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軍、杜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近日，中國領導人出訪沙烏地阿拉伯，並將出席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沙烏地阿拉伯是二十國集團中唯一的阿拉伯國家，中沙關係對於推動“一帶一路”、保障能源安全、促進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交流具有重要意義。但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沙烏地阿拉伯稍顯陌生，剖析沙特近年來所推進的改革舉措，對於理解沙特異常重要。
本文認為，2016年
《沙特2030年願景》
的出臺，標誌著沙特開啟自上而下的宏大改革。
這一改革遵循“經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確立了“去石油化”、政治集權化、宗教溫和化和社會世俗化等一系列國家轉型目標。
在作者看來，沙特的國家轉型有其深刻的內外動因，諸如石油國家“食利模式”積弊、傳統“社會契約”衰敗、瓦哈比意識形態危機、政治生態“老齡化”等，這些都是改革的內生動力。而近年來中東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則是改革的外因。作者認為，沙特改革有其進步意義，但結果仍不確定：
其一，對西方的過度依賴，使得部分改革與現實脫節；其二，油價困局限制了財政迴旋空間；其三，內嵌於政治社會結構的制度慣性，制約改革程序；其四，激進的對外政策，使得國內改革的外部風險加大。
本文原載《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輯（總第2輯）
，原題為《沙烏地阿拉伯國家轉型深析》，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沙烏地阿拉伯國家轉型深析
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位於世界石油供應的“心臟地帶”，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國。以伊斯蘭教為基石，以石油財富為依託，沙特長期致力於成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國”，在中東地區乃至全球政治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力。
近年來，這個治國理念和意識形態頗為保守的海灣君主國一改其因循守舊的刻板形象，大力推進宏大的國家轉型計劃，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
從力度上看，沙特對由內及外、自上而下的改革做了總體規劃，明確了經濟改革的“路線圖”，確定了國家發展轉型的“時間表”；從深度上看，沙特藉由王權傳承的“代際更替”來重構國家權力結構，透過變革“教俗關係”引導社會向“溫和伊斯蘭主義”迴歸；從廣度上看，沙特變革以經濟為重心，但還向政治、宗教與社會等各個方面鋪開，多線並行。沙特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地帶，其轉型走向既關係到全球石油格局與中東地區的穩定，又關係到中國的能源安全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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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轉型的主要內容
2016年4月，沙特頒佈《沙特2030年願景》（以下簡稱《願景》），以“活力社會”“繁榮經濟”和“雄心國家”為三大主線，確立了未來15年的發展方向，
提出到2030年將沙特建設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和亞非歐交通樞紐三大遠景目標。
同年6月，沙特內閣批准了《國家轉型計劃2020》，該計劃是《願景》的有機組成部分，核心目標是大幅提高非石油經濟的收入，到2020年創造45萬個新就業機會。兩份檔案的出臺標誌著沙特的“世紀改革”拉開帷幕，開啟全面變革的新時代。事實上，沙特的國家轉型實踐遠超前述兩份檔案所勾勒出的藍圖，輻射經濟、政治、宗教、社會等各個方面，影響深遠。
（一）在經濟層面改變“石油依賴型”結構，實現多元化發展
一方面，石油是沙特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主要收入來源，根據世界銀行在2017年釋出的資料，油氣產業收入大概佔沙特財政總收入的80%和GDP的40%以上。2014年以來，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下跌，沙特單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暴露無遺，擴大非石油經濟的比重成為經濟改革的重心，主要舉措包括：
第一，優先扶持國防工業的發展。
