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皇帝，使團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繪，1793年。
1792年，英國向中國派遣使團，嘗試爭取改善在華貿易條件。由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的使團在9月26日從朴茨茅斯出發，經過十一個月的航行，才在1793年8月11日抵達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達北京，9月2日出發前往承德，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熱河萬樹園覲見乾隆，呈遞國書，並在稍作參觀後便匆匆回到北京，且不久即得到暗示，要他儘快離開中國。結果，使團在10月7日離開北京南下，最後在1794年1月8日從澳門起錨回國，完成中英兩國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高層外交接觸。儘管馬戛爾尼認為這次訪華行程十分成功，除取得改善廣州貿易的承諾外，更有助長期改善中英關係（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edited by J。 L。 Cranmer-Byng， London： Longmans， 1962， pp。213-214），但有使團成員感到遭受很大的侮辱，作出這樣的描述：“我們像乞丐一樣進入北京，像囚犯一樣留在那裡，像難民一樣離開。”（？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Contains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 of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c。 &c。， London： J。 Debrett， 1795， p。181）不過，引起最大爭議的是乾隆在使團離開北京前向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1738-1820； r。 1760-1820）連續傳送的兩道敕諭，有學者認為乾隆的第一道敕諭“可能是研究1700至1860年間中西關係最重要的一份檔案”（J。 L。 Cranmer-Byng， “Appendix C： An Edict from the Emperor Ch’ien-Lung to King George the Third of England，” in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p。341）。
馬戛爾尼
在內容上，乾隆的兩道敕諭都是要拒絕使團提出的要求。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發出的第一道敕諭（《大清皇帝給英吉利國王敕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165-166頁），主要回應使團國書所提，希望能在北京派駐人員，而在10月7 日（九月三日）送與馬戛爾尼的第二道敕諭（《大清皇帝為開口貿易事給英國王的敕諭》，同前，172-173頁），則針對馬戛爾尼在10月3日以書面向和珅提出的六項要求，全部加以拒絕。雖然這兩道敕諭的拉丁文及英文譯本早在使團還沒有離開中國時便送回英國去，但在隨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裡，幾乎完全沒有人再提及這份敕諭，更不要說引來什麼的評論。真正惹來較大社會反應的是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 1873-1944）和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發表在1914年出版的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內的譯本（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322-325）。巴恪思和濮蘭德二人最具爭議的作品是《慈禧外傳》（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 Hsi， comp。 