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壬午刊本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載庸愚子即金華人蔣大器作於明孝宗弘治甲寅年（1494）的《序》，是今見研究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以下或簡稱《演義》）的第一篇重要文獻。其所涉及如作者為“東原羅貫中”的史實及以《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等論已得到學界的重視與使用，但其在有關羅氏生活時代、《演義》成書時間及最早版本面貌等方面的考據價值，尚未見有學者論及，試說如下。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一、《演義》作者羅貫中為元人
這雖然是很早就有的說法，但未曾從《序》得到過說明。事實上《序》的字裡行間透露出有關羅貫中生活時代與《演義》成書時間的資訊，二者的一致性表明《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元朝人，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序》並未排除《演義》是“前代”即元人之作。《序》稱：
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1］
《序》作於明弘治甲寅，上引標舉“前代”，一般說應是指明代所取代的前朝元代；下句雖無時間限定，但通常或當理解為與“前代”相對，講作者當代也就是明朝的事，即除以其為確指“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為“前代”之事和《演義》作者為“東原羅貫中”之外，還應是表明，這位羅貫中與“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者不是同時代人，而為元代以後《序》作者蔣氏生活的明朝人。
應當說，如果各種有關羅貫中生平時代的資料都一致或多數表明其為明朝人，作如上通常的理解就可以確定無疑。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但實際的情況，一面是可以導致認為羅貫中是明朝人的蔣《序》附《演義》流行而廣為人知，另一方面蔣《序》附《演義》流行的百餘年中，明朝人有關羅氏生活時代的說法不一，有稱其為“南宋時人”［2］者，又有稱其“雖生元日”“身在元”［3］者，卻並無許多以其為本朝人者。
在這種情況下，又倘或上引蔣《序》所透露的有關羅氏的時代的資訊可有別樣理解的話，我們也就不便以其所稱“東原羅貫中”一定是明朝人，而不是“前代”即元朝人了。而上引《序》說羅氏的話正是還可以作別樣的理解，從而有了不排除是以羅貫中為“前代”人而《演義》成書於“前代”即元朝的可能。理由有四。
一是以上引文雖系兩句，但下句既然沒有另作時間的標示，則其稱“前代”不完全排除為統一限定二句的時間副詞，乃謂“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云云者是“前代”人，而“東原羅貫中”也是“前代”即元朝人。
二是反過來說，如果蔣《序》是以“東原羅貫中”其人其作在明朝的話，則當在“若東原”的“東原”之前加“我朝”或“本朝”等時間的限定，如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上卷《論剔紅倭漆雕刻鑲嵌器皿》雲“元時有張成、楊茂二家，技擅一時，但用朱不厚，漆多翹裂。若我朝永樂年果園廠制，漆朱三十六遍為足”［4］者即是。
《遵生八箋》
而蔣氏卻不然，這似不能僅僅委之以表達不夠嚴密，還有可能是他確實認為羅貫中非明朝人，所以與“嘗以野史作為評話”者併為“前代”即元朝人一起說了。
三是退一步說，從如上蔣《序》前句冠以“前代”和後句不標稱“我朝”之類限定看，最保守的估計是蔣大器不十分明瞭羅貫中生存的朝代。而以生當明弘治甲寅年（1494）前後的蔣氏這樣有為《演義》作《序》資格的文化人，尚且不明瞭羅氏的時代，那麼他很可能就是蔣氏所謂的“前代”即元朝人了。
四是也不排除蔣氏明知“東原羅貫中”之時代，但羅系由元入明之人，或由於政治上避諱等的原因，不便明說其為何代之人而故作囫圇語的可能。倘或如此，則羅氏為元明之際人，卻多半是在元朝生活時間更長，晚年又未曾出仕明朝，所以原則上仍當歸其為元朝人，而《演義》也更多可能是成書於元代。
第二，從蔣《序》所述《演義》傳抄的情況看，是書當成於元代。蔣《序》作於明孝宗弘治甲寅年，而稱羅氏《演義》“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
此數語雖因重在引起下文的議論，而於《演義》成書後傳抄的具體情況語焉不詳，但所稱既是“爭相謄錄”，則或同時，或先後，謄錄當非止一時，謄錄者也應非止一人。
由此可以推測，《演義》抄傳很可能早在明弘治甲寅以前就開始了，蔣氏所見聞的抄本或不止一種，進而可以得出以下認識。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一是《演義》成書後從作者手中流出並開始傳抄，到形成諸多抄本，應該也有較長一段時期了，那麼其原本成書的時間當然更早。
二是以上述《演義》抄傳歲月為百餘年的話，其原本成書也就與上引稱“前代”云云時間上互相契合。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即以《演義》抄傳歲月為百餘年是否合理，也就是能否把《演義》成書的時間從蔣《序》寫作的明弘治甲寅上推至百餘年前的元代？
筆者認為這是合理與適當的。理由是明弘治甲寅年（1494）上距明朝建國的洪武元年（1368）雖有126年，而對於古代書籍刊刻傳播的相對緩慢來說，126年雖不為短，但也說不上是很長。
這可以從與有明確記載的清乾隆時期的幾部章回小說成書到刊本出現間隔歲月的比較得到旁證，現舉例如下。
