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動脈橙果局
近年來，一場全球醫療巨頭與中國創新的賽跑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2018年7月，
賽諾菲
中國中西部運營與創新中心及賽諾菲全球研發運營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19年6月，
強生
創新孵化基地“JLABS”正式在上海啟用；2019年10月，斥資8。63億元的
羅氏
上海創新中心在上海張江高科羅氏園區落成；2019年10月，
波士頓科學
西部首個創新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21年9月，
西門子醫療
上海創新中心在張江科學城正式啟用；2021年10月，
阿斯利康
將上海研發中心升級為全球研發中國中心。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據統計，僅在上海，
全球排名前
20
的藥企落戶中國區總部或研發總部的
就
有
18
家
，
這些研發中心的落地在“炒熱”國內醫療創新市場的同時，也讓亞洲醫療創新中心的風向發生了偏移，開始
逐漸從新加坡吹向中國
。
那麼這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01 為何風起新加坡？
當醫療巨頭們第一次將目光瞄準亞洲市場時，他們首先看到的並不是中國，而是國土面積僅有719。1平方公里的
新加坡
。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上世紀80年代，已經結束第一波經濟騰飛的新加坡，開始
將代表著的經濟的雞蛋放在了
醫療領域
。
但這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在醫療領域完全就是一張“白紙”，本土沒有一家代表性企業，相關政策也不完善，也沒有成熟的教育條件培養出相關人才，可以說
找不到一點與
醫療相
關聯的
訊息
。
好在新加坡人足夠聰明。
他們大膽啟動
“外援政策”
，不惜重金在全球範圍內引入了一批生命科學領域的明星學者，分子生物學奠基人、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
西德里
·
布倫納
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制定了諸如
“
BMS”
計劃
、
“
RIE2020”
、醫藥創新計劃
等鼓勵性政策，並促進多種資源融合打造了一個理想的營商和出口環境，其目的是竭盡所能地滿足醫療企業在新加坡本土的發展需求。
但
真正留下這些行業“大佬”的還
是新加坡抓住了
“
創新
”
這個關鍵變數。
首先在投入上，新加坡每年會在醫療研發領域投入
約
15
億新幣
（摺合人民幣約70億元），並會額外撥款約
37
億新幣
（摺合人民幣約174億元）用於研發基礎設施建設，這其中主要包括
實驗室
和
孵化器
的搭建。
其次在合作上。新加坡政府搭建了多個
多元化的主體合作平臺，
其目的是促進跨國公司、本土企業、科研院校和政府機構等創新生態鏈的深度參與方能夠高效交流，重點解決其在
技術研發
、
科研團隊組建
、
資金扶持
和
商務合作
等核心維度的定向需求。
最後在科研人才培養上，新加坡推出了
“生命科學人力開發計劃”
，主要在三個橫向維度發力。其一是延續“外援政策”，在全球範圍內招募生命科學領域的頂尖人才；其二是依託於
新加坡國立大學
、
南洋理工大學
等本土一流高校，專項培養醫療領域的研發人才；其三是與企業合作，以企業研發需求為導向，定向培養一批新興力量。
這一系列“精準服務”讓原本艱難的醫療創新變得相對容易了很多。一方面在培養創新力上，新加坡
不僅為科研團隊提供資金，還幫助其構建人才團隊以及提供實驗室
；另一方面在釋放創新力上，新加坡建立了快速審批通道，並藉助於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出口政策，在讓創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場的同時，也能讓其很快得到市場的反饋。