from the State Papers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裡面出現的《景善日記》已被判定為巴恪思所偽造（丁名楠：《景善日記是白克浩司偽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年四期，202-211頁；Hui-min Lo， “The Ching-shan Diary： A Clue to its Forgery，” East Asian History 1［1991］， pp。98-124；孔慧怡：《“源於中國”的偽譯：〈景善日記〉的文化現象》，《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81-206頁），而巴恪思後來出版的傳記更是充滿各種匪夷所思的內容（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New York： Knopf， 1977）。畢可思（Robert Bickers）為《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所寫巴恪思的一條（Backhouse， Sir Edmund Trelawny， second baronet ［1873-1944］），明言巴恪思是一個“偽造者”（fraudster），“他的自傳沒有一個字是可以相信的”（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 3， pp。104-105）。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巴恪思和濮蘭德的作品很受歡迎，流行很廣，乾隆給英國王的敕諭就是因為他們的譯本而在英語世界引起很大的注意，帶出各種各樣的評說──最廣為徵引的應該是羅素的一句：“我想要說的是：除非這份檔案再不被視為荒謬，否則還是沒有人理解中國。”（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2， p。51）
清高宗純皇帝朝服像
乾隆像（威廉·亞歷山大繪）
對於乾隆這份敕諭，二十世紀初英國讀者所訕笑，以及後來不少學者所關注和批評的，是他們認為其中展現出乾隆的高傲、封閉，以至無知的一面，以其落伍的天朝思想審視正在強大崛起的大英帝國的使團，對西方科技發展漠不關心，斷送了及早自強，與西方接軌的機會。這樣的態度自然離不開自鴉片戰爭以來，直到二十世紀初中英兩國的歷史背景。 不過，這樣後見之明的詮釋近年已受到強力的挑戰，一些學者認為乾隆閱讀過馬戛爾尼送來的喬治三世的國書後，已清楚認識到英國的擴張，且起了戒心，除對接待大臣多加指示外，又諭旨沿海官員小心提防，因此，敕諭不單沒有侵略性，甚至包含很大的防衛性。我們不在這裡深入討論乾隆的思想和敕諭的內容，只會集中分析馬戛爾尼在接到敕諭後的迴應（關於乾隆敕諭翻譯及其他相關的問題，參王宏志：《“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乾隆致英國王喬治三世的三道敕諭及其翻譯問題》，《復旦談譯錄》第三期［2021年3月］待刊）。
我們知道，馬戛爾尼使團離開北京時，乾隆指派內閣大學士松筠陪同南下。馬戛爾尼在日誌裡記錄了他在接到敕諭後曾跟松筠討論敕諭的內容，並提出一些疑問。另一方面，松筠在向乾隆的奏摺中也彙報了馬戛爾尼對敕諭的反應。過去人們都只是透過馬戛爾尼的日誌和松筠的奏摺，大略知道馬戛爾尼的迴應。但其實，馬戛爾尼原來曾對乾隆敕諭作過書面的回答，更提出新的要求。就我所見，所有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研究都沒有提及這份書面回答。這不能不視為馬戛爾尼使團研究的缺失。
根據馬戛爾尼的日誌，他是在10月21日跟松筠討論乾隆兩道敕諭的內容，關於這次談話，松筠也有向乾隆彙報。儘管他也稍為提及馬戛爾尼所提的問題，但可以預期，松筠的彙報是一面倒地充斥著天朝話語，大概的模式是馬戛爾尼在收到乾隆敕諭，並得到松筠的解說後，認識自己提出要求的不合理，有違天朝體制，衷心地後悔，然後見到大皇帝不加怪責，且賜贈禮物，他們表示莫大的感激。在松筠的彙報裡，這些懊悔和感激的描述都十分誇張，例如在第一份稍為簡短的彙報中，有“今奉到敕諭才知道所請各條不合天朝法制，總是我等荒忙的緣故，心裡甚是慚愧”“該貢使免冠屈膝，甚為欣感”“察其詞色，頗能領悉，兼知悔悟”（《欽差松筠奏為英貢使稱恭讀敕諭始知所請各條不合緣由片》，《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406-407頁）；第二份相關奏摺說得更詳細，有“敬聽之餘，甚為感悅”“該貢使等聽聞之際，意甚領悟忻喜”“今見大皇帝所辦之事，俱按大理，敕諭各條，我等如今已能解說，實在心裡敬服”“感激愧悔，發自天良”“察其詞色，其悔過懼罪之念，實出於畏威懷德之誠”等（《欽差松筠奏報行至武城貢使至舟中面謝並稟述各情及當面開導情形折》，同前，439頁）。