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諡法解》記載，西周初期周公旦制諡，用以對已故之人蓋棺定論，根據其生平事蹟進行評定後給予或褒或貶評價的文字，長短字數不定，或一兩字，或二十餘字，字數不定。
在二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經天緯地的文臣，猶如海中之沙天上繁星層出不窮，蕭何、房玄齡、韓愈、王安石、司馬光、張居正等，他們既是忠臣也是能臣，更有大毅力大勇氣，建立了一番大功業，那麼蓋棺定論時，封建王朝給了他們什麼諡號呢？鮮為人知的是，在歷代這些文臣中，“文正”諡號只能算第二等，第一等只有王安石、朱熹等數人獲得過。
戰國時期，隨著列國戰爭升級，列國或多或少都進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秦國改革最為徹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軍功爵制度，將爵位與軍功牢牢掛鉤，而一般職位又需要相應的爵位，因此先秦很多官員能文能武，或者說當時文武還沒有真正分開，比如吳起與商鞅既是改革家又是軍事家，當時也沒有人覺得文官就不能打仗。
漢朝初期，劉邦論功行賞排位次時，群臣以傳統思維看認為曹參戰功最大，應該排在功臣榜第一，但關內侯鄂君指出沒有蕭何在後方源源不斷的支援，劉邦早就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所以應該是蕭何第一、曹參第二，此言正中劉邦下懷，於是就將蕭何排在第一位。將一位管理後勤的、沒有一點實際軍功的蕭何排在功臣榜第一位，這是史無前例之舉，由此也可以看出劉邦奪得天下的必然性，因為他對張良、蕭何、韓信等分工明確，又重視相關文職工作，組織架構遠比項羽更完善更先進。更為重要的是，自蕭何之後，文臣的作用慢慢得到高度重視，他們的地位也急速提升，到了漢唐時已可與武將集團分庭抗禮，到了宋明時期已經壓過武將集團。
由於蕭何對漢朝的貢獻，在他死後按照諡號原則，漢朝定下“文終”之諡，同時代的張良諡號是“文成”。按照諡號原則，頂級文臣諡號一般以“文”字為第一字，表示具有“經緯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學好問”的品德，搭配的字有貞、成、忠、端、定、簡、懿、肅等，以強調其人的特點，也就是通常用“文X”評價某人一生。
由於漢朝文臣武將區分還不明顯，文臣放下筆墨可做武將，武將放下刀槍亦可作文臣，因此也沒有什麼文官最高諡號之說，但到了唐朝之後，文臣最頂級諡號約定俗成的是“文貞”或“文正”，北宋司馬光說過“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認為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即所謂“生封太傅，死得文正”者也。相傳明朝時期，內閣首輔李東陽彌留之際，楊一清探望他說要給“文正”諡號時，李東陽激動地跳起來向人磕頭，以至招來時人譏笑。到了清代，“文正”諡號的擬定，“悉出特旨”，群臣無權建議，尊貴無比。由此可見，在文臣心目中“文正”諡號已經成了終極夢想。
唐朝時期，文官的最高諡號是“文貞”，其中“貞”是忠於信仰和原則，堅定不變的意思，因此文貞的評價就非常了不起了，得到這一諡號的只有魏徵、張說、宋璟等寥寥幾人，其他的比如房玄齡是文昭，狄仁傑是文惠，張九齡是文獻。
宋朝時期，由於宋仁宗的名字叫趙禎，為了避諱，同時諡法文獻中有“內外賓服曰正”之說，於是就將“文貞”改為“文正”。自宋朝以後，文臣得到的最頂級的諡號就是“文正”，一直延續到了清朝。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司馬光說得並不正確，因為文臣諡號中還有一個比“文正”更高階，這就是單諡“文”！
從歷史上看，得到“文”之諡號者只有寥寥幾人，即春秋時的孔文子孔圉、季文子季孫行父，唐朝韓愈與白居易，宋朝楊億、王安石、朱熹。不過，儘管這幾個人都得到“文”之諡號，但其中部分在當時並不算最頂級的諡號。也就是說，有的時代算最頂級的，有的時代不算。
孔圉是衛國政治家，曾經以下犯上攻打國君，被授予“文”之諡號時，子貢疑惑不解，孔子解釋說孔文子這個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因此孔文子的諡號更多的表現在對待學問的態度上面。但孔子這個解釋放在季孫行父身上就不準確了，因為季孫行父是一位重磅級的改革家和權臣，執政魯國33年，厲行節儉，開一代儉樸風氣；開初稅畝，促進魯國的改革發展等，都與學問沒什麼關係。因此，孔文子與季孫行父的諡號儘管都是“文”，但從兩人生平來看，“文”代表的評價無疑是不同的。
