢裡三人互相介紹入獄原因，“我反對商鞅”“我支援商鞅”“我就是商鞅”）。
基於同樣的邏輯，法家一力壓制、打擊民眾，削弱民眾的力量，“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在他們看來，只有民弱了國才能強，只有讓民眾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因為百姓貧賤，才會尊重權力，才好管理，就算允許他們飛黃騰達，也只能是被國家控制的耕與戰兩條途徑，透過“利出一孔”，使所有人緊緊依附權力，遵循國家政策導向。
同時消滅中產階級與社會凝結核，也就是將任何有產業或本事進而不畏懼權力的人，賢能與有知識的人趕走，因為這些聰明人頭腦太活躍，不容易統一指揮。而為了弱民，就不能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惡之徒，要讓黑惡勢力去統治民眾，使民眾屈從於流氓統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現狀，這樣民眾才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屈從強權。
於是從商鞅起，秦國打擊商業，廢除旅館，禁止商人隨便出行，將山川湖澤收歸國有，禁止農民以此謀生。留給平民的只有兩條路，要麼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要麼努力種地，把收穫的三分之二的糧食充作軍糧。稍有反抗，便有嚴刑峻法，割鼻斷腳伺候。同時為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還建立互相監視的“告奸”制，鼓勵親人之間相互揭發。
法家的制度設計是非常反人類的，但這樣的制度確實可以在短時間內儘可能的壓榨與汲取所有社會資源，使國家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從而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想象的龐大兵源和鉅額軍費。這樣的國家結構雖然在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在軍事上卻很有效。於是文化上先進的關東六國，被軍國主義的秦國一一覆滅。
然而征服天下後，這套汲取體系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使所有人不堪其擾。畢竟在征服六國時，尚有戰爭紅利作為彌補，六國繼滅後，對匈奴與嶺南的戰爭，逾出傳統農業區，對中原帝國來說既難以統治，又所獲甚微，不足以抵消官府的汲取力度。尤其始皇帝出於軍事和享樂目的，熱衷徵發民夫，營建大型工程，葛劍雄先生認為役使的勞力一度達到兩千萬，即當時人口的一半，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數字。
而六國之民不像逆來順受，已經習慣的秦國順民，他們原本生活在法律和稅收相對寬鬆的六國，在被征服以後，稅率與法律變得嚴苛，稍一反抗抱怨，便有嚴刑峻法處置，所以說“天下苦秦久矣”。即使秦人本身對秦政也是不滿意的，是以六國亡後尚有復國者，秦亡後反而無人出來為秦復國。楚國人劉邦進咸陽後廢除秦法，結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為什麼一直是個負面角色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秦政從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否定，秦亡後中國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不咒罵批評秦始皇，但絕不捨棄以皇帝制度為首的一系列秦政，因為沒有什麼比秦政更有利於統治者了。
在秦政中，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只有權力沒有義務，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儘管在儒家版的顏色革命，也就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雙方達成體面和解，儒家承認漢家天子合法性，秦政則摻入儒家元素，對社會的汲取力度有所軟化，使理論上皇帝官員對天下所有人負有責任。但隨著時間推移，儒家官員地位越來越低，從自命的導師與合作者，一步步淪落為實質上的屈從者，被儒家改造的秦政在實際運轉時也荒腔走板，非驢非馬，遠遠達不到儒家心目中的效果，即使到了中國帝制社會的巔峰清朝亦是如此。
