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發生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在科學界引發了爆炸性的倫理爭議與討論。曼徹斯特大學的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馬修·科布（Matthew Cobb） 在其新書
As Gods： A Moral History of the Genetic Age
中，深入探討了基因工程研究領域的倫理困境。
他在最近的一個採訪中表示，基因工程技術太重要，未來造福人類還是帶來噩夢，決策需要各方的參與。他還表示
，儘管美國的一些私人公司宣傳可以設計更加聰明的寶寶，但不
要在這上面浪費錢，因為這些公司做不到他們承諾的事情。
要有聰明的寶寶，“不如讓你的孩子多閱讀”。
本文原標題為Interview： Matthew Cobb on the Ethics of Genetic Engineering，2023年1月6日首發於Undark。Undark是一個非營利、獨立的數字科學新聞雜誌，致力於探索科學與社會的交界。
撰文 ｜ Dan Falk
翻譯
｜ 玉寶
基因工程（或遺傳學工程）是過去半個世紀中最重要的科學突破之一。它引發的爭議比任何其它領域都多。任職於曼徹斯特大學的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馬修·科布（Matthew Cobb），在其新書
As Gods： A Moral History of the Genetic A
ge
（暫譯名：《扮演上帝：基因工程時代的倫理問題》）中深入探討了該領域的跌宕起伏。
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50年前。1972年人類發明了DNA重組技術，可以把來自兩個或多個物種的基因進行編排。科布在書中寫道，這一年“標誌著人類改造基因的能力發生了質變——（生物演化背後的）‘盲眼鐘錶匠’變得精準和隨意”。1973年，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 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研發了一種技術，可以輕鬆地將外源基因轉移到大腸桿菌的基因中，實現了全球首個轉基因生物。次年，魯道夫·耶尼施（Rudolf Jaenisch）做出了全球首個轉基因動物——一隻小鼠。
馬修·科布著《扮演上帝：
基因工程時代的倫理問
題》
如科布新作的書名所示，科學家最近就像擁有了上帝般的力量：實現了在基因層面改造生物體。這種力量可以造福人類，例如針對疾病的基因療法，或研發出具有各種抗性的農作物。但是，技術的安全性問題一直在暗潮湧動。
20世紀70年代早期，科學界就非常關注基因工程，有些知名科學家甚至呼籲暫停這一技術的研究。這些擔憂促成了1975年的重組DNA國際大會（又叫阿西洛馬會議，因為在加州Asilomar舉辦），科學家聚在一起專門討論了基因工程中的潛在問題。會議沒有叫停這一技術，其焦點反而放在瞭如何在不造成公共危害的前提下繼續開展相關研究。
隨後幾十年，基因工程領域加速發展，也伴隨著諸多爭議。1996年，克隆羊多莉成為新聞頭條，人們想知道克隆技術能走多遠、走向何處。影響到種系細胞（將基因組傳遞給下一代的細胞）的基因操作，往往會引起特別的擔憂。2018年，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佈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修飾了多個人類胚胎，這些胚胎移植後誕生了兩名雙胞胎女孩。一時間輿論沸騰。此後，人們越來越擔憂改造後的病原體發生洩露或其它形式的生物恐怖主義。
在科布看來，基因工程研究的兩幅面孔難解難分——造福人類或帶來噩夢。
他堅信這項技術太重要了，決策不能只靠科學家。
對科布的採訪透過ZOOM進行，訪談內容出於篇幅和清晰的需要做了部分編輯。
生物學家、歷史學家馬修·科布（Matthew Cobb）
Undark：
人們經常聽到的批評是，基因工程和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在“扮演上帝”。我知道這很難一概而論，但科學家是否做了足夠多的宣講來讓公眾瞭解自己的研究，並提防技術誤用的後果？
科布：
答案並不是簡單的是或否。總體上是積極的。科學家、遺傳學家從70年代早期就已經意識到這項技術的潛在風險。至少，科學家意識到要確保他們所做的任何實驗，如果確實產生了意外的後果，那麼在機制上要保證這種風險只停留在實驗室中，不能擴散出去，不能感染任何人或其它生物體。
