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周有光先生，是李行健先生安排的。李行健是周有光的同行，也是語言文字學家，曾任語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他還是周有光的鄰居，很長一段時間與周有光住同一棟樓裡，周有光住三樓，他住五樓，即使後來搬遷了，但仍在那個小區，與周有光可謂“近在咫尺”。
周有光自打搬到這個位於朝內大街後柺棒衚衕裡的小區後，一直住到去世。小區的門口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門市部，所以，我去北京的時候常常去那裡逛逛，對那一帶也算比較熟了。周有光住的這棟六層樓沒有電梯，我前去拜訪時心想，他一直工作到85歲才退休，那他這樣每天上下樓，腿能吃得消嗎？後來，他告訴我，他倒是沒有問題，90歲還在爬樓呢。周有光的獨子周曉平為了更好地照顧他，曾打算把這裡的房子置換到自己家附近，但周有光沒同意，說自己已經住慣這裡了，而且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住在附近。
周有光家說起來有四個房間，但面積都不大。我坐在他只有9平方米的小小的書房裡，環顧四周，一切都是那麼的簡陋。一張陳舊的小桌子，一個陳舊的小櫃，四個陳舊的小書櫥，坐著的椅子都沒有扶手。但是，我明顯地感到這裡氣場強大。周有光那時109歲，侃侃而談他即將重新修訂出版的《朝聞道集》。這本書是周有光105歲時出版的。我讀後非常震撼，他的思維如此超前，他的視域如此遼夐，思想緊扣這個時代。周有光的氣場，源於他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並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
與周有光聊天足以讓人開悟。他說自己也沒想到能活那麼長，不過，生命不在於長短，而是要有價值，這價值就是對他人對社會有用、有貢獻。他談笑風生，幽默至極，時常調侃自己，說到好笑之處，自己都會掩嘴而笑，然後用手帕擦擦嘴，再將一顆咽喉含片放進口裡。跟著他大笑時，我才真正體驗到什麼叫睿智、什麼叫豁達。那天，為了讓我聽明白他對人生命週期的認識，他順手在便籤紙上畫圖表做演示，這時，我驀然想起其實他是經濟學家出身，後來才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所以他的思想和表述都非常有邏輯性，甚至可以“建模”。
我錯過了他的110歲生日，但我拿到了他家人特意製作的慶賀壽碗。壽碗通體潔白，上面畫了兩朵帶著枝葉的粉色牡丹，淺淺淡淡的，猶如他的為人和性格，淡泊、清疏、溫和、純淨。
周有光是常州人，我母親也是常州人，特別湊巧的是，我在周有光出生的那條伴著運河的青果巷住過一段時日。如今，周有光的老家宅子——始建於明朝的禮和堂已保留了下來。青果巷每年舉辦“字在青果·音而有光”有光拼音文化季，我參加過多場活動，沉浸式地感知周有光與漢語拼音的故事。但我之前卻不知道周有光還是常州吟誦的代表性傳人。常州吟誦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運用常州方言進行吟誦的一種傳統藝術形式，其源上溯先秦時期的吳地吟唱，肇始於戰國時代，經唐宋發展，明清走向繁盛，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傳承歷史，是語言、音樂、詩歌結合最緊密的方式，由此可見周有光研究語言文字並非沒有根基。雖然我沒聽過周有光用常州方言吟誦唐詩、宋詞，但他說話時的常州鄉音讓我倍感親切。
周有光傳承常州吟誦，而他的夫人——才貌雙全的張允和卻對崑曲情有獨鍾，但這沒有絲毫的違和感，他倆留下了許多琴瑟調和的佳話。張允和擔任北京崑曲研習社社長時，非常積極，又是演出，又做研究，還要編輯專刊。周有光也跟著入了社，他說他是不積極的，不過每一次開會從不缺席，他說“我得去陪她”。他倆對家裡的保姆特別好。當時有兩個從農村來的保姆都很年輕，周有光說，她們不學文化太可惜了，要是有了文化，將來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人生。於是，他和張允和給保姆們制定學習規劃，還親自授課，結果，兩個保姆一個考上了中專，一個考上了大專。兩個小保姆因上學而離開了，他倆都很不捨，可發自內心地為她們高興。
周有光與張允和夫婦。圖片由唐吉慧提供
張允和是93歲那年去世的，那時周有光雖然很傷心，可還是慢慢地平復了心境。他說，前面的人總要為後來者騰出生存空間，這樣人類才能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傳下去。
但身為氣象學家的獨子周曉平於2015年1月遽然離世，這對周有光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他根本無法承受。在周有光送給我的《我的人生故事》一書中，他寫了他與張允和還有過一個女兒，名叫周小禾，人家都說他們有一兒一女，是全福夫婦。但小女兒在抗戰時期得了盲腸炎，由於戰爭環境下得不到合理的治療，不幸病逝了——“這是最悲慘的事情”“這是一個打擊”。不料，沒多時，一顆流彈又擊中了周曉平的腹部。幸好住處附近有家空軍醫院，及時地送去搶救，動手術把子彈給取了出來，撿回一條命。這樣的遭遇讓周有光對兒子始終深愛有加。周曉平去世後，誰也不敢把這噩耗告知周有光。平時，周曉平每週都要來看望父親的，因而不見他來，周有光便問保姆，保姆說，他外出開會了。過了一週，依然不見他來，周有光再次問保姆，還說怎麼連電話也不打一個來。周曉平曾患過胃癌，他十分擔心。到了第三週，已沒辦法再瞞下去了，於是，家人和好友商量叫輛救護車等在樓下以防意外，然後再去跟周有光慢慢“滲透”。周有光表現得異常冷靜和理性，他說，你們不用再騙我了，我能扛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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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子的離去讓周有光遭受重創，他很快就因胃部出血、肺部感染等住進了醫院。直到當年6月，他的身體才得到恢復。出院時，他對人說“風暴已經過去了”，可事實上，他無法釋懷，常常半夜三更起來，讓保姆扶著他在周曉平住過的屋子裡走過來走過去，這裡撫撫，那裡摸摸，垂淚不止。接著，連白天都這樣，周有光甚至極少說話了。聽到這些訊息，我擔憂不已。
2016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時想上門看望周有光，並帶去我剛出版的《最好的時光》，這本書寫了我和我母親兩個癌症患者攜手度過的四年時光。那天，我走上那幢老舊房子的三樓，正想敲門的時候，忽然猶豫起來，我真的非常害怕驚擾了他。最後，我還是請李行健將書轉交給了他。讓我驚喜的是，他看了我的書後，不僅說這書名起得好，還專門拿著書拍了張照片，權當是為我做“書模”。看著照片，我不禁淚流滿面。三個月後，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在度過112歲生日的次日，駕鶴西去。那一天，盤桓在我腦子裡的都是他的音容笑貌，還有《朝聞道集》扉頁上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壯心在，老驥千里；憂天下，仁人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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