夏敬渠《野叟曝言》的成書，“保守的推斷，……夏敬渠六十八歲時已完稿”［5］。夏敬渠生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他68歲《野叟曝言》完稿是乾隆三十八年（1703），而其“最早刊本為光緒七年（1881）毗陵匯珍樓活字本”［6］，算來其成書後以抄本流行的時間為178年。
匯珍樓刊本《野叟曝言》
李百川《綠野仙蹤》據卷首《自序》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苟且告完”［7］，“初以百回抄本流傳，至道光十年（1830）本才付刻印行”［8］，其成書後以抄本流傳並有今存最早刻本的時間為68年。
李綠園《歧路燈》成書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至1924年方有石印本［9］，其成書後以抄本流傳的時間為147年。
吳敬梓《儒林外史》成書於乾隆十五年（1750），今見最早刻本為嘉慶八年（1803）［10］本，其成書後以抄本流傳的時間為63年。
以上四種與《演義》篇幅大小相去不遠的長篇小說，均成書於印刷術出版業比明朝弘治年間有了巨大進步的清乾隆年間，至有最早或今見最早刊本問世，平均間隔達114年。那麼，與此類比，從明弘治甲寅年上推至元末為《演義》成書時間，其後以抄本流傳的時間至少有126年之久，應該是合乎情理的，而不必有什麼詫異。
第三，從蔣《序》用典看，似以羅貫中為元代人。
蔣《序》雲：“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這是引《孟子·萬章下》的話。而《萬章下》中接下來的話說：“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朱熹《孟子集註》本句下注曰：“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11］可知“尚友”義指以非當今“一世之士”之古人為朋友。
由此逆推上文“予謂誦其詩”云云，雖然可以是就任何前人的著作而言，但一般應是針對古人之詩與書說的。這既是讀經時代學者人所共知的道理，蔣《序》於此經典的常話也應該不至於引喻失義。
上海涵芬樓1929年影印本《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又與其前稱“前代嘗以”云云相聯絡，實不便以他所謂“予謂誦其詩”云云僅是針對明成化、弘治稍前一時期之人說的，而應理解為原據孟子“尚友”的本義，把羅氏《演義》作為“前代”即元朝人之作看待而言。
另外，蔣《序》雖標榜孟子知人論世，但對“東原羅貫中”除贊論其所作《演義》之外，於其生平事蹟，絕無提及。箇中原因除上述可能的政治上的避諱之外，另有可能就是他對羅氏除有《演義》之外別無所知。
這兩種情況同樣也與其稱“前代嘗以”云云的口吻相合，表明羅貫中生活之世正是去蔣氏已遠的“前代”即元朝。
二、《演義》原本有《書例》
蔣《序》論《演義》又云：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於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為讀書也。
上引文中“書例”，向來標點者多不加書名號，遂使此一段文字僅被視為蔣氏尋常的道德說教議論。
其實不然。“書例”一詞，一指書中文詞之用例，與上引無關，可以不論；二指著作發凡起例之體例說明，多稱作“凡例”。
在“凡例”即體例的意義上，用法較早見於《後漢書志·天文志上》韋昭注：“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12］
又清代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二《談藝二·唐才子傳》雲：“按《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二書例，皆以詩系人。”［13］等等，皆指著作之體例。
後世明清小說載有《凡例》者，今見亦有數種，如《隋煬帝豔史》《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毛本《三國演義》《萬國演義》《石頭記》《野叟曝言》等，皆章回說部，載之卷首，為作者所自撰。
上引“讀《書例》”所云《書例》，即此類章回小說之《凡例》無疑，而“若讀到古人忠處”云云即《書例》中語。這對於上窺《演義》舊本乃至原本面貌可有以下幫助。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第一，《書例》為一書作始並通部遵循之體例，除作者之外，應無他人所為的可能。由此可以認為，羅貫中創作《演義》曾擬有《書例》，並置之卷首。這一點也與作者題署有作“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的口吻相互印證，表明包括《書例》在內皆作者所自為，茲不具論。而明弘治甲寅蔣序本《演義》雖然也未必是原本，卻是有原本之《書例》的，所以更接近於原本。
第二，蔣氏所引“《書例》曰”云云即羅氏《演義》之《書例》僅存的佚文，對於我們理解《演義》教忠教孝的創作意圖是重要參考。
第三，嘉靖壬午本等《演義》存世諸明刊本均無此《書例》，表明《書例》在蔣序弘治甲寅本之後，或自嘉靖壬午本始就被刊落了；
第四，《書例》雖非正傳，但對於理解本書有重要價值，一般後來翻刻者不會不予以保留。
因此，從《書例》之被刊落可以推測，自已佚蔣序弘治甲寅本之後，也許就是今存嘉靖壬午本刊落《書例》時，《演義》應是經過了較大的改動，內容與形式上已經與蔣序本所有的羅氏原本《書例》所敘有了較大不同，留之於刊本流傳無益，只好把《書例》刪掉了。
倘非如此，我們還想不出另外什麼可以導致把羅氏原本當篇幅不大的《書例》也刪掉了的理由。這一推斷與嘉靖本中提到“舊本”所傳達的資訊也是一致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三、《演義》原本正名及蔣序本敘事起始與今本有異