這些滿滿的“誠意”讓醫療巨頭們很難拒絕。據統計，截至2020年，已有包括
葛蘭素史克、默沙東、艾伯維、諾華、輝瑞、羅氏、賽諾菲、安進
等在內的
11
間世界頂級的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
在新加坡投資建設了
超過
25
個大規模
創新研究
基地
，研究方向包括臨床科學、基因組學、生物工程、細胞生物學、醫藥生物學、生物成像及免疫學等前沿領域，每年轉化收益
超過三百億美元。
02 醫療創新羅盤為何開始指向中國？
既然新加坡如此有“誠意”，也在近30年的時間裡產生了一定的成效，為何全球醫療巨頭們要開始將目光瞄準中國醫療創新市場呢？
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就是政策的大力支援
。
據統計，僅在2021年，我國在醫療科研成果轉化領域就出臺了49條政策，其中
國家政策
16
條，地方政策
33
條
，其核心內容主要聚焦於
“智慧財產權、人才培養、科研激勵”
三個焦點板塊。
其次是整體創新環境的最佳化。
一是在創新力生產端，越來越多的科研院校以及企業開始投身於醫療創新事業；二是在創新力產出端，
實驗室、孵化器以及轉化中心
等科研“硬體”逐漸趨於成熟並且呈多樣化態勢。
三是在創新力落地端，投資機構、企業以及政府等“買方”對於早期醫療專案的熱情愈發高漲。以投資機構為例，2021年我國醫療健康領域共發生
59
起早期投融資事件，融資總額達
到
25
億元
，
另外要特別強調的是，共有107家投資機構參與早期投資，其中不乏
經緯中國、君聯資本、薄荷天使基金、創新工場、元生創投、凱風創投
等知名投資機構。
然後是巨大的醫療創新市場
空間
。
近年來，隨著老齡化的加劇以及消費水平的不斷升級，我國醫藥領域始終保持著超過全球醫藥市場的增速增長，2014年到2018年增速為8。1%，市場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至1。5萬億元，
2020
年
則
達到
1.75
萬億元
，已躍居成為全球第二大醫療市場。
最後是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創新力。
近年來，得益於整體創新環境的改善，我國醫療領域的專利數量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但在轉化率上卻顯得“一蹶不振”，
其資料不足
5%
，與國際領先水平相差甚遠。
一邊是高專利數，一邊是低轉化率，
兩者之間堆砌的是無數個被“浪費”的醫療創新力
。如何把這些創新力從“死亡之谷”拉上來，這正是全球醫療巨頭們所擅長的事情，也是他們在中國市場甚至整個亞洲市場找到新增長曲線的關鍵所在。
因此，他們來了。
03 同一條跑道，不同的“跑法”
雖然大家都站在中國醫療創新這條跑道上，但這些醫療巨頭們顯然並不願意“隨大流”，他們在
“如何將自身優勢更好地與中國醫療創新市場相結合”
這個問題上，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答案”。
●阿斯利康：政企合作，打造“內外兼修”的創新模式
2021年10月11日，
阿斯利康
全球研發中國中心
在上海正式開業，一起“破殼”的還有
上海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園，
即上海iCampus。
“
iCampus
”這種產業園區模式是
由阿斯利康和當地政府共同打造
，其核心是協同當地政府和阿斯利康在全球的頂尖醫療資源，因地制宜地推動當地創新企業與創新醫療技術的融合。
這一“合作模式”在充分激發地方經濟發展潛力的同時，也能很好地幫助創新企業在
技術研發、商業化推廣
等方面與全球企業實現“同頻共振”，這對於創新成果在中國本土的孵化具有積極意義，而這些創新成果也將滿足當前中國臨床領域的重度需求。
截至目前，阿斯利康“
iCampus
”已拓展至
7
城
，分別是
北京、無錫、成都、杭州、上海、宜興
和
廣州
，併成功吸引包括
和譽生物
、
迪哲醫藥
和
華熙生物
等在內的超60家知名醫藥企業入駐。
●
波士頓科學：做中國本土醫療創新市場的“局內人”
1997年，波士頓科學剛進入中國時，只有不到10名員工。如今，