2016年沙特軍費開支高居世界第四，是全球第二大軍火進口國，但僅有2%軍費花在國內。實現國防工業的本土化發展，不僅將刺激工業製造、通訊與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還能夠提升國防安全。為此，《願景》提出，透過擴大投資和國際合作，到2030年前實現國防自給率50%的目標。
第二，大力推動礦業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沙特擁有鋁、磷酸鹽、金、銅、鈾等礦產稟賦，同時在發展太陽能與風能方面有先天優勢，未來將加大向外資和私營部門的開放力度，加速礦業和新能源產業的潛力。
第三，加快公共企事業部門的私有化程序。
沙特將以政府與私人資本合作的“公私合營模式”（PPP）推動基礎設施、醫療、市政服務、住房、金融與能源等領域的發展，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新驅動。計劃到2030年，將私營部門對本國經濟的貢獻率從目前的40%提高至65%。第四，推動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在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方案中，國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是重要一環。沙特將於2018年首次公開發行（IPO）阿美石油公司5%的股份，籌建規模高達2萬億美元的世界最大主權財富基金，在最佳化石油財富管理、分散風險的同時，為“去石油化”轉型注入資金支援。
另一方面，依託“亞非歐樞紐”的獨特區位優勢，沙特將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發展“朝覲經濟”。沙特地處連線亞歐非三大洲的戰略位置，為更好發揮互聯互通的區位優勢，沙特將大規模修建港口、鐵路、道路和機場，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將國家打造成為全球交通樞紐。2017年10月，沙特宣佈斥資500億美元，於2025年前在毗鄰蘇伊士運河的紅海海濱建造一個“跨國工商業新城”（NEOM），該工業城佔地265萬平方公里，與埃及、約旦相接，享受優惠的稅收和投資政策。預計到2030年，該跨國特區對沙特GDP的貢獻將超過100億美元。此外，
沙特坐擁麥加和麥地那兩大聖寺，在全球穆斯林信徒和朝覲者心中的地位不可取代，“朝覲經濟”是沙特發展的新增長點
。未來，沙特將改造地面交通網路，修建更多的博物館和文化場所，提升朝覲者的朝聖體驗，力爭到2030年將朝覲人數從現在的800萬增加至3000萬。
（二）在政治層面重塑王室權力結構，實現從“蘇德里系”向“薩勒曼系”家族集權的轉變
部落是沙漠遊牧民族的社會基礎，部落傳統是中東沙漠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沙特的“立國支柱”之一就是沙特家族在伊斯蘭旗幟下對阿拉伯半島各個部落的聯合與征服，並在部落主義基礎上形成和確立家族統治制度。現代沙特的開國君主伊本·沙特（Ibn Saud）透過錯綜複雜的姻親關係將各部落以血緣相互關聯，並在經濟利益、政治權力輸送的基礎上建立較為穩固的部落聯盟。出於政治聯姻的考慮，伊本·沙特頻繁聯姻，一生曾娶妻30多位，留下的子嗣達300多人，其中得到法定承認的有45人。1954年伊本·沙特去世後，其兒子們之間的王位權力爭奪險些導致王國覆滅。圍繞王權的爭奪，王室內部形成了三個陣營：一是繼任國王沙特（Saud）及其兒子們，二是王儲費薩爾（Faisal）為核心的“蘇德里七兄弟”（Sudairi Seven），三是塔拉勒（Talal）為首的其他親王。王室內訌的結果是，
“蘇德里系”在1962年費薩爾獲得王位後成為沙特王室中最強大的政治派系，之前的“三足鼎立”結構演變為“蘇德里系”和“非蘇德里系”的“二元對立”
。為保持王室團結，費薩爾確立了沙特王室政權穩定之基的“費薩爾秩序”（King Faisal’s Order），即國家的核心職位應由國王的兄弟們擔任，王位繼承應遵循“兄終弟及”的規範。這一秩序一直延續至薩勒曼（Salman）國王即位。
薩勒曼國王即位後透過易儲和集權重塑王室權力結構，終結了延續半個多世紀的“費薩爾秩序”。2015年1月，薩勒曼登基後不久就“廢兄立侄”，廢黜穆克林（Muqrin）的王儲身份，任命其侄子本·納伊夫（bin Nayef）為王儲，打破了王位繼承順序的傳統。“兄終弟及”模式的終結，實際上是薩勒曼國王“傳位於子”的過渡方式。2017年6月，薩勒曼再次“廢侄立子”，任命其子本·薩勒曼（bin Salman）為新王儲。薩勒曼國王深知，剝奪兄弟的繼承權，將王位“傳位於子”會被認為是國王最大的“罪惡”，會帶來王權傾覆的危險，前國王沙特就因此而被廢黜。為防止王權旁落，薩勒曼國王進行了密集的高層人事調整，任命薩勒曼家族成員和親信擔任國防大臣、內政大臣、外交大臣、情報總局局長等要職，集權的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而後，薩勒曼父子發動“反腐運動”，在兌現反腐承諾的同時，也以此鞏固權力、推進改革程序。2017年1月，薩勒曼國王宣佈成立國家反腐委員會，由王儲本·薩勒曼擔任主席。國家反腐委員會先後逮捕了500多人，包括十幾名王子，打破了沙特開國以來“刑不上親王”的傳統。隨著一批實權派官員的落馬，沙特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不少聲音認為這就是一場“政變”，反腐只是排除異己的手段。透過易儲和集權，沙特“權力中樞”逐漸從“蘇德里系”轉移到“薩勒曼系”，沙特王權開啟了在薩勒曼家族內部傳承的時代。