不過，雖然我們相信馬戛爾尼在跟松筠討論時會十分有禮客氣，尤其他對松筠的評價非常正面，說他友善（An Embassy to China， p。178），開放和熱誠（Macartney to Dundas， Chekian［Zhejiang］， near Han-chou-fu ［Hangzhou fu］， 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98），但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至於這樣的卑躬屈膝，更不可能有什麼“悔過懼罪之念”。
馬戛爾尼日誌
馬戛爾尼在日誌中記錄了他怎樣在看過敕諭後，馬上向松筠解釋英國人無意在中國宣揚宗教。對於馬戛爾尼來說，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乾隆在第二道敕諭中說到“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大清帝國為開口貿易事給英國王的敕諭》，《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174頁），但他自己從來沒有要求過要在中國傳教。這一直是一椿歷史懸案：為什麼乾隆會無端拒絕馬戛爾尼沒有提出過的要求？今天，透過義大利梵蒂岡傳信部的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確定是使團的譯員李自標曾私下以使團名義向和珅提出，希望中國政府能善待中國天主教徒，以致清廷誤以為馬戛爾尼曾提出過這樣的要求（最早解答這問題的是義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樊米凱，見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a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P。 Santangelo ［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pp。525-565；筆者在這問題上亦有所補充，見王宏志：《“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馬戛爾尼使團乾隆致英國王第二道敕諭中的傳教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七十一期［2020年7月］，47-70頁）。但由於馬戛爾尼對此全不知情，因此在見到敕諭後便馬上向松筠說明。
不過，值得注意的還有一個細節。馬戛爾尼在日誌中說他當時向松筠表示，對於朝廷知悉英國人信奉的宗教與天主教不同時很感詫異，松筠告訴馬戛爾尼，這資訊並不見於漢文和滿文的敕諭裡，更說假如這出現在拉丁文字，那一定是來自譯員的錯誤，甚至是惡意的改動（from the blunder ormalice of the translator，見An Embassy to China， p。167）。我們不在這裡詳細分析這錯誤的由來，簡單來說，松筠的說法是準確的，錯誤的確是來自譯員，原來敕諭並沒有談到英國人改奉基督教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譯員出於惡意的改動，而是他們對敕諭作過度的詮釋，誤會了乾隆的意思（王宏志：《“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七十一期，63-64頁）。不過，馬戛爾尼以此作為理由，在書面迴應乾隆的敕諭時提出另外的要求。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九（1793年11月12日），松筠呈送奏摺，彙報馬戛爾尼“至奴才舟中跪請大皇帝聖躬萬安”，“又向奴才遞譯出漢字稟紙一件”，“將原呈稟字一併恭呈御覽”（《欽差松筠等奏為英貢使陳遞謝恩呈詞據情轉奏摺》，《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478-479頁）。根據松筠的彙報，這份稟文主要是因為松筠馬上回京，馬戛爾尼請他代奏，向大皇帝表示感戴謝恩。但今天我們沒法看到這份“漢字稟紙”，因為它並沒有收入在聲稱已收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收藏的清朝政府接待英國使團的全部檔案檔案”“以及在中國目前可能蒐集到的全部文獻資料”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內（《序言》，同前，第8頁）。