研究清代財政變遷的《州縣官的銀兩》裡指出清代大部分稅賦被收歸中央，地方只留下很少的一筆錢用以週轉，而且往往只被州縣官用來收稅，因為這影響升遷，其他職責一方面又不算進考評，一方面也缺錢，所以大部分人是敷衍了事，走個過場。但如果真有哪個缺心眼的人想去幹點實績，就會發現自己很容易被各種亂七八糟的規定製裁，因為他日常經費緊缺，能控制的這筆錢開支去向又卡的特別死，當時金融業也不發達，很容易在騰挪轉用時犯下非法挪用或者其他莫名其妙的罪名。但這人如果真想貪汙，制度反而很難管到他，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
至於各地的水利工程與社會救濟，通常仰仗於士紳階級自發或者州縣官組織的捐款集資，是以秦暉先生髮現很多地方的水利工程是在軍閥割地自保民間力量活躍的時候營建的，等到大一統王朝建立，社會資源被汲取到中央，自發秩序被壓制，水利便開始荒廢了。
而這種對統治者無比利好的制度唯一的缺陷，可能是人身上的絕對不安全。由於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幾乎無法被制裁的特權，所以皇位被覬覦者層層包圍，法家按人性無法信任為前提打造的政治機器，最終得償所願使操縱這個機器的人真的無法去相信任何人，因為任何人都可能是這份絕對大權的威脅。
於是秦始皇以後，中國王朝更替極為頻繁，即使在世界範圍也非常罕見，與皇帝權柄之大脫不開關係。按本書作者統計，如果算上所有王朝，那麼每92年一次王朝更迭。如果只算主要王朝，那麼兩百多年一次。諷刺的是，在比如日本英國這樣很長時間內君主沒有實權的國家，王朝的歷史卻能綿延下來。
儘管歷代皇帝為了延長王朝壽命，苦心孤詣設計出種種制度，平衡內朝與外朝，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但遺憾的是，他們的努力很難說起到了效果，各個王朝總是處於週期性的“崩潰—重建—崩潰—重建”的歷史輪迴。
究其根本，一方面在於鼎中之鹿人人慾逐，大位武力可期。另一方面因為國家機器一旦啟動，對社會資源的汲取便停不下來，而中國平均兩百年一次的王朝迴圈，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王朝對民間的汲取力度越來越大，官吏增殖的速度超過自發秩序活力生產與恢復的速度，壓垮了基層社會，導致王朝末年社會崩潰，重新來過。
早年學界認為王朝滅亡是因為土地兼併，但現在發現中國古代的土地兼併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人的努力，但因為儒家是諸子均分，因此到第二三代土地便支離破碎開來，所以民間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另一種則是自由民難以承受沉重稅賦，於是寧願為奴，也要投奔可以合法免稅的權貴門下，然後朝廷將稅賦壓在其餘戶口身上，導致更進一步的惡性迴圈。這表面上看是土地兼併，但本質上還是因為汲取過度。
由於在中國古代，民眾既不能限制官府聚斂，也沒有有效申訴的渠道，最終只能官逼民反，選擇暴力反抗，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的動盪與破壞，這就使得除了清朝以外，大部分大一統王朝的滅亡都伴隨著大量的人口滅絕。而清朝得以倖免的原因，是因為西方海洋秩序的介入。
而中國引入新的秩序以前，一直處於一種停滯狀態，這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發展，但這些發展不足以使中國走出治亂迴圈：前朝鼎盛時期積累的財富，因為戰亂而損失殆盡，新朝在一片空白中走向鼎盛，然後開啟下一個輪迴。在這治亂迴圈裡，中國始終走不出馬爾薩斯陷阱。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國家機器的早熟對於中國文明來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種種因素（像王朝中央對地方的汲取、治亂迴圈無法長時間積累等等），抑制與打斷了民間自發秩序的孕育。而換個角度講，歐洲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正由於缺乏強大國家組織，民眾受汲取程度微小乃至於無，使得民間自組織有機會積累，因而產生近代資本主義。
雖然文藝復興之後，歐陸列國相繼建立強大徵稅和財政機構，汲取力度越來越強甚至能讓大清也瞠目結舌，但是自發秩序能力也隨時間發展越來越強，擁有更強的生產能力，抵消了汲取術的危害。
昨日之事，今日之師。讀史的目的便是知興替，明得失，否則撰寫與閱讀史書就失去了意義。但遺憾的是，歷史上的後來人對秦政之弊缺乏自覺，杜牧那句話從來沒有過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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