（三）在宗教層面剷除極端主義思想，使國家向“溫和伊斯蘭主義”迴歸
宗教是沙特王權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是沙特王權合法性的源泉。早在1744年，瓦哈比教的創始人阿卜杜·瓦哈卜（Abd Wahhab）與部落酋長穆罕默德·本·沙特（Mohammed bin Saud）訂立“政教盟約”，沙特家族為瓦哈比派的傳播提供武力保護與經濟支援，而瓦哈比派則為沙特家族的領土擴張提供意識形態論證。1910年，伊本·沙特以瓦哈比教派為思想武器，建立宗教、軍事、生產“三位一體”的“認主獨一兄弟會”推進建國程序，逐步統一了內志部落和漢志部落。1932年伊本·沙特建立現代沙特王國，將瓦哈比派定為國教。沙特王國以《古蘭經》和遜奈為基礎實施伊斯蘭教法，宗教上層成員通稱為“烏里瑪”（Ulama），其核心是阿卜杜·瓦哈卜的後裔謝赫家族，被視為國家的“監護人”。20世紀70年代，費薩爾國王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烏里瑪”的宗教權力有所衰減。然而，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之後，由於懼怕伊朗和國內什葉派運動對沙特王權的威脅，哈立德（Khaled）國王開始加強宗教禁錮。哈立德透過頒佈一系列法令加強“烏里瑪”的權力，國家教育和法律體系重新回到“烏里瑪”集團的嚴密控制之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新轉向保守化。同時，沙特也開始加大對瓦哈比派的支援力度，資助其對外輸出瓦哈比意識形態，擴大其國際影響力。“9·11”事件後，瓦哈比思想的極端化傾向讓沙特飽受國際社會指責。
為肅清宗教極端思想，薩勒曼父子開啟了宗教改革程序，旨在讓國家回到1979年之前的“教俗秩序”。
第一，重新詮釋伊斯蘭教經典。
為了制衡對《古蘭經》和聖訓的暴力化、極端化闡釋，2017年10月，沙特成立了“薩勒曼國王聖訓中心”，並透過王室法令在該中心框架下設立一個學術委員會，召集世界頂尖伊斯蘭學者對《古蘭經》和聖訓進行科學化、合理化解讀。對伊斯蘭教義的“溫和化”闡釋旨在從根本上抽離沙特極端保守宗教力量的意識形態基礎。
第二，限制宗教警察的權力。
一直以來，宗教警察（Muttawa）是沙特“烏里瑪”階層控制世俗生活的有力工具，依託執法機構“勸善懲惡協會”，其權力幾乎不受約束，可以隨意判定一個人是否“違背教義”“傷風敗俗”，並對其進行抓捕和懲戒。但這些情況在改革開始後都逐漸發生了改變。2016年4月，宗教警察的調查權、逮捕權和審訊權被取消。2017年11月，宗教警察被劃歸王儲主管的內政部，其執法權被嚴格規範。
第三，對教育系統進行“去極端化”改革。
沙特政府啟動教育體系的現代化改革，不僅增設了諸多大眾教育課程，還開始對學校和宗教宣講機構等進行監管，包括刪除教科書中對非穆斯林的仇恨內容，禁止教師宣傳極端主義思想，對宣傳極端思想的人員進行處罰等。
（四）在社會層面啟動“女性賦權”程序，實施內外雙向的“開放社會”改革
沙特婦女並沒有完整的公民權，出於對伊斯蘭教法的嚴格遵循，沙特實行“性別隔離”和對女性的“監護制度”。女性不能與親屬以外的男性隨意接觸，否則將會被宗教警察以傷風敗俗懲治。根據沙特法律，所有女性必須有男性監護人（通常是父親、兄弟或丈夫），她們的身份證附屬於其監護人的身份證後，自己只能拿到一份影印件。這種“監護制度”覆蓋了婦女生活的主要方面，未經男性監護人許可，婦女不能求職、就醫、旅行、受教育、結婚或離婚等，使沙特女性處於附屬地位，成為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若不改變本國糟糕的婦女人權現狀，沙特將一直被嚴苛的父權社會結構所束縛，難以建構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
薩勒曼父子以向女性賦權為突破口，擴大社會開放度。對內，薩勒曼國王致力於實現男女平等，不斷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培養她們的職業能力。
第一，鼓勵女性就業。
沙特有超過60%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只有17%被僱用。《願景》提出，到2030年女性人口中的就業比例要提升至30%。2017年5月，國王宣佈婦女上學和就醫不必徵得監護人的允許，這表明沙特開始放寬“監護制度”對婦女的限制。
第二，允許女性駕車。
沙特曾是全世界唯一禁止女性開車的國家，但這一規定已被廢除。2017年9月沙特宣佈，婦女將於2018年6月取得合法駕車權。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沙特婦女的重大解放，也是沙特現代化程序中的重要一步。
第三，擴大女性的權利與自由。