這是讓人感到奇怪的：為什麼一封謝恩信也沒有能夠保留下來？此外，上諭檔內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793年11月20日）有一份奏摺：“遵將松筠奏到英吉利貢使所遞西洋字稟文交索德超據實譯出漢文謹抄錄呈覽謹奏”（《奏為英貢使所遞西洋字稟文已交索德超譯出呈覽》，同前，198頁），這應該就是松筠在十月十日所呈遞馬戛爾尼的稟文，但索德超的譯文也同樣不見收錄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內。顯然，這所謂“漢字稟紙”並不是一封謝恩信那麼簡單。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8月出版，644頁，520。00元
在東印度公司檔案裡，我們見到馬戛爾尼在1793年11月9日寫給和珅的一封信，除英文字外，還有拉丁文字（“Note for Cho-Chan-Tong， 9th November 1793，” IOR/G/12/93， vol。 2， pp。187-193）。從時間和內容的吻合看來，這封寫給和珅的信就是松筠口中的稟文。毫無疑問，這封信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它並不只像松筠所說的要向大皇帝表示感戴謝恩，而是馬戛爾尼第一次，並且是正面地迴應了乾隆連續傳送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兩道敕諭，當中一些說法很值得重視，更直接涉及敕諭的翻譯問題，但很可惜，至今沒有見到任何的討論。
馬戛爾尼給和珅的信的確是以表達謝意開始的，而且寫得很誠懇，除感謝乾隆送贈大量貴重的禮品外，對於乾隆指派松筠陪同南下，並委任新的兩廣總督，承諾認真及公平地處理英國商人在廣州遇到的問題，馬戛爾尼表示衷心的感謝。他還特別提到乾隆贈送英國王的御書“福”字是最值得珍重的禮物。這些致謝的內容與松筠所彙報的大抵是相同的。不過，松筠的奏摺沒有提到馬戛爾尼信函後半部分的內容，那就是馬戛爾尼對乾隆兩道敕諭的迴應。首先，馬戛爾尼重提在廣州以外口岸開放貿易的問題，認為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例如英國貨物可以直接運送到天津出售，浙江地區出產的茶葉則在寧波買賣，買賣價錢都會便宜很多；他甚至提出英國人並不是要獨得額外的優待，而是願意與其他國家商人共同享受相同的貿易條件（同前，187-188頁）。這沒有什麼特別，英國人一直以來都很希望能爭取在廣州以外開闢新的通商口岸。最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問題，馬戛爾尼用了相當的篇幅去解釋英國人無意在中國宣教。這說明馬戛爾尼認為單向松筠解釋並不足夠，甚至不能倚賴他轉達朝廷，必須直接寫信給和珅，可見這問題對馬戛爾尼來說是重要的。不過，馬戛爾尼說得很有技巧，他說是從松筠口中知悉，乾隆給英國王信函中有關英國人要在中國宣教的說法，只不過是因為乾隆認定西方人普遍會這樣做。這其實就是否認自己曾經提出過要在中國宣教的要求。接著他進一步說，英國人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從來沒有要把自己的宗教強加別人。無論使團還是在廣州的英國商人，都沒有帶來牧師，可以證明他們沒有傳教的意圖。這也是要回應乾隆敕諭對傳教要求的駁斥，也就是說，即使乾隆認定一般外國人到中國要傳教，但英國人是不一樣的（同前，188頁）。
乾隆皇帝贈給英國使團隨身攜帶的香囊（威廉·亞歷山大繪）
然而，在表明英國人不傳教的立場後，馬戛爾尼突然筆鋒一轉，以十分嚴肅的語氣這樣說：
本使認為有責任告知中堂大人，以轉大皇帝知悉：大皇帝信函拉丁文字流露大皇帝對英國人在幾百年前放棄真正的信仰有所不滿。這不滿顯然不是來自大皇帝，同時也不見於信函的漢文字和滿文字。（同前，188-189頁）
這裡所指的就是上面提到松筠向馬戛爾尼解說敕諭漢文和滿文字沒有談及英國人不再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但馬戛爾尼在這裡沒有說明是由松筠告訴他的，只是繼續說，在到達廣州後，他會把各文字原件送回給和珅，好讓他能核正。
