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浩（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德國通史編纂是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物
在近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德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某種“通史”的概念。究其原因，是“德國”一詞在早期歷史階段的內涵並不清晰，缺乏統一的政治認同，自然也就不存在編纂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共同歷史的現實需求。中世紀時，德國確實存在過幾個可稱作“王朝”的家族，例如薩利安王朝和霍恩斯陶芬王朝，不過它們都不是政治體，有時候則過於弱小和短命。這些王朝的統治者雖然後來也被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考慮到中世紀神聖羅馬皇帝都是由選帝侯選出，因此他們並非高高在上的君主。
近代早期，德意志蘭被若干諸侯把持和瓜分。直到18世紀，勃蘭登堡—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兩家才從眾多諸侯中脫穎而出。當時的薩克森和巴伐利亞也有相對的實力優勢，而科隆、美因茨和特里爾直到1803年拿破崙入侵為止始終保持著自治狀態。對於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始終也面臨著“德意志”究竟意味著什麼的問題。雖然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五世在某些語境下被稱為“德國皇帝”，但他幾乎沒有在德國待過，其帝國疆域也不僅限於歐洲範圍，還囊括了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後來，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轉移到奧地利的維也納，並逐漸將匈牙利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土地吞併進來。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這些民族當然都不屬於“德意志”的範疇。
在拿破崙入侵之後，德國的政治版圖又發生了劇烈和持久的變化。1866年，普魯士戰勝了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從“德國”的範疇中被剔除。於是，由普魯士提出的“小德意志”方案，最終取代了奧地利提出的“大德意志”方案。1871年，普魯士國王被加冕為德意志皇帝，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才有了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德國，進而才有了編纂德國“通史”的意識。不過，德國曆史的起點究竟何在，依然是通史編纂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
儘管如此，當時的歷史學家在編纂通史性質的德國曆史時，還是習慣性地把“德國人”的歷史儘可能地往前追溯。有些歷史學家從日耳曼人開始寫起，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視為“德國”歷史的最早記載。不過，這些日耳曼人後來分化成若干不同的部落，沒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德國文化史學派旗手蘭普雷希特（1856-1916）寫過一部12卷本的《德意志史》，被認為是較早的一部系統的德國通史。在這部通史中，蘭普雷希特試圖給德國曆史提供一種“精神分析”式的解讀，引起了很多爭議，馬克斯·韋伯就曾對之提出過嚴厲的批評。這部書的影響有限，現在已無人問津。
當代德國的通史編纂
進入20世紀，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德國史學界偏重對德國近代民族國家歷史的編纂和詮釋。比如弗里德里希·邁內克的《世界主義和民族國家》（1907）、弗蘭茨·施納貝爾四卷本的《十九世紀德國史》（1929—1937）都是此類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史學界忙於歷史反思，此後幾十年並沒有通史類的著作問世。
現在德國學界和市場認可的幾部通史，幾乎都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編纂的作品。例如，柏林普羅皮來出版社的9卷本《德國曆史》、慕尼黑貝克出版社的10卷本《新編德意志史》、哥廷根梵登霍克—魯普雷希特出版社的10卷本《德意志史》和慕尼黑西德勒出版社的12卷本《德意志史》等。此外，還有一部尤為值得注意的通史，即多卷本《德國曆史手冊》。這部通史最初由中學歷史教員布魯諾·格布哈特編纂完成，於1891年發行，後來不斷推出修訂版。該叢書在德國家喻戶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高等學校中作為教材使用。商務印書館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組織人員將該書的第9版譯成漢語，以《德意志史》為名分四卷在國內出版。該手冊的最新版是2001年以來陸續出版的第10版，共24卷。新版《德國曆史手冊》由德國著名歷史學家于爾根·科卡、沃爾夫岡·萊因哈德等領銜的全新寫作班底編纂，內容上與早期版本已經完全不同，但是人們仍然習慣地稱其為《格布哈特歷史手冊》。除了上述多卷本的德國通史外，萊比錫雷克拉姆出版社還出版了一部單卷本《德意志史》，頗有影響。上述通史編纂者對德國曆史編年的起點，給出了見仁見智的看法，但最常見的是從中世紀算起。從歷史闡釋的層面來看，這幾部通史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20世紀80年代以來編纂的德國通史大多摒棄了民族主義敘事的方法論與傾向，不少學者甚至試圖將德國曆史置於全球史的語境下書寫。另外，德國的通史著作多側重於社會文化史而非政治史。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德國流行的幾部通史，大都出版於2010年之前，之後尚無新編的德國通史問世，這或許從一個側面說明德國學界和民眾對通史的興趣有所下降。
德國通史編纂的“斷代史”特點
儘管一般的德國通史編纂通常將德國曆史的起點定位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形成或中世紀查理曼帝國的分裂，但仍有學者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德國曆史應從1871年開始寫起。這也是為什麼一些享有盛譽的德國史，在時段上從近代開始的原因，類似於通常意義上所講的“斷代史”。
托馬斯·尼佩代3卷本的《德國史》即是如此。該書從1800年開始，至1918年結束，但在書名上並沒有標明“近現代”的字樣。尼佩代《德國史》的第一卷涉及1800-1866年的德國曆史，堪稱德國文化史方面的傑作；後兩卷涉及德意志帝國的歷史定性問題，強調了德意志帝國對德國現代性的孕育，但並沒有為集權的德意志帝國辯護的意思。尼佩代將其德國史敘述的起點開始於近代，也意在強調德國曆史發展的連續性。
另外一部在時段上偏重近代的德國史著作是漢斯-烏爾裡希·韋勒5卷本的《德國社會史》。韋勒是德國社會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在比勒菲爾德大學任教期間創辦了影響深遠的學術刊物《歷史與社會》。韋勒的《德國社會史》以1700年為起點，但真正漸入佳境的部分則是從1815年開始。韋勒憑一己之力撰寫了一部五千頁左右的鉅著，這部著作被譽為是德國從18世紀至20世紀末這段歷史的權威著作。
上述兩部史書在德國曆史學界具有極高的地位，它們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通史”，或許稱之為“斷代史”或“德國近現代史”更為恰當。但是，考慮到德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德國通史類著作多把重心放在近代以來，所以這兩部經典德國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德國通史編纂的特殊經驗。
總之，我們要意識到德國通史編纂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德國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很早就存在一個能夠涵蓋本民族內涵的中央王朝，而這個中央王朝的歷史又可以嫁接到“民族國家”的歷史節點上。因此，德國曆史缺乏一種可以明確判定的從本民族起源開始直至當下的歷史書寫傳統。德國通史編纂的這一特點，對於我們理解不同語境中“通史”複雜而多樣的內涵具有參考意義。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21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