2015年12月，沙特婦女首次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地方市政選舉中首次允許女性投票和競選公職，有十多名女性在不同地區的地方議會中贏得席位。隨後，首場“女性演唱會”成功舉辦，沙特體育館也首次對女性開放。從宏觀政策到具體措施，沙特的改革無疑有效地改善了本國婦女的人權現狀。對外，為配合經濟現代化改革，沙特希望透過提供優越的移民政策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逐漸打消外國人才對其伊斯蘭文化的“排外”顧慮，吸引和留住外國的“有能之士”。此外，沙特還放寬了對文娛活動的限制。透過成立娛樂總局，由其引進外來文化產品，豐富沙特民眾的文娛生活；透過舉辦了一系列文化節、戲劇表演和音樂會，表明沙特接受多元文化的意願和決心。這些打破禁忌的大膽改革，使沙特社會風氣逐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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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轉型的動因
沙特正在實施的國家轉型計劃有其深刻的內外動因。整體來看，
“食利國家”模式的積弊、“社會契約”體系的衰敗、瓦哈比意識形態的危機、政治生態的“老齡化”是驅動薩勒曼父子自上而下貫徹改革的內生性驅動力。
而應對“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緣政治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確保沙特王室政權存續，提高沙特的地區話語權，是驅動沙特此輪改革的外源性驅動力。
（一）“食利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自20世紀40年代沙特石油商業化開採以來，“石油租金”（Oil Rent）成為維繫沙特經濟體系運轉的關鍵。所謂“石油租金”，即一國基於對石油資源的所有權和獨佔權而賺取的高於石油成本的收入。伊朗學者侯賽因·馬赫達維（Hossein Mahdavy）認為，由於背靠豐厚的石油資源，富油國往往以收取的大量“石油租金”為基礎發展經濟、供給社會，這種發展模式被稱為“食利國家”（Rentier State）模式。“食利國家”往往依賴於單一生產部門的收入，並由政府統一整合後，透過社會再分配體系輸送給民眾，以此保持政治與社會穩定。沙特是典型的“食利國家”，豐厚的“石油租金”是經濟穩定的潤滑劑，也是王室政權存續的經濟基礎。
然而，“食利國家”模式也帶來諸多弊端。
第一，“食利國家”導致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國民經濟受到自然資源價格波動的影響大。
2014年年底以來，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從每桶100美元以上一度跌至50美元以下，跌幅超過50%。雖然沙特是歐佩克的“盟主”且擁有豐沛的石油美元儲備，所受到的衝擊沒有其他產油國那麼嚴重，但起初沙特拒絕“限產保價”，反而以增產來維護自己石油霸主地位，這一舉措造成沙特石油收入驟減，當年的經濟狀況隨之迅速惡化。沙特的財政收入從2014財年2280億美元縮水至2015財年的1620億美元，跌幅高達42%。2015年沙特的財政赤字高達980億美元，赤字規模是前一年的近五倍。2016年隨著油價反彈有所收窄，財政赤字仍達790億美元。鉅額的赤字和不斷消耗的國庫令沙特意識到“坐吃山空”並非空談。
第二，“食利國家”模式導致人力資本的“擠出效應”。
一方面，資源國政府由於過度依賴資源出口帶來的收益，而將大部分財政預算撥給自然資源相關產業，忽視了在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於國民多從事勞動密集型的資源行業工作，且往往習慣了高福利、高補貼的安逸生活，對知識和技術的追求動力不足，本國勞動力整體素質較差。在政府不發力、公民不重視的情況下，沙特的人才儲備和創新能力薄弱。經合組織（OECD）在2017年披露的資料顯示，沙特25-34歲的年輕人中只有25。8%受過高等教育，在46個國家中排名第38位。另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資料，2017年沙特的創新指數為36。2，在127個國家中位列55，較為滯後。
第三，“食利國家”模式還會誘發“尋租”行為。
石油資源所有者利用其對資源的壟斷而攫取“經濟租金”，尋求非生產性獲利，從而滋生腐敗。由於“尋租”獲利的成本更低，收受賄賂、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等腐敗行為隨之出現。沙特腐敗現象嚴重，透明國際組織披露的資料顯示，2016年沙特的腐敗指數為46，在176個國家中排名第62位。由於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沙特的商人一般要透過“中間人關係網”（Wasta）打點各個利益相關方才能確保生意平穩開展。另外，沙特的石油資源為國有產業，國有石油公司的控制權都掌握在王室手中，由於缺乏明確的規定，國有資產和王室私產的界限一直很模糊，這無疑加劇了腐敗現象的發生。