不過，假如這問題只停留在宗教方面，那便十分簡單，因為對於清廷來說，英國人信奉什麼宗教，的確無關痛癢，更何況敕諭本來就沒有提過英人更改國教的問題。但最關鍵的是：馬戛爾尼接著說，透過檢視這些文字，和珅便會發現，拉丁文字的一些表述改變了乾隆敕諭的意思，把乾隆原要向英國國王表達的友誼之情減低了（He may find other expressions also alter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diminish the sentiments of the friendship intended to be conveyed by His Imperial Majesty to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同前，189頁）。這就讓事情變得很複雜，因為涉及的是兩國的“友誼”，馬戛爾尼是說乾隆本來對英國國王十分友好，但敕諭拉丁譯文沒有完全把這友誼表達出來。也就是說，由於拉丁文字傳遞了錯誤的資訊，兩國的友誼遭受破壞。馬戛爾尼這說法不但構成對譯者十分嚴重的指控，本身也有嚴重的問題。
和珅
馬戛爾尼說過，敕諭拉丁文字英國人改變宗教的說法不見於漢文和滿文敕諭，是經由松筠告訴他的，但他所說敕諭拉丁譯文有不見於原來敕諭、對英國國王不友善的表述，究竟是誰告訴他的？馬戛爾尼沒有交代。但他的指控是不準確的，客觀來看，乾隆敕諭本來就沒有表現什麼的友誼，卻的確帶有對英國王有不尊重的表述，當中充滿天朝思想，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尤其是第二道敕諭，有學者形容乾隆對喬治三世的說話是“充滿威嚴的、像雷鳴一樣的、嚴厲的、終極的”（majestic， thunderous， damning and final，見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The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p。89）。至於拉丁文譯本，下文馬上指出，譯者後來向馬戛爾尼承認對原來敕諭作了改動，但這些改動不但沒有破壞兩國的友誼，正好相反，拉丁文字就是讓一些太不友善的表述稍變緩和，因此，馬戛爾尼將矛頭指向譯者，把敕諭所表現的天朝思想歸咎於翻譯上的錯誤是完全不對的。那麼，為什麼他會這樣做？是否因為他接收了錯誤的資訊？如果是的話，那就是有人故意誤導，向馬戛爾尼提供錯誤的資訊。這人不會是松筠——馬戛爾尼不可能跟松筠討論這樣敏感的問題。表面看來，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使團譯員李自標，因為他是當時使團裡唯一一個能夠看懂漢文字和拉丁文字敕諭的人。但問題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實在找不出合理的解釋，因為這對他個人以至他希望推動的宗教活動都沒有好處；而且，儘管他參加使團的動機是宗教方面的，且在後期對馬戛爾尼有些不滿，但整體來說，他對使團是忠誠的，行事和翻譯都是站在英國人的立場出發，實在沒有理由刻意提供錯誤的資訊，惡意破壞中英兩國的關係。
在這情形下，更可能的是馬戛爾尼其實沒有錯誤理解敕諭的資訊，他清楚知道乾隆原來的敕諭對英國有所貶損，也明白譯文沒有作負面的改動，但他故意把這些貶損的言詞說成是來自翻譯的錯誤，以譯文作掩飾，藉此表達對敕諭天朝話語的不滿。這樣的推論有兩個原因。第一，馬戛爾尼當時便曾經寫信給原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時任英國政府內政大臣（Home Secretary）的鄧達斯（Henry Dundas， 1742-1811），彙報給和珅寫信，迴應敕諭內容，但當中沒有隻字提及拉丁譯文傳遞錯誤的資訊，破壞兩國的友誼，反在報告中說他在給和珅的信中“更正了皇帝信件中有關我們的一些錯誤”（sets to right mistakes committed concerning us in the Emperor’s Letter，見Macartney to Dundas， Chekian ［Zhejiang］， near Han-chou-fu ［Hangzhou fu］， 1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109）。這是針對敕諭本身，與譯文無關。
鄧達斯
