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史學家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聞名於世，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備受歷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資治通鑑》中不僅反映了興衰治亂的道理，也記載了許多政治事務的治理之道。
通觀《資治通鑑》全書，可以發現古代的形式主義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這樣的文風對治理國家毫無裨益，不僅會影響政治，也會延伸到軍事領域。比如《資治通鑑》第202卷記載，太學生魏元忠曾經上奏唐高宗，他指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麗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魏元忠認為朝中的文風華而不實，只講遣詞造句，不追求經世致用，武官也只是求騎射功夫，而沒有將精力放在戰略戰術上來，從而導致唐朝國力削弱，在西征吐蕃時遭遇失敗。
據《資治通鑑》第11卷記載，西漢初年丞相蕭何主持營建未央宮，劉邦見到宮殿如此壯麗，十分憤怒，批評蕭何不顧連年戰事勞苦而鋪張浪費。而蕭何卻回答：“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劉邦轉怒為喜，支援了蕭何的做法。為此，司馬光對蕭何的言論進行了批駁，他在《資治通鑑》中提出：“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他認為真正的權威是建立在仁義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靠華美的建築來彰顯。在天下尚未安定之時，理當節儉用度，優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
《資治通鑑》第192卷記載，有人告發大臣魏徵偏袒親屬，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溫彥博查問，沒有實據。溫彥博在審查時認為魏徵沒有留下辦事的痕跡，遠遠地避開嫌疑，內心雖然無私，但也有應責備的地方。於是魏徵上奏唐太宗說：“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魏徵堅持認為，上下級之間要以誠信相待，如果事事都過於追求“留痕”，會損害雙方合作共事的信任基礎，不利於正常開展工作。
同樣，從《資治通鑑》中也能歸納出幾種破解形式主義的方法。
正如唐太宗所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當面對複雜的利益糾葛和人際關係，領導者必須要保持一顆淡泊簡易之心，透過身體力行、以上率下，達到“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的目的，以此來阻斷形式主義生長的土壤。比如，《資治通鑑》記載後周太祖郭威提倡質樸簡易，不喜浮華，在立國後他對大臣們說：“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鼓勵各位大臣直言上書陳事，不須修飾整飭。北魏時期，大臣們曾經請求加固京師城牆，修繕皇宮建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不同意，認為國家的建設“在德不在險”，治國安邦關鍵在於人心向背、德行薄厚，不能過於注重外在形式。
中國古代從秦漢開始都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到唐朝日趨完善。透過對各級官吏實行全面考核，來端正其為政態度，提升其治理能力，減少敷衍塞責行為的出現。但是，官員考核如果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效果，也會容易衍生出新的形式主義。為此，《資治通鑑》中特別強調了官員考核要注重實效。比如第73卷記載了司馬光對東漢考課之法的議論，反對依賴過於繁瑣的考核程式來判斷官員的業績，避免官員考核流於形式。
破除形式主義必須精簡政務，減少不必要的規章制度和繁文縟節。《資治通鑑》第43卷記載了東漢時期光祿勳杜林的上奏。杜林認為漢朝初興時，廢除苛政，四海之內歡欣鼓舞。等到以後，法令逐漸增多，以致發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護逃避，弊病更加嚴重。光武帝劉秀採納了他的建議，頒佈詔書提出要精簡官吏，考核實績，精簡政務，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為百姓服務。
對於厚重質樸的名臣名將，《資治通鑑》中多有稱讚，比如西漢周勃“重厚少文”，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東漢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達”等等。涵養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需要樹立良好的用人導向。選用這些厚重質樸、不尚華麗的高尚君子，罷黜那些華而不實、虛浮縹緲的投機之人，是破除形式主義的又一關鍵。
稿件來源 | 《 學習時報 》2020年8月28日
本文作者 | 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