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產業結構的多元化發展，是沙特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傳統的“社會契約”體系難以為繼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沙特逐漸形成了建立在國家石油產業基礎上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體系，即國家給予民眾從生到死的社會福利與經濟保障，而民眾則效忠王室的統治，以放棄政治權利作為交換。豐沛的石油收入讓沙特無須依賴稅收便可維持政府運轉。政府不對公民徵稅，甚至不設稅務部分，形成“不納稅，無代表”（No Taxation，No Representation）的現象。雖然基本邏輯與歐洲的啟蒙思想家盧梭等所論述的社會契約相似，但沙特的“社會契約”強調的並非公民權利，而更偏向維護王室階層的統治秩序，實質上是一種“威權協議”（Authority Bargain）。沙特的“社會契約”體系由多個部分組成的，不僅僅是統治者與公眾之間訂立的契約，還有統治者與其他王室成員、宗教領袖、商業精英等之間的契約。國家不僅僅要為民眾提供高福利，還要供養龐大的王室家族，給予商業精英諸多經濟特權。
然而，沙特近幾年糟糕的財政狀況，使“社會契約”體系的聚合力顯著下降。首先，沙特的財政緊縮政策激化了社會矛盾。為削減政府開支，2016年沙特頒佈法令削減補貼，提高水電、汽油價格，裁撤政府冗員，這一嘗試招致民眾的不滿和抗議，沙特政府不得不修改部分法令平息民怨。這種民意波動表明，
沙特“社會契約”體系的歷史慣性已成為阻礙改革前行的障礙。
在油價低迷的情況下，為“維穩”而付出的經濟開支擠佔了原本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投入。其次，高福利制度滋生民眾的普遍惰性。沙特較高的生育率使得人口結構趨於年輕化，然而年輕人的失業率畸高，勞動力浪費嚴重。沙特有70%的人口在30歲以下，而這些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30%，是沙特平均失業率的3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年輕人不願意從事由外籍勞工承擔的低收入工作。當前，大約有2/3的沙特人受僱於政府公共部門，靠政府財政供養。公共部門僱員工資要比私營部門高出70%，而私營部門中80%的勞動力來自海外，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最後，婦女是沙特嚴重浪費的人力資本。在沙特，女性佔到全國大學註冊學生人數的52%，獲得出國留學獎學金的女性人數也已經超過3。5萬人。但由於教規嚴苛的束縛，沙特的婦女就業率極低，僅有22%左右。可見，原有的社會契約體系已經難以維繫社會秩序的穩定，沙特亟須重構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社會契約”關係。
（三）瓦哈比意識形態面臨內外雙重危機
沙特國家政權根植於瓦哈比意識形態，並與之長期密不可分。瓦哈比教派隸屬遜尼派，它信奉一種保守的伊斯蘭教義，要求嚴格遵守“認主獨一”（Tawhid）原則，否則就是“叛教者”，崇尚以“聖戰”恢復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在1979年伊朗什葉派革命的刺激下，沙特王室支援瓦哈比派“內穩外擴”，即對內加強伊斯蘭教法對社會的規範功能，對外輸出瓦哈比意識形態，以期達到維護國內政權穩定和爭奪伊斯蘭世界話語權的雙重目的。然而，這個在1979年之後定型的“政教結構”使沙特面臨嚴峻的內外雙重挑戰。在國內，瓦哈比意識形態要求嚴格依據伊斯蘭“沙里亞”教法治國，導致社會風尚日趨保守化，禁止電影、戲劇、歌舞和時尚表演等現代文化傳播，嚴格限制婦女權利與自由，實施包括斬首、削足在內的嚴刑峻法。
由於受到全球化浪潮和網際網路發展的衝擊，沙特新一代年輕人日益抗拒保守、刻板、僵化、壓抑的生活方式，要求改革的呼聲漸高，陳舊的社會治理模式面臨重大危機。
在國外，依託其“聖地守護者”的身份、充沛的石油美元以及地區強國的地位，沙特斥巨資在海外傳播瓦哈比派思想，扮演遜尼派伊斯蘭領袖的角色。然而，由於沙特王室難以完全掌控宗教輸出產生的多樣性後果，瓦哈比主義所宣揚的宗教狂熱與暴力催生出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被指與沙特的瓦哈比教義輸出有千絲萬縷的聯絡。2016年年底，美國國會透過《“9·11”求償法案》，允許“9·11”事件受害者家屬起訴沙特政府，這實際上坐實了沙特與恐怖主義的複雜關聯。糟糕的國家形象阻礙了沙特招商引資、吸引人才的改革程序，迴歸溫和伊斯蘭道路勢在必行。
（四）政治“老齡化”與社會“年輕化”矛盾突出
一直以來，沙特暮氣沉沉的“老人政治”備受詬病。在薩勒曼國王之前，沙特的王位一直都在伊本·沙特的兒子之間橫向傳遞，這種“兄終弟及”的政治生態使沙特政權長期處於“老齡化”狀態。沙特國王上臺時大多已年逾花甲，薩勒曼國王登基時已年屆80歲，時任王儲的穆克林也已年屆70歲。多年來，沙特當權的一直是“二代王子”，這些王子的教育背景大多是沙特本土的傳統伊斯蘭教育，思想保守，傾向守成。雖然沙特王位繼承一直較為平穩，政治生態“老齡化”無疑剝奪了年輕人嶄露頭角的機會，這與社會人口結構“年輕化”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與統治階層的年齡構成相反，高生育率使沙特社會人口年齡結構呈現持續低齡化的趨勢。
