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萊陽和掖縣曾長期接壤。這一狀況，直到萊西建縣之後才發生改變。
鄰縣之間的互動一般比較頻繁，遷徙、嫁娶都是常有之事。說不上具體在哪一年，總之是很久之前，萊陽縣“鳳山鄉”有一位
叫做
“於妙惠”的女子，就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掖縣“進士鄉”的張家。
如果這只是一樁普通人家之間的婚姻，那麼，它很有可能早就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很顯然，它之所以能被專門記錄下來，原因就在於主人公的身份不一般——根據記載，於妙惠是明代的“太宜人”。
所謂“太宜人”，是古代朝廷命婦的稱號之一。《明史職官志》載：
“命婦之號九。公曰某國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後稱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因其子孫封者，加太字，夫在則否。”
根據這段記載，萊陽女子於妙惠的身份是五品宜人，而前面的“太”字，說明她是母憑子貴，靠著兒子的官職而獲得封號。那麼，她的兒子又是誰呢？
開啟清代修撰的《掖縣誌》，在鄉賢祠的供奉名單當中，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張信”的明代人物。而這個“張信”，就是於妙惠的兒子。
關於張信的入仕經過，《掖縣誌孝友》中有詳細記載：
“張信，字彥實。性至孝，母病，醫藥弗效，遂仰天發誓，割臂煮液進之，母遂愈。事聞旌其門，命為尚寶丞，陞少卿，晉正卿。崇祀鄉賢及孝弟祠。”
按照上述說法，張信似乎是透過推舉而非科考的方式踏入仕途，而他之所以得到推舉，是因為曾有割肉救母的孝行。踏入仕途之後，他被安排在尚寶司工作，一路從“丞”、“少卿”幹到了“正卿”，成為正五品（與太宜人的封號相對應）的官員。
尚寶司的主要職責是掌管皇帝的
寶璽、符牌、印章，而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替皇帝草擬詔書。按照流程，詔書寫好之後需要加蓋御璽。因此，這兩個部門之間常打交道，人員彼此也都很熟悉。
在尚寶司任職期間，張信就與翰林院一位學士成為了至交好友。而兩者交往過程中，張信的母親於妙惠也對這位翰林學士評價很高。當時她已經七十多歲，在考慮自己的後事時，曾專門叮囑兒子：“我死之後，希望請你那位朋友執筆撰寫墓
碣銘。
”
這位翰林學士姓楊，由於才思敏捷，他逐漸得到皇帝重用，官職也越來越高。他就是明代“三楊”（仁宣之治的關鍵人物）之一的楊士奇。
宣德元年，八十六歲的於妙惠在南京去世。遵照她生前的願望，張信專門來到北京找楊士奇撰寫墓碣銘，此時的楊士奇，雖然地位已高出對方很多，但仍不忘當年之誼，執筆寫就了一篇《
太宜人於氏墓碣銘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聯姻資訊，就記載在銘文當中。
這篇銘文的價值，不僅在於記錄了一位明代“太宜人”的生平，也在於對膠東土著姓氏的判斷。
眾所周知，明初移民說在膠東地區廣為流傳。很多姓氏、很多村莊，在提起淵源之時，不說洪武二年，就曰云南四川。而談及明代之前的“土著”，則資料少之又少，這往往會給人一種“明代之前膠東幾乎沒有人”的錯覺。
但透過銘文中記載的這樁婚姻，至少可以說明：萊陽鳳山鄉的于姓和掖縣進士鄉的張家，就是明代之前的膠東土著。
因為，於妙惠在宣德元年（1426年）去世時享年86歲，按照古人習慣的虛歲計算，她應該出生在1341年，當時還是元朝統治時期（明朝於1368年建立）。而古人結婚較早，假如她十五歲（及笄之年）嫁到張家，那麼她跟丈夫結婚的時間，也是在洪武之前了。
此外，根據銘文的記載，萊陽於家和掖縣張家在此之前就人丁繁盛。其中，於妙惠“
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
”，“
其夫兄弟行以五。
”以此推斷，於、張兩姓在各自故里應該已經定居很長一段時間了吧。雖然銘文記載的只是個例，但對於明初膠東人口來源於結構，也具有一定的管窺意義。
明初膠東人口來源與結構，是地方史領域中一個熱門話題，不少朋友都很關注。下面就轉述銘文中涉及聯姻雙方家族歷史的片段，以供大家參考。其文曰：
“太宜人姓於氏，世家登州萊陽縣逢山鄉（注：據《萊陽縣誌》，明代萊陽有鳳山鄉），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太宜人諱妙惠，性行淑慎，既笄歸萊州掖縣進士鄉張氏。其夫兄弟行以五稱。太宜人之為張氏婦也，於尊卑防戚之屬，能各盡其所當然，於佐夫之內外事，能鹹有條理。歸二十年，夫沒居孀，能謹教育其遺孤男女，能嚴保其家不隳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貴賜誥命封太宜人。”
對於以上資訊，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理解或不同的觀點，在此也歡迎補充、指教。
（本文作者：耳左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