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
靖康之難後，
北宋宣佈滅亡;
後來康王趙構雖然建立了南宋，但南宋相比於北宋到底要弱一些，至
1279年
崖山海戰後，
南宋
也宣佈
滅亡。
相比於其他封建王朝，宋朝一直
被後人稱為
“弱宋”，
然而這個朝代同時
也是中國古代
最難“造反”
的朝代。
異常頻繁的農民起義
宋朝
從建國到滅亡，
前後經歷了300多年時光，這期間宋朝
爆發了
433次農民起義。
但不管起義到底有多頻繁，
就是
沒有一個人“造反”成功。
在北宋時期，
比較有名的農民起義有
“王小波、李順起義”，
王小波於公元933年聚集起一支農民起義軍，佔領了青城和彭山，但是沒過多久，王小波就死在了戰場上。
隨後李順接替了王小波的位置，繼續帶領手底下的人起義，並且在公元934年時順利佔領成都，但是因為宋軍的討伐，李順也沒有堅持多久，李順戰死後起義軍群龍無首，
於公元955年被平叛。
南宋時期
稍為人熟知的農民起義有
“方臘起義”，
公元1120年，方臘聚眾在歙縣七賢村起義，他們高舉“討伐朱勔”的旗幟，只要見到官吏及其爪牙就全部殺掉。
方臘宣佈起義後不久，大量農民跟從過來，他們攻城奪池，
接連拿下了幾十座州縣，方臘大軍的規模更是一度達到近百萬，威懾東南。
然而到
公元1121年，方臘起義就因為方臘被俘而宣告失敗。
像這樣的農民起義，在宋朝可謂是屢見不鮮。想到朝廷也已經習慣了農民起義，都說“一回生二回熟”，這種
平均每年爆發1.4次農民起義
的頻率，讓宋朝對“造反”勢力的平定頗有經驗可言。但為什麼宋朝會如此難以“造反”呢？
重文輕武的政治主張
原因之一在於
宋朝存在
嚴重的重文輕武
跡象，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
登基稱帝。
在慶幸之餘，趙匡胤也擔心武將們會再次搞出“黃袍加身”的騷操作，把自己掃下臺階，所以在
公元961年，趙匡胤
藉著宴會
對石守信等大將
威逼利誘，
將兵權全部收歸於自己手裡。
“杯酒釋兵權”以後，
趙匡胤
將幾乎所有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解除，
並且
從此不再授予他人。
這件事以及趙匡胤後來採取的有關政策，導致
宋朝
兵權分散嚴重，軍隊的戰鬥力被大大削弱。
《中國通史·北宋的積弱》記載稱：
“(太宗)滅北漢後，不顧兵力的疲敝，立刻進攻。於是有高梁河之敗……太宗又命將分道北伐，亦不利……自燕、雲割棄後，山西方面，還有雁門關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濼以限戎馬，是可以御小敵，而不足以御大軍的。契丹大舉深入
，便可直達汴梁對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脅殊甚。”
這段記述充分說明了
趙匡胤在兵權上的矯枉過正以及連年用兵，導致北宋根本沒有足夠強大的武力。
待趙匡胤去世，後來接任皇帝的人沒有一個能力超過趙匡胤的，他們
固守著“重文輕武”的極端政策，
這就導致
宋朝為了安定，不得不向契丹等少數民族妥協，
依然是《中國通史·北宋的積弱》篇中說：
“然畢竟以歲幣成和。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朝開國未幾，國勢業已陷於不振
了。”
完全不被放在眼裡的農民起義
對朝中的武將和轄下的軍隊都要
強行限制，
唯恐其壯大起來，就更別提對民間百姓了。
宋朝的統治者顯然很清楚民力的強大和恐怖，
為避免有人造反，宋朝採取了
一系列利民政策，
這些政策
很好地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學者安格斯·麥迪森推算，
1000年時
中國的
GDP總量
已經
佔到當時
世界經濟總量的22.7%
。
在這種情況下，
民間就算有起義，其
規模也不會太大。
《中國通史·政體》篇明確指出：
“從前讀史的人，每分政情為(一)內重，(二)外重，(三)內外俱輕三種。內重之世，每有權臣
篡竊之變。外重之世，易招強藩割據之憂。內外俱輕之世，則草澤英雄，乘機崛起;或外夷乘機入犯。”
很顯然，
宋朝的政情就是
“內外俱輕”，
從而導致內部起義頻繁，而外部少數民族不斷進犯。
為了緩解其間壓力，宋朝選擇先解決外夷問題，只不過沒有足夠強大的軍隊，宋朝到最後不得不
賠款以達到暫時安撫外夷的效果。
為了湊出賠款，
宋朝
添加了不少雜稅名錄。
《中國通史·賦稅》篇認為若有雜稅出現，那麼朝代也就接近衰亂了：
“田租、口賦、力
役以外的賦稅，昔人總稱為雜稅……歷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稅，還總是有的。”
從雜稅出現的過程來講，
“不
論在政治上，社會上，制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
僅此就足以讓我們恍然大悟——
宋朝的
對外夷政策、態度上的變化，
逼迫出了
不少“雜稅”，
而這“雜稅”，又
逼得百姓不得不起義“造反”。
只是農民起義軍的實力實在是太弱小了，他們甚至都不是宋軍的對手，哪裡能真正的實現“造反”呢？
並且透過研究宋朝爆發的歷次農民起義，我們不難發現，除了
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的農民起義規模稍大
以外，
其他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都是
地域性
的。
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哪裡出現了天災人禍，導致當地的百姓過不下去了，當地就會爆發農民起義。因為對其他地區的百姓生活沒有一丁點影響，故而這些起義的反響都不大。
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其實宋朝如果能夠好好均衡“內外”，不要“內外俱輕”，讓各地官員擁有足夠的實權，在地區百姓遇到民生困難時及時解決，那麼也不至於爆發數百次起義。
然
唐朝“外重”的教訓歷歷在目，
宋朝統治者透過權衡，發現解決農民起義的難度可比解決“外重”要簡單的多，便也少將農民起義放在眼裡，反正對於統治者而言，
老百姓根本掀不起什麼風浪。
也弱也強
總的來講，
宋朝
對外不行，
但
對內有“放任造反”的底氣。
因為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國內根本沒有什麼特別強大的武裝力量，這就杜絕了國內爆發大規模動亂的可能。
至於民間起義，規模小實力弱，隨便派出一支部隊就能很快解決，於是乎就出現了
“宋朝成為
最難‘造反’
的朝代”
的情況。
宋朝軍事弱無法辯駁，但其
在別的領域堪稱繁榮強大，
相比於其他朝代，宋朝可是
史家公認的
“
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時期
”，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
“華夏民族之文化
，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呂思勉表示：“中國歷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覽，很不容易。專看其一部分，則知識偏而不全。”正因如此，他希望寫出一部可以將中國數千年曆史講述清楚的作品。經過多年努力，《中國通史》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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