龐大的年輕群體對沙特傳統政教體制的忠誠度遠不如其父輩，更多地嚮往開放、自由、多元的社會環境。
同時，隨著沙特“二代王子”的逐漸凋零，“三代王子”開始成長為政壇新生力量，接管沙特治理大權的意願日益強烈。“三代王子”大多有西方教育背景，具有國際視野和創新思維。他們同沙特新一代知識與技術精英一道，迫切希望能夠參與國家治理，施展拳腳。因而，沙特政壇的“新氣象”成為改革的新動力。
（五）外部地區環境給政權存續帶來壓力
在過去的40多年裡，沙特王室在保持政權穩定方面展現出非凡的韌性，成功地把沙特從一個武力立國的沙漠王國塑造為石油大國和地區強國，並克服了源於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敵對教派的威脅。然而，“阿拉伯之春”改變了中東地區的政治生態發生結構，“民主浪潮”雖未對沙特王室政權構成系統性、致命性衝擊，但宗教政治勢力的復興讓沙特統治者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首先是來自伊斯蘭覺醒派的挑戰。“伊斯蘭覺醒運動”（Sahwa）肇始於海灣戰爭期間，在意識形態上雜糅了瓦哈比主義和現代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是沙特現代伊斯蘭運動的先驅。在2011年之後，在阿拉伯民眾力量崛起的催化下，覺醒派開始質疑沙特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2011年年初，覺醒派宗教領袖人物薩勒曼·阿烏達（Salman al-Awda）發起政治請願運動，要求實施政治改革，實現立法和司法獨立，充分保障公民權利。2013年，薩勒曼·阿烏達又出版著作，聲稱支援民眾遊行、示威與暴動，要求政府釋放在押的政治犯。覺醒派主張建立有伊斯蘭特色的民主制度，強調公民政治參與和公民權利，其伊斯蘭民主主義訴求對沙特君主制構成挑戰。覺醒派的政治呼籲引發了沙特知識分子、自由派宗教界人士和年青一代的強烈共鳴，進而對王室帶來巨大政治壓力。
其次是來自什葉派的威脅。什葉派佔到沙特人口的10%-15%，主要集中在富產石油的東部省卡提夫（Qatif）和阿沙（al-Ahsa）地區，佔到該省人口的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什葉派一直遭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歧視，其根源是沙特王室與瓦哈比派確立的結盟體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瓦哈比主義拒絕承認什葉派信眾的穆斯林身份。伊朗1979年革命之後，教派分歧矛盾凸顯。從歷史規律看，當伊朗影響力增大時，沙特的教派矛盾便會愈加尖銳，沙特懼怕什葉派力量內外聯合推翻沙特王室統治。2011年之後，沙特東部省與鄰國巴林的抗議示威活動此起彼伏，呈現出高度的聯動性，當事態嚴重時沙特不惜出兵巴林予以鎮壓。2016年1月，沙特當局以“裡通外國”罪名處決了什葉派靈魂人物——宗教學者謝赫·尼米爾（Sheikh Nimr），加劇了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教派對峙。面對覺醒派和什葉派的衝擊，沙特王室採取“胡蘿蔔加大棒”兩手政策，一面鐵腕鎮壓國內騷亂，一面“花錢買平安”，撥款130億美元用於解決就業、提高工資和增加補貼。然而，正如塞繆爾·亨廷頓（Sameal Huntington）所言，“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外部觀念的滲透讓沙特政府感到惴惴不安，諸多地區威權政府倒臺的教訓殷鑑不遠。為防患未然，沙特統治者開始檢視政治構架，以期透過改革來適應政治現代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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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轉型的挑戰
2016年開始的轉型是沙特的第三次現代化努力。
第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1979年由費薩爾國王引領的現代化改革
，致力於推動沙特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的變革。然而，由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衝擊，哈立德國王為爭取瓦哈比派的支援，頒佈法令中斷了現代化程序，改革就此停滯。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由法赫德
（Fahd）
國王開啟的漸進式現代化改革
，他於1992年頒佈《政府基本法》《協商委員會法》和《行省法》，旨在鞏固王權和教權的基礎上有限度地推進政治民主化。1995年法赫德因中風而喪失執政能力，王儲阿卜杜拉（Abdulah）成為實際“掌舵人”。從1995年到2015年阿卜杜拉執政的20年間，沙特一直在進行“謹慎的改革”，在經濟上將“全球化”視為“未來發展道路”，在政治上設立“國民對話論壇”、啟動首次地方選舉。雖然姿態更加積極主動，但未能觸及沙特保守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成效十分有限，被稱為“烏托邦”式的改革。就前兩次改革的結果來看，沙特在政治民主化、經濟多元化與現代國家構建方面均乏善可陳，未取得實質性的進步。