非常重要的事實是，它（阿西洛馬會議）舉行時，當時沒有公眾在場——我認為這影響深遠。對基因工程持批評態度的各種人士，包括一些持批評意見的業內人士，都受到邀請參加這一會議。但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只是被用來裝點門面，所以他們不打算到場。因此會議中沒有聲音說，“等一下”。
但記者在那裡——大約有十幾名記者。這意味著會議一旦結束，全球主要報紙都會報道會議的經過。所以記者們見證了會議中發生的事情，並且報道了出來。我認為，這一不迴避公眾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Undark：
科學家是否需要更加公開地告知誰資助了他們的研究？我注意到，近年的期刊論文確實有關於研究資金的來源的說明，以及作者們關於利益衝突的宣告。這裡面有哪些教訓？
科布：
是的，期刊要求作者公開，但出現的比較晚。上世紀90年代，《自然》雜誌說，“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這樣做，因為我們相信投稿給我們期刊的人都是善意的科學家，而不是見利忘義的人”。無論如何，當時作者是否公開資金來源並不是一項倫理要求。
當然，人們在誰資助了他們這個問題上應該透明。我認為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你把某些熱門領域的東西申請了專利，並且涉及到大量的金錢利益，那麼最終會產生一種不信任的氛圍。這種氛圍在8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這樣的話，同一個實驗室裡人都不會或不能暢所欲言，因為有保密協議或類似的東西。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私人實驗室，那可能沒關係。但這個問題終將破壞學術研究。我的意思是，一般來說科學研究在保持開放的基礎上才能蓬勃發展。如果科學家整天擔心自己講出來的東西會被偷，那麼什麼都不講的話你的聲望會下降。反之講太多的話你會失去金錢，與你簽訂工作合同的人會起訴你“洩密”，這種情況顯然非常糟糕。
現在這種氛圍不像80年代那樣壓抑，當時確實存在一種“快速致富”的氛圍——因為有些人確實賺了不少錢。
Undark：
2018年，中國科學家賀建奎使用CRISPR技術對兩個胚胎的基因進行了修飾，她們作為雙胞胎出生現在已經是孩子了。您描述這個事件是“國際科學界和生物倫理學界的失敗”。當時是否應該有人嘗試阻止賀博士所做的事情？
科布：
毋容置疑，我確實這麼說過；但是這個事件的第一責任人、最主要的責任人，是賀建奎本人。他是一個非常愚蠢、有勇無謀、充滿野心的人，他造成的影響超出了他能控制的範圍；我這麼說並不是在推卸責任。他認為他可以做自己事實上沒有能力去做的事。
這個實驗錯的非常離譜。沒有理由那樣做。她們（胚胎）沒有遺傳性疾病，完全是正常的胚胎。賀在她們的DNA上引入了突變，其中一些突變是地球上任何前人身上從未出現過的，並且這些（突變後）序列也不存在於自然界其它生物體上。現在的結果是，這些女孩的基因組是鑲嵌的（既有突變的，也有未突變的），她們體內不同細胞的突變並不一致。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這些突變是否會影響她們的健康。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實驗。
我想說的是，2015年以來，相關實驗一般在靈長動物上進行，或者用已經不能存活的人類胚胎開展CRISPR技術研究。這些人類胚胎一般是體外受精過程中產生的異常胚胎，無法正常發育和存活。這樣做的話爭議不大，因為這一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技術。
科學界對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看法雖然並不一致，但這一領域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有必要舉辦一場大型會議進行討論，就像當年的阿西洛馬會議一樣。因此2015年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數千人到場參加並在全球進行了直播。會上有很多倫理方面的討論、很多與病人相關的議題，這次會議有很多公眾參會。
當時科學界實際上並沒有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相反他們說的是，我們應該謹慎地將基因工程應用於種系細胞——這是會遺傳下去的。並且當時一系列的報告並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到了什麼程度呢？2017年科學雜誌在回顧華盛頓會議時，科學界說這是對基因編輯胚胎亮了“黃燈”——意思是“謹慎前行”。這不是紅燈。科學界沒有明確說不要這樣做。