但最重要的提示來自馬戛爾尼在給和珅信函中所提出的一個要求。我們看過，在給和珅的信裡，馬戛爾尼指出敕諭拉丁譯本有兩個錯誤，一是有關英國改變宗教，二是對英國王的不尊重。雖然馬戛爾尼說二者都不是來自乾隆，但在處理方法上有明顯的分別。對於前者，他只說會把原件送回和珅，讓他檢查（to send back the originals that the Colao， may have them examined），並沒有要求別的行動；但對於後者，馬戛爾尼卻說他相信和珅一定樂於作出改動，讓這些表述變得更忠實、更友善（the Colao would not doubt be pleased to change them for others more genuine and affectionate，見IOR/G/12/93， vol。 2， p。189）這看來輕描淡寫，但其實是提出具體而且嚴重的要求，就是希望清廷能修正敕諭。當然，馬戛爾尼不可能直接要求乾隆修改敕諭，所以他在這裡只能針對譯文，但如果譯本原來就沒有問題，那麼，提出要求修改譯文，實際上不就是要求修改原文？而且，拉丁文字自身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拉丁文是當時歐洲外交的通用語言，因此，雖然那只是譯文，但卻具備官方和權威的性質，另一方面，無論是面對東印度公司還是整個英國，馬戛爾尼需要帶回去交代的就是拉丁文字，那時候根本沒有人會看懂或關心原來的中文敕諭寫的是什麼，因此，即使最終只能修改拉丁文字，那還是取得一個在英國較能接受的文字。
然而，馬戛爾尼的計劃並不奏效。現在能見到最後提及馬戛爾尼這道“稟文”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793年11月20日）的一道奏片，呈送索德超翻譯馬戛爾尼稟文（《奏為英貢使所遞西洋字稟文已交索德超譯出呈覽》，《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198頁），但乾隆在看完譯文後有什麼反應？《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沒有收錄任何相關的資料，就是東印度公司方面也沒有記錄馬戛爾尼曾收到什麼回覆，相信乾隆並沒有作出指示，迴應馬戛爾尼的信件。但無論如何，這次是馬戛爾尼對乾隆敕諭的天朝話語所作的一次書面抗議，儘管那是非常策略性和婉轉的。
回到譯者的問題。馬戛爾尼對敕諭翻譯提出這樣嚴重的指控，沒有理由不知道會為譯者帶來很大的麻煩，而且他一定知道敕諭是由北京的西方傳教士翻譯成拉丁文的。假如馬戛爾尼根本知道拉丁文字沒有問題，那就是刻意讓譯者陷於危險的境地。為什麼會這樣？ 當中的原因是他猜想敕諭是由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所翻譯，因為這位時任欽天監監副的葡萄牙籍傳教士索德超，在這次使團訪華期間獲委為“通事帶領”，即首席翻譯員，更加賞三品頂戴（《上諭英使遠來著令監副索德超前來熱河照料》，同上，10頁），奉旨前往熱河，負責帶領馬戛爾尼及其他成員等候乾隆的接見（《內閣大臣和珅奏英使於熱河覲見皇帝的禮儀單》，同前，600頁）。不過，馬戛爾尼從一開始對他便沒有好感，第一次見面時二人便有摩擦，馬戛爾尼透過法籍傳教士當面告訴他，由於他不懂英語，所以不能讓他協助使團的翻譯工作（Macartney to Dundas， near Han-chou-fu， 19 November 1793， IOR/G/12/92， p。59； An Embassy to China， pp。93-94），更在日誌中說他虛偽狡猾，沒有什麼學問（An Embassy to China， p。103）；而在後來向東印度公司的彙報中更說他品性卑劣，且對所有歐洲人都非常嫉妒，對英國人尤其不友善。馬戛爾尼在給和珅的信件中諉過於譯者，大概就是希望能大大地打擊索德超。
熱河行宮萬樹園英使覲見場景（威廉·亞歷山大繪）
不過，馬戛爾尼這猜想卻是錯的。我們不能確定第一道敕諭的譯者是誰，不能完全排除索德超，但更可能是其他傳教士，因為第二道敕諭是由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和羅廣祥（Nicholas Joesph Raux， 1754-1801）翻譯的。這兩位法國籍的傳教士跟使團十分友好，且提供過不少寶貴意見和幫忙，更曾經秘密為馬戛爾尼翻譯過重要文書。在使團離開北京快一年的1794年9月29日，賀清泰給馬戛爾尼寫了一封信，交代敕諭的翻譯問題。
早在1934年，專門研究十七、十八世紀中英關係的普利查德（Earl H。 Pritchard， 1907-1995）從美國康奈爾大學查爾斯·沃森典藏（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整理發表了一批由在北京的西方天主教士寫給馬戛爾尼的信函（Earl H。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1， no。 2/3 ［1934］， pp。1-57），當中就包括了賀清泰這封信，因此，對於信件的內容，人們並不陌生，但一直沒有人留意或提問，為什麼賀清泰會無緣無故寫這封信——只有讀過馬戛爾尼經松筠轉呈的信件後，我們才知道賀清泰寫信的原因。