此次由薩勒曼父子推動的激進式、全方位、進取型變革前所未有，旨在透過為期15年的全面改革，實現經濟多元化、政治集權化、宗教溫和化和社會世俗化等一系列國家轉型目標。
沙特國家轉型的實質是緊緊圍繞“經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原則，在確保和鞏固伊斯蘭君主制合法性的前提下，運用理性思維重新詮釋和淨化伊斯蘭教義，借鑑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擴大民眾對政治權力的參與和分享，推進教育和社會的開放性與包容度，使國家的伊斯蘭屬性與不斷變化著的內外形勢相適應。沙特的國家轉型計劃意在化解經濟全球化與沙特體制保守化之間的突出矛盾，透過系統性變革為沙特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鋪平道路，進而提升國際地位和地區主導權。
整體來看，沙特國家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選擇。然而，改革是一個長期、複雜而艱難的探索過程，其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改革的本質是資源的再分配，對現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正如任何變革都存在風險一樣，沙特的改革之路不會一帆風順，要承受來自主觀與客觀、內部與外部因素的挑戰。
（一）從主觀上看，對西方諮詢公司過度依賴造成給部分改革規劃與現實脫節
雖然薩勒曼父子是改革的主要推動者，但沙特的經濟改革計劃並非由沙特王室和政府制訂，而是由麥肯錫等美國諮詢公司一手炮製的。沙特的《願景》計劃與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在2015年年底釋出的《推動沙特經濟超越石油》報告高度相似，而麥肯錫在2005年前後也為巴林、阿聯酋等海外國家打造過內容相近的“2030年規劃”。再往前追溯，麥肯錫還曾為敘利亞、葉門等國設計過經濟改革路線圖，但都無果而終。這些缺乏國別針對性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往往難以“對症下藥”，由於沙特缺乏具有長遠戰略規劃能力的技術官僚，很難預先識別其中所蘊含的風險，因而難免導致規劃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發生。例如，在改革伊始，沙特政府明確表示不會對本國定居者的收入及財富徵稅，也不會對基本商品徵稅。然而，隨著緊縮政策的實施，沙特不得不放棄這一承諾，2018年年初宣佈開始對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徵收稅率為5%的增值稅。雖然徵稅有利於緩解沙特的財政壓力，但這種前後矛盾的行為無疑會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增大改革阻力。據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在改革計劃實施一年後，沙特政府逐漸認識到一些目標定得過高、不切實際，比如到2020年將非石油收入增加兩倍，改革速度迄今慢於預期。沙特政府正在修正改革目標和時間表，制定新的經濟轉型規劃。
（二）從客觀上看，油價困局限制了財政迴旋餘地，經濟崩盤風險難以排除
石油經濟“牽一髮而動全身”，是沙特社會穩定的基石。在2014年之前的十年中，國際油價持續攀升帶來了經濟繁榮的局面，“石油美元”的累積讓沙特國庫豐腴，此時是啟動“去石油化”改革的最佳時機。2014年之後，受到美國頁岩油氣大幅增產的衝擊，國際油價始終處於低位，沙特也因此而錯失調整經濟結構、最佳化要素配置的最佳“視窗期”。當前，沙特已經連續四年面臨鉅額財政赤字，外匯儲備持續消耗，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對沙特發出過五年內其國庫將要被消耗殆盡的警告。然而，為刺激經濟，推進結構性改革，沙特於2016年和2017年連續兩年增加預算支出，2018年更是推出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預算。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17年和2018年沙特財政盈虧平衡對應的油價水平分別是每桶73美元和70美元，而在未來較長時間國際油價將在每桶60美元左右波動，這將會使沙特財政迴旋餘地持續縮小。為彌補入不敷出的財政開銷，沙特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紓困，自2014年年底以來沙特的外匯儲備已縮減近1/3，到2018年年初外匯儲備已不到5000億美元。在油價走低的背景下，沙特面臨的難題是，徵稅會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而削減政府支出會減弱對複雜官僚體制的動員能力，進而增大來自公共部門的改革阻力。若“去石油化”改革失敗，沙特將不得不重回“石油依賴”的老路。更有甚者，還可能會面臨外匯耗盡、經濟崩盤的巨大風險。