或許有人說過不要這樣做；但是這個建議是模糊的。人們並沒有明確地指出：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想幹什麼？賀建奎真的把黃燈當成了黃燈：“行，我小心點就可以往前走。”
Undark：
面對政府、國際機構的自由放任或嚴加管控，類似“只能做這種研究、不要做那種研究，如果你做第一種研究，必須被精準管理或控制”的說法，是否會讓科學家感到撕裂？
科布：
我自己覺得目前的鬆緊程度很合適。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監管。但需要說明的是，賀建奎當時的所作所為在中國多大程度上是非法的，依然存在很多爭論。回溯到那個十年的開始，當時有很多基因工程領域的論文可以套用這句話，“好吧，這種研究在中國才可以發生。”學界認為早晚要出事，因為中國以經濟增長為導向，對各種生物體進行基因操作的意願非常非常強。研究人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快速出成果。
賀建奎也承擔了類似的壓力。的確，雖然他在非公開的法庭上受審並被判處三年徒刑，但是他的罪名是非法行醫罪。而不是“你變異了兩個孩子”。
如果他試圖在歐盟、英國這樣做，那麼肯定是非法的。澳大利亞也一樣。在美國，若用聯邦資金或聯邦資源這樣做，是非法的。如果他在美國的私立機構中使用私人資金來做，那麼就不涉嫌違法。
Undark：
我記得“設計嬰兒”這個詞早在CRISPR技術出現之前就存在了，而且總是讓人不寒而慄。因為了解歷史的人知道，20世紀上半葉優生學一度非常流行。你書中沒有出現優生學這個詞，但它投射出了巨大的陰影，對吧？
科布：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植入前胚胎選擇就是優生學的一種形式。這是軟優生學，是患者自願的優生學。我們為不育不孕夫婦提供了生育孩子的可能性。透過胚胎篩選，你實際上改變了基因頻率，這就是優生學的實質。但在群體水平上這種改變微不足道，大多數遺傳病實際上由自發突變引起。造成不育不孕的突變不是家族性的，那麼很難對其進行醫學干預。
所以實質上胚胎篩選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但是，在技術層面它改變了人類的基因頻率，極其微小的改變。關鍵問題是，胚胎篩選是出於善意，也沒有強迫。你不是（像優生學那段歷史中）在給人們施行絕育，這在美國、加拿大或瑞典都發生過。
但是就如你剛才提到的“設計嬰兒”，如果知道特定性狀背後的基因，那麼不就可以進行胚胎植入前篩選嗎？也就是說，現在對胚胎進行測序不是為了找出它是否攜帶某些致病基因，而是為了找出它是否攜帶具有智力優勢、藍眼睛或其它特性的基因。事實上，美國已經有一些公司願意為您做這件事。
不要浪費你的錢，這是我的強烈建議。你不能在英國這樣做，這是完全非法的。但在美國，你可以這樣做，但你不應該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這些公司做不到他們承諾的事情。
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特別聰明的寶寶，那麼我都不知道在技術上如何實現。我的意思是，智商確實是有一定的遺傳基礎，但有成千上萬的基因參與。改變基因，不如讓你的孩子多閱讀。
Undark：
我們討論了基因編輯技術的一些風險和可能的威脅。那麼，現在說說它的益處，這些研究促成了哪些基因療法？
科布：
基因療法是一種改變人類體細胞基因的技術，不改變卵子或精子，因此這些（改變後的）基因不會傳遞給下一代。CRISPR以及大家忽視的前幾代的基因編輯技術，透過臨床實驗，往往是為了治療哪些喪失各種能力的遺傳病患者。
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美國一位名叫維多利亞·格雷（Victoria Gray）的非洲裔女性，勇敢地決定配合科學家來改變自己的紅細胞。她患有讓人虛弱的鐮刀狀紅細胞症，這種病不僅發生在非裔美國人中，在非洲也比較常見。它源於血紅蛋白髮生突變，使得紅細胞看起來像鐮刀狀，這是它得名的原因。科學家改變了她的紅細胞，不再產生異常形狀的血紅蛋白，而是產生了我們在胎兒時就有的那種血紅蛋白，胎兒血紅蛋白，這兩種血紅蛋白背後參與的基因不一樣。
科學家提高了她體內胎兒血紅蛋白的含量；沒有改變患者的基因組，而是讓機體生產了更多的胎兒血紅蛋白。治療開展三年後，她依然很健康。又過了幾個月，她說有生以來第一次不再疼痛了（譯者注：鐮刀狀紅細胞症的症狀之一）。
釋出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