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享受著現代文明下的衛生秩序，但古代的中國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觀念。中國衛生治理的現代化，是怎樣實現的呢？
中國古代的公共衛生極差，在城市中，糞便的處理是一大難題。清康熙年間的方苞就說過，北京城內臟亂差，人多牲畜也多，混雜在一起，人們又喜歡吃魚吃肉，每家每戶還沒有廁所，水溝裡都是臭水，隔著螢幕都能聞著味兒。
在外國人眼中，哪怕是中國上流社會的男性，也隨地大小便，毫無顧忌。婦女會把馬桶裡的濁物，連同各種生活汙水，直接倒在街邊的溝渠。只有每年春耕時才有人掏出溝裡的糞土，拉到農村當糞肥賣，農民也可以自己進城來掏糞。
當時人們還有一種習慣就是將垃圾直接拋入河中。居民的生活垃圾傾倒入河中，一部分被水沖走，一部分沉積到河底，所以經常會造成河道的堵塞，官府或者富戶不得不經常派人疏浚河道。城市街道溝渠多通河流，且南方城市多傍水而居，從宋代開始，文人筆下就記載著江水的渾濁。南宋陸游說，他從長江裡打來的水，得先用杏仁澄清，再放一晚上才能喝。
到了民國初年，一個日本人在遊記裡寫道：“黃河水和長江水是一樣渾濁的，但長江水像黃醬湯，而黃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樣。”在當時的外國人的描述中，中國的河流是渾濁且惡臭的，河流裡飄著各種垃圾，甚至人畜的屍體。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不久，就拆除了天津的城牆填了護城河，他們的藉口就是護城河水黑如墨汁，味道讓人作嘔，為了天津居民的衛生考慮必須把城牆拆了填河。
中國城市居民飲用的水，主要就是從這些河裡打的。所以飲用前，居民都會先用明礬進行淨化處理。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疫病流行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公共衛生太差，垃圾堆積，且飲用水質過差。清末的報紙《申報》就報道過這事。
“衛生”一詞已經成為我們今天日常使用的詞彙，但這一詞彙其實非常年輕。早在我國的先秦典籍《莊子·庚桑楚》中就有“衛生”一詞，但這裡的衛生，指的是一種養生術，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衛生。直到近代日本人在翻譯英語hygiene一詞時，才引用《莊子》中的“衛生”一詞，來指代現代意義上的衛生，然後才傳到我國。
人生活在乾淨的場所是一種天性，但是古人的一些生活習慣和風俗禁忌在今天看來，是非常不衛生的。比如古人受迷信影響在生病時喝符水；還有將赤小豆扔在井裡辟邪，其中這隻會導致井水變渾或者滋生細菌。
中國古代官府也有一些措施來維護公共環境。自南宋起，官府就承擔起一定的責任，如淨河、禁止大量汙水排放到河流；派人定期清理街頭的垃圾和糞便。當然，這些行為只是為了預防瘟疫，還談不上保持公共環境潔淨的觀念。
近代以來，西方人特別鄙視中國的公共衛生，他們指責中國人缺乏衛生觀念，不懂也不講衛生。近代的中國人遊歷了西方和日本後，也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落後。尤其在甲午戰爭之後，有識之士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差距，更呼籲建立現代的衛生體系。
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文，指責官府在公共衛生治理上不作為。他甚至更激進地講道，“不講衛生”，人“皆為病夫”，國家也變成“病國”。梁啟超為何如此憤怒？只因一個字：髒！當然這種說法，也是面對列強對中國的鄙夷，甚至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有感而發。
1905年清政府實行新政，在借鑑日本等國衛生行政的基礎上，在新設立的巡警部設衛生科，次年升為衛生司。衛生司專管“檢查醫藥，設定病院”，將衛生工作正式納入國家行政範圍之內。報紙也大力向社會宣傳衛生觀念。中國的衛生體系開始建立，衛生觀念開始萌芽。
晚清以來，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開始起步。在租界，殖民者設定了專業的衛生管理人員和機構，建立了專業的垃圾處理機制。如果讀一讀晚晴民國時期的報紙《申報》，就會發現，上海租界內外完全是兩個世界，租界內街道清潔衛生，租借外仍是垃圾塵土堆積。
這種鮮明的對比帶給時人直接而強烈的刺激，報紙上常常有人大聲疾呼：“中國不欲改革則矣，苟欲改革，必自注意衛生始，不然者……烏能與列強相抗乎？”意思是說，中國要改革，必須先從改變衛生習慣開始，否則沒法和列強抗衡。
社會上也普遍認為，清潔是民族強大和國家文明的一個體現，是防疫衛生的根本要務，而防疫衛生則被視作健身強種的國家大事，個人的健康和種族的強壯被認為是國家強盛的前提。
於是，租界的一些模式被率先引用到一些城市中來，一方面注重日常環境、飲食和個人清潔衛生的監管，另一方面完善應對傳染病的強制清潔措施。維護公共清潔成為官府的日常事務，官府需要加強衛生巡查和檢查，增配人力、裝置等進行公共衛生治理。官府還經常強制民眾進行清潔活動。
對於這些新的要求，下層民眾很難適應，尤其是隨意傾倒垃圾、隨地大小便這種積俗是很難改變的。在一些大城市，巡捕會直接將犯禁者押去巡捕房，上海的監獄一度人滿為患，更是激起了下層民眾的不滿情緒。香港發生鼠疫時，政府消毒、隔離等防疫措施，讓民眾很不理解，引發了民眾的大逃亡。
傳統中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衛生和清潔觀念，對公共環境衛生的治理比較忽視，尤其人們亂扔垃圾、隨地便溺的習慣，導致公共衛生環境十分糟糕。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近代衛生知識和衛生制度的傳入，中國的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落後，清潔觀念在文明、進步的名義下越來越神聖化，認為這是關乎國家興亡和種族強弱的政治大事。但在現代衛生制度建設的同時，底層人們的生活習慣受到顛覆性挑戰，他們成為近代衛生化的反對者，這也是近代以來全民清潔創衛活動下的一個側面。
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餘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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