唐朝韓愈的政壇生涯幾起幾落，官職最高才吏部侍郎，為人膽大包天，氣的唐憲宗要殺他，與宰相關係也不好，這是一位職場“刺頭”，後來唐穆宗選擇包容韓愈，將他提拔為吏部侍郎。韓愈去世之後，獲贈禮部尚書，諡號“文”。韓愈的諡號高不高呢？在韓愈之前，唐朝嚴郢議諡時曾說：“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從唐朝到宋初，正是中國諡法變革期，圍繞一字諡與二字諡爭論不休，當時二字諡號僅佔27%，因此一字諡易得二字諡難得，所以嚴郢才會說二字諡尊貴，需要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獲得，即“雙字為美，單字次之”。由此不難看到，韓愈、白居易、宋初楊億的“文”之諡號，顯然只能算是較高的評價，遠遠達不到無比尊貴的程度。
宋仁宗之後，諡法改革，一字諡與二字諡爭論結束，之後除了極少數人是單字諡，其他的無論官職大小都是二字諡，這時反而就凸顯出一字諡的珍貴了。更為重要的是，從王安石的諡號由來可知，“文”之諡號在當時最為尊貴。
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而高太后在宋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因此她垂簾聽政後，立即啟用保守派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同年，王安石去世，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以保守派對變法的態度，自然不會給王安石什麼好臉色。1094年一心想要變法的宋哲宗親政，立即啟用支援新政的章惇執政，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鐵桿支持者，這時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賜給“文”之諡號。
有人認為王安石的文之諡號屬於“隱其惡也，似褒實貶”，但實際並非如此，原因很簡單，宋哲宗準備啟用新黨推行新法，給已故新黨領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既能表明態度，也能得到新黨支援，因此宋哲宗給王安石的諡號必然是最高褒獎。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王安石的地位又一次被提高。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後諡號是“文正”，而蔡卞無論在文學還是在治國領域都無法與王安石相比，那麼蔡卞的“文正”諡號怎麼可能比王安石的“文”之諡號等級高？
其實，宋哲宗給王安石“文”之諡號，原因就在司馬光說的“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上，因為司馬光是保守派代表，全面推翻了王安石變法措施，讓一心想要變法的宋哲宗恨之入骨，所以給王安石這個諡號，是讓王安石壓住司馬光一頭。
除了王安石之外，朱熹得諡經歷也可以進一步說明“文”之諡號的最為尊貴。
宋朝理學大家朱熹晚年時，宰相韓侂冑上臺後，為了打擊異己，尤其是主和派，於是策劃了“黨禁”事件，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後來禁絕朱熹理學，貶謫以宗室趙汝愚為代表的大臣，史稱“慶元黨禁”，而朱熹就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死後八年沒有諡號。
後來，韓侂冑北伐失敗被殺，史彌遠等上臺，慶元黨禁結束，群臣討論朱熹諡號，在“文正”或“文忠”之間搖擺不定，後來劉彌說“孔氏之道，賴子思、孟子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將朱熹提升到接續孔子絕學的地位，於是宋寧宗賜朱熹諡號為“文”，配享孔廟。顯然，從朱熹獲諡經歷來看，“文”要比“文正”更為尊貴。
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之後的單字諡號者開始變得尊貴，比如王安石諡“文”、周敦頤諡“元”、程顥諡“純”、程頤諡“正”、張栻諡“宣”、呂祖謙諡“成”等，他們基本上都配享了孔廟，其中王安石不僅配享孔廟，還配享了太廟。由此不難看到，宋朝文臣第一等級的諡號無疑就是“文”，而非“文正”。
由於不同時代“文”之諡號的尊貴程度不同，顯得這個諡號比較混亂，遠不如文正諡號嚴謹，加之文正這個諡號有司馬光的“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這句話的加持，於是後世就將文正視為文人最高等級的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