賀清泰在信裡說，當天他和羅廣祥在北京城裡吃晚飯的時候，臨時被徵召，趕回住所。 一名官員手上拿著一份敕諭的草稿，寫得很潦草，只有他才能讀懂。這名官員一句一句讀出來，羅廣祥和賀清泰一句一句地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發現敕諭批評英國人要在中國傳教，馬上提出異議，解說英國人只想來做貿易，不要傳教，但官員非常固執，要求他們照實翻譯。賀清泰說他們只好“根據慣常的做法，我們在這裡那裡改動了一些表述”，但卻不敢把整段刪掉，因為朝廷會派遣其他傳教士來核對翻譯。那麼，他們做了什麼改動？賀清泰也說得很清楚：他們加進一些對英國國王表示尊敬的說法，因為中國人把外國的國王看作小小的頭目，都是大皇帝的奴隸（“Letter from Louis de Poirot to Lord Macartney， dated Pekin， September 29， 1794， together with translation，”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Macartney Mission To Pekin And Canton， 1792-1794， vol。7， doc。308，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 Collection - Archives Unbound Gale）。此外，在信中賀清泰又談到英國放棄天主教、改奉基督新教為國教的事。他說這改教在中國也早為人知，已超過一個世紀，這是因為英國商人時常把一些鐘錶帶到廣州，上面往往有猥褻粗鄙的微型人像，惹來很多天主教徒的不滿，認為這是英國人放棄了古老宗教的結果（同前）。
儘管賀清泰在信中沒有提及馬戛爾尼在1793年11月寫給和珅的信，但從上面所交代的內容可以看見，他其實是在正面回答馬戛爾尼在信裡所提的指控，包括英國人改奉基督教以及敕諭中含有侮辱性言詞問題。他承認拉丁譯文不完全忠實，但他們所作的改動是對英國人有利的。此外，他清楚告訴馬戛爾尼，第二道敕諭是他和羅廣祥翻譯的，就是希望馬戛爾尼不要再批評或攻擊敕諭譯者；他大概也猜想到馬戛爾尼誤以為敕諭是索德超所譯的，因為他在信中特別提到索德超。他請求馬戛爾尼不要相信另一名法國傳教士樑棟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 1736-1812）的說法，因為樑棟材刻意傳播一個資訊，讓人以為索德超要破壞使團，讓他們失敗而回，但其實索德超為人很怕事，沒有做過什麼負面的事，正好相反，賀清泰說自己在熱河時親眼見到索德超說過讚賞馬戛爾尼的話（同前）。從賀清泰這封信看來，馬戛爾尼對敕諭譯者的批評，很可能對賀清泰和羅廣祥造成一些影響，起碼他們是知道馬戛爾尼給和珅這封信對敕諭譯者的指控，否則賀清泰也不用逐點回應馬戛爾尼的問題。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松筠在送呈奏摺後，上諭指令把馬戛爾尼的稟文交索德超翻譯，賀清泰應該很容易便知悉稟文的內容。
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繪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皇帝漫畫
還可以指出的是，馬戛爾尼在這時候還剛學會了一種“中國式尊敬”（a style of Chinese respect，見IOR/G/12/93， vol。2， p。188），就是不會直接指斥在位者的錯誤，而是諉過其下屬。在馬戛爾尼閱讀乾隆第二道敕諭時，發現當中有“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的說法（《大清皇帝為開口貿易事給國王的敕諭》，《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174頁），曾立刻向松筠提出抗辯，說明自己作為英國國王的代表，所有請求都是來自英國國王的，但他得到的解釋是這是解決政治難題的方法，中國人的習性相信一個國家的君主不會提出讓其他君主不能接受的要求，所以會說成是臣民的責任。馬戛爾尼對此是不滿的，認為雖然這顯示對英國國王的尊重，但對於作為國王代表的他本人卻不太恭維，不單在日誌裡記下這事（An Embassy to China， p。166），就是在這封給和珅的信中又再一次提及。如果馬戛爾尼這次在給和珅的信的確是故意諉過於譯者，以譯文作掩飾，從而批評乾隆的敕諭，那就是這種“中國式尊敬”策略的活學活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