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寧省博物館有一件北燕時期銅鑄的文物，其四足伏地，周身鑄有花紋和毛須，形態威猛似虎，這就是古代男子使用的一種溺器，名曰：虎子，也就是民間所說的尿壺。關於虎子的由來，《西京雜記》曾記載：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像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故漢人目溷器為虎子”。《西京雜記》也記載：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持之，行幸以從。其意思就是漢朝將玉作成虎子的模樣，把它當便器，讓侍中官隨時都拿著它，以方便皇上出行時隨時使用。
但是，在我們翻閱唐朝時期的官修史書的時候，卻又看不到“虎”字，一旦需要使用“虎”字的時候，也多用其他字來代替，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不得不提起我國的避諱制度了。避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有現象，是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產物，大約源自商末周初，文書避諱制度始於秦，盛於唐宋，明清趨於完善，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多有文人墨客因此而喪命。具體來說就是出於對國君、父祖以及聖賢的尊敬和畏忌，不能直書其名，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時，採用改字、省字、缺筆等方法來代替。
大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淵原是北周貴族出身，其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國之一。李淵稱帝以後，祭祀四親廟祖。追尊高祖李熙為宣簡公；曾祖李天錫為懿王；祖父李虎為景皇帝，廟號太祖；父親李昞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同時，下令臣民要避其父祖的名諱，但凡含有“虎”、“昞”的人名、地名、官名都要用別字代替或者以缺字處理。
唐朝避“虎”的幾種方法
1、避“虎”為“馬”：據成書於宋朝的《雲麓漫鈔》記載：“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諱虎，始改為馬。”由此可見，尿壺原本叫“虎子”，為了避“虎”字諱，這才改成了“馬子”。
2、避“虎”為“武”：魏晉時期名臣及文學家傅玄曾作《時運多難》，其中有“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兩句。到了唐代房玄齡等人編著《晉書》時，為了避“虎”字諱，就改成了“蠢爾吳蠻，武視江湖”。另外，唐朝還將洛陽東邊門戶和重要的關隘“虎牢關”改為了“武牢關”。
3、避“虎”為“獸”：班超有句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到了唐朝令狐德棻編著《周書》的時候，則改為了“不入獸穴、焉得獸子。”另外，曹操在《卻東西門行》寫首：“神龍藏深泉，猛虎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到了唐朝以後，就寫成了“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
4、避“虎”為“蟲”：將“虎”稱為“蟲”並不是唐朝的原創，早在成書於東晉時期的《搜神記》曾記載：“扶南王範尋養虎于山，有犯罪者，投於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蟲。”《西遊記》中真假美猴王打上雷音寺後，釋迦摩尼曾對弟子們說：“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蠃鱗毛羽昆。”蠃蟲指的是像青蛙、蚯蚓這類身上毛髮覆蓋極少或者幾乎沒有毛髮覆蓋的動物；鱗蟲指的是像魚、蛇、蜥蜴這類體表由鱗片覆蓋的動物；毛蟲指的是虎、豹這類體表由毛髮覆蓋的動物；羽蟲指的是鳳凰、孔雀、大鵬金翅雕這類體表由羽毛覆蓋的動物；昆蟲指的是龜鱉、螃蟹及其蝗蟲、蟑螂這類帶有甲殼或外骨骼的動物。在古代的時候，中原地區沒有獅子、大象這類生活在熱帶雨林的猛獸，所以，老虎就成為了“五蟲”之首，故稱之為“大蟲”。
為什麼說“唐詩無避諱”？
不過，我們還在唐朝一些文人墨客的詩歌、文章發現了大量的應該避諱的字，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難道真的就像宋人所說的“唐詩無避諱 ”嗎？
比如：李白在《夢遊天姥吟留別 》寫道：“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杜甫也曾寫有“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的詩句。特別是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前面還寫到“苛政猛於虎也”，絲毫不避諱“虎”字，後面就出現了“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而將“民風”寫作了“人風”。
這是因為，唐朝的避諱制度主要體現在政府往來的文書上，像表、疏、箋、啟、判策、法律條文以及官修史書這些文書都嚴格要求依避諱和平缺之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唐朝要求七世以內君主的名字都要避免。以李白為例，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間。自玄宗往上分別還有睿宗、中宗、高宗、太宗、高祖、世祖，到了太祖李虎，已在七世以外。這位跟李隆基同宗同源，同為興聖皇帝李暠後裔的李白也敢在詩歌直接使用”虎“字了。
至於宋人所說，“唐詩無避諱 ”則是指唐代詩人們對於時政和宮幃的風流韻事都能夠直言不諱地寫在詩作中、無需避諱。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別”以及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這要是放在明清之際，早就大禍臨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