（三）從內部看，內嵌於政治社會結構中的制度慣性制約改革程序
近百年來，沙特家族依靠王室分權、政教同盟和福利制度三大支柱維繫君主體制的正常運轉。然而，當前王儲本·薩勒曼正在透過權力集中、宗教改革和福利緊縮等舉措削弱這三大傳統支撐性力量。在國家轉型過程中，舊體系對新制度具有慣性約束作用，三大支柱的自我強化機制給沙特的政治穩定構成挑戰。
首先，王權繼承秩序的改變動搖了各個部落對沙特國王的支援。
沙特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王室家族，男性成員人數近萬人。眾多王子因為母族的不同，自然而然地成為各個部落在王室內部的利益代表，而“部落共識”也透過龐大王室的權力共享與平衡機制得以兌現。一直以來，王位在伊本·沙特子嗣中橫向傳遞的繼承機制實際上就是各部落分享國家權力的體現。年邁的薩勒曼國王掌權後，以“父子相傳”取代“兄終弟及”，打破了延續已久的分權共識，這無疑動搖了王室團結的部落基礎，從而可能會誘發權力爭奪危機。
其次，抑制瓦哈比派的教權侵蝕了18世紀以來存在的政教聯盟基礎。
隨著中東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瓦哈比派嚴苛的原教旨主義思想飽受國際社會詬病，既禁錮了社會自由，又阻礙了沙特教育和婦女的進步。為釋放社會活力、改善沙特國際形象，本·薩勒曼認為恢復伊斯蘭教的本來面貌應抑制瓦哈比教權的膨脹，重構教俗結構，走中庸、溫和的宗教路線。然而，作為沙特的立國之本，瓦哈比主義具有極強的社會滲透力和政治動員力，對瓦哈比派教權的打壓，難免會招致瓦哈比派的對抗，從而可能危及王權穩定。
最後，高福利的“棘輪效應”阻礙改革程序。
沙特的高福利制度已經形成了“棘輪效應”（Rachet Effect），即由於民眾長期享受由政府負擔的高福利和高補貼而形成一種習慣效應，王室恩惠與民眾支援之間的“默契共識”使公共開支的上升趨勢近乎不可逆轉。沙特的緊縮政策令民眾感到極不適應，這種民意波動可能轉變為對《願景》改革計劃的怨恨與牴觸。
（四）從外部看，激進的對外政策使國內改革的外部風險不斷放大
從地區形勢看，中東劇變後地區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基於教派矛盾和國家利益衝突，沙特和伊朗關係持續惡化，陷入戰略互疑的“安全困境”。“阿拉伯之春”後，因國內事務產生的強烈不安全感讓沙特政府的外政策變得十分激進，這種政策取向很可能為國內改革帶來更加嚴峻的外部環境。本·薩勒曼王儲在上位前就以“鷹派”立場著稱，主張遏制伊朗以獲得沙特在中東地區的領導權。上位後，本·薩勒曼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凝聚民眾共識，以期達到緩和國內矛盾和鞏固自身權力之功效。然而，沙特的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宗教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反波斯、反什葉派色彩。為了進一步加強這種“宗教民族主義”的號召力和動員力，沙特與伊朗針鋒相對，不斷插手敘利亞、巴林、葉門、黎巴嫩等地區事務。沙特的外交政策以強烈的教派意識劃線，不惜與伊朗、卡達斷交，以確立自己在中東的遜尼派領袖地位。沙特激進主義外交路線可能引發兩種不利後果：
一是為遏制什葉派伊朗的崛起，沙特將難以避免地維持高額的軍費開支，從而過多擠佔原本用於國內經濟改革的資源；二是沙特與伊朗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會使地區安全域性勢趨於惡化，局勢失控有可能引發戰爭風險，進而最終反噬“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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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沙特正在經歷百年不遇之大變局，轉型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沙特未來的“國運”。對於沙特改革而言，“去石油化”和私有化改革有利於釋放沙特經濟的活力與競爭力，反腐、裁撤冗員、推動績效考核等舉措有助於提升沙特政府的效率與公信力，管控宗教警察、女性賦權和開放文娛活動等舉措令沙特長期由教權、男權主導的社會風氣向包容、開放轉變，而回歸“溫和伊斯蘭主義”的宗教改革有利於改善沙特的國際形象。近兩年來，沙特在經濟、政治、宗教、社會等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積極進展，但也存在目標過於雄心勃勃、觸及利益面過廣、速度慢於預期等諸多問題。沙特正處於命運的十字路口上，無論從政治、經濟抑或宗教的維度出發，世界都需要一個穩定的沙烏地阿拉伯。作為沙特改革的實際掌舵者，薩勒曼王儲應妥善拿捏好改革的節奏與火候，處理好盤根錯節的內外矛盾，避免急躁冒進，以穩健的步伐實現發展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