蔣《序》又曰：
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
這段話包含的資訊甚多，如“東原羅貫中”等久已成訟茲不具論，而僅指出兩點。
一是羅氏原本正名即《三國志通俗演義》。
這並非由於蔣氏如此稱名此書是今知最早的又有版本為證，而是由於如上蔣氏既說“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可知其所見此書當時抄本甚多，又說“若東原羅貫中……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就分明是斷定《三國志通俗演義》為羅貫中所自題，乃其原作的本名。
證以明代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卷三十曰“嘉靖十年間……武定侯郭勳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仿《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14］，這一記載中已使用“《三國志俗說》”，上述關於羅氏原本正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推斷也是可以相信的。
而後世稱《三國志演義》《三國演義》或綴以“全傳”“志傳”之類的書名，皆書商或評點家隨意改稱，不足為顧名思義研究羅貫中原本的根據。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二是蔣序本《演義》敘事“自漢靈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與今本有異。
今存明刊本以嘉靖壬午刊本為代表，均不始於“漢靈帝中平元年”，而始於“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即建寧元年（168）。以下敘事提及的年號有建寧二年、四年，“改年熹平”即熹平元年，“熹平五年，改為光和”即光和元年，然後接敘才是“卻說中平元年甲子歲，鉅鹿有一人，姓張，名角”云云。
可知“卻說中平元年”句及其以下才是蔣序弘治甲寅本《演義》的開篇。這就是說，今本“卻說中平元年甲子歲”云云以前千餘文字實非蔣序本所有，而是蔣序本《演義》以後，也許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蔣序本《演義》以後——也許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此一節文字的目的，應該就是後來毛宗崗評改本所增書中議論雲“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又夾批雲：“《出師表》曰：‘嘆息痛恨於桓、靈。’故從桓、靈說起。桓、靈不用十常侍，則東漢可以不為三國。劉禪不用黃皓，則蜀漢可以不為晉國。此一部大書前後照應處。”［15］
《三國志通俗演義》
雖然毛本對嘉靖本等的開篇又做了新的改動，但仍承其“從桓、靈說起”，還是明人改蔣序本進而可能是改羅氏原本的傳統，只是他更加強調了這一改動的意義。這雖然只是《演義》版本流傳史上的一個細節，但它在今見版本中出現最早，又在開篇居首顯要的地位，應該值得特別關注。
本文以上關於蔣《序》考據價值的淺見也許無多可取，所涉某些問題也還應該參考其他多方面的情況才可以下最後的結論，但如上的考論卻可以證明，蔣《序》不僅在古代小說理論領域為重要文獻，而且在有關《演義》的考證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討的內容，應當予以重視。推而廣之，在此類學者所熟悉的資料的應用上，有的也還有進一步開發的餘地。
註釋：［1］ （元）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頁。［3］ 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頁。［4］ （明）高濂：《遵生八箋》，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352頁。［5］ 王瓊玲：《夏敬渠著作考論》，載《海峽兩岸夏敬渠、屠紳與中國古代才學小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陰，2009年，第66頁。［6］ 石昌渝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頁。［7］ （清）李百川：《綠野仙蹤》，李國慶點校，中華書局2001年版。［8］ 石昌渝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頁。［9］ 參見石昌渝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頁。［10］ 參見陳美林《吳敬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頁。［1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4頁。［12］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十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221頁。［13］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8頁。［14］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頁。［15］ 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