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年（1524年），由於大禮議之爭，九卿23人、翰林20人，給事中21人，御史30人，加上其他共兩百多人集體跪在左順門外，大呼太祖高皇帝與孝宗皇帝，勃然大怒的明世宗朱厚熜當即令錦衣衛出手，134人被逮入詔獄，86人待罪，而後，超過180人被明世宗下令杖責，其中17人被直接打死，8人被充軍。
而當時，明世宗朱厚熜在位只不過3年，就算他再如何英明神武，如果他手中的皇權真弱的話，也做不到如此地步。
“左順門案”所折射出的，是明朝君臣之間的根本，那就是明朝士大夫文人的地位與影響力雖然說的確非常高，但是還沒有達到能夠壓制皇權的地步，自始至終，明朝的皇權都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超出以往的任何朝代。
明朝從建立伊始，皇權就在向巔峰發展
縱觀整個古代，皇權的發展整體上都是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以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為標誌，古代的皇權發展達到了最極致。
明朝建立之後沒多久，朱元璋感慨：“漢無外戚、宦官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並且總結：“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感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
朱元璋
朱元璋認為，漢朝與唐朝等滅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皇權不夠集中，所以其決定建立“上下相維，大小相制”的規制，強化皇權。
如此，明朝開始了各種大刀闊斧的改制，原本最為行事中樞的中書省被裁撤，改為承宣布政使司，六部的地位被不斷抬升，並且相對自立，原本延續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被直接廢除，六部總領諸司，直接對皇帝負責。
由於皇帝需要處理的事情陡增，實在吃不消的朱元璋開始設立四輔官與殿閣大學士來幫忙，明成祖時代，閣臣預機朝政的制度正式形成，明代的皇權開始達到極盛。
文人士大夫集團，缺乏公開正式的首腦
歷史上有兩個朝代的文人士大夫地位最高，分別是宋朝與明朝，然而兩者又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相對來說，明朝計程車大夫文人的力量，遠不如宋朝那麼強悍。
明朝廢除丞相制度之後，文臣從此沒有了首領，而作為皇帝私人秘書的內閣首輔，實際上只能代替部分的丞相只能，而內閣建立的初期，六部之中的吏部成為實際上的百司之首，吏部尚書成為六部的主導者也就成了公開的秘密。雖然在公開場合六部站在一起，但是實際上，吏部尚書主導的六部與內閣之間，長期形成競爭制衡的關係。
嚴嵩
直到嘉靖時期，嚴嵩成為內閣首輔之後，內閣的地位與權力才真正達到了第一，但張居正死後，明神宗中後期，六部再次崛起，內閣再次被削弱。
如此反覆，就是因為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集團雖然力量很強，規模很大，但是缺少正式而且公開的主導者，內閣首輔之類有實無名，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其內部本身就很不穩定，無法形成真正有效制衡皇權的統一勢力。
宦官力量崛起助力皇權，壓制文人群體
宋朝開創了“皇權儒家共享天下”的局面，只不過當時宋朝作為初創者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相關的各種規制比較雜亂，所以經常出現皇帝被文臣挾制的局面，哪怕是有些強勢的皇帝。然而明朝卻基本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明成祖時期，大幅提升宦官的權利，皇宮之內太監成千上萬，百官諸司各個衙門也幾乎都有太監的存在，甚至於在軍中，也有鎮守太監，雖然這些鎮守太監並沒有分兵調兵之許可權，但他們有監軍權，文臣們依靠的只不過是顯性條文這些來規制管理武將，而宦官們，透過隱性權威來制約武將。
太監們與武將之間發生齟齬糾葛，他們能直接上報皇帝，而文臣們要逐級上請，最後能不能到內閣手裡，還是個未知數。
不少朝代的皇帝都喜歡重用宦官，而其主要目的就是服務於皇權的發展，只不過像唐朝那樣，皇權一旦壓制不住就很容易反噬自身，而明朝時期，宦官與文臣群體長期處於相互制衡的狀態，皇帝不會讓誰特別弱或者特別強，以此保住皇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