波士頓科學在中國已經擁有約
1200
名員工
，近年來的營收更是呈兩位數增長。
如此迅猛的發展離不開其制定的中國市場戰略，那就是
充分融入本地醫療創新生態圈
，加速創新技術在中國的轉化，以此形成與更多本土夥伴合作共贏的協同效應。
其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本土創新人才的培養
，波士頓科學依託“創新學院”這一醫生成長平臺，透過形式多樣的學術活動，形成培訓網路，輻射全國各大省級醫院，以此擴充中國醫療行業的人才儲備。
第二是促進與創新生態鏈的深度參與方合作，推動“產學研醫”之間的轉化。
2018年，波士頓科學與清華大學技術轉移研究院共同建立
“
T3
創庫”
；2019年，波士頓科學中國區第二總部及西部首個創新中心正式落戶成都高新區；2020年，波士頓科學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共建“華西—波科聯合創新中心”。
第三是整合全球醫療資源，實現開放式創新。
作為一家微創介入領域全球領先的醫療科技公司，波士頓科學近年來在中國市場注入了很多創新血液，重點體現在將國際創新經驗與本土研發實踐有機結合，加速創新成果轉化，促進產學研醫融合發展。
●
西門子醫療：不僅引進全球創新，也將中國創新拓展至全球
2021年9月，
西門子醫療上海創新中心
在張江科學城正式啟用，這是西門子醫療全球四大創新中心之一，另外也是目前西門子醫療全球首家對外開放的聯合創新平臺。
據悉，該創新中心主要聚焦於
先進診療技術、醫療數字化和人工智慧、智慧醫療器械
三個前沿領域，主要以與本土初創企業、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合作為著力點，加速推動更多創新成果在中國本土落地。
具體而言，創新中心為本土初創企業提供了兩種合作模式：
一是加入初創計劃
，即驗證創新技術和方案，尋求與西門子醫療合作的機會；
二是入駐創新中心
之後
，享受一站式創新服務
。創新中心擁有4200多平方米辦公區域，配備有快速原型實驗室、數字化模擬實驗室、醫療ai研發平臺、智慧影像實驗室等創新平臺，初創企業可以依託這些平臺進行更高質量的創新。
根據資料統計，西門子醫療當前
在中國擁有超過
560
項專利技術
，每年創新投入高達數億歐元，這充分表明了西門子醫療專注在中國市場做本土化創新的決心。
●
強生：“無附加條件”地支援中國本土創新
在強生看來，當前的醫療創新和轉化很難像以前一樣，可以一個人、一家企業、一個機構來獨立完成，而是需要基於一個良好的
創新生態
，即與政府、行業夥伴、學術機構以及本土商業合作伙伴等各方共同打造
“開放式創新”的生態體系
。
因此，強生打造了
“
JLABS@
”
這一創新孵化器模式。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前，“JLABS@”已經在聖迭戈、舊金山、波士頓、馬薩諸塞州洛厄爾、休斯頓、多倫多、比利時比爾斯、紐約市等地區落地。
2019年6月，
JLABS@
上海
在張江科技園正式投入使用，這是強生在
亞太地區第一家
、也是
全球
佔地面積
最大的一家
。據悉，該孵化器採用了
“無附加條件”
模式，即“企業入駐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如果有新成果誕生，強生將與之合作。”
而在孵化創新企業方面，相比於一般的孵化平臺，深諳科技型企業發展路徑的強生不僅為初創企業提供公司運作上的支援，更試圖一站式解決企業在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和醫療技術方面的實驗需求，其具體表現在培養
“具有創新精神的領導者”
和為其
帶入強生的
的管理模式、能力和文化
兩個方面。
●
羅氏：吸引併發掘著眼於“
firstin class”
的中國本土創新企業
1994年，羅氏進入中國，成為入駐上海張江的第一家跨國企業。2004年，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成立，主要從事藥物的研究和早期開發。2019年，羅氏投資
8.63
億人民幣
將其升級為
羅氏上海創新中心
，致力於把上海打造成繼巴塞爾和舊金山之後的
全球第三大戰略中心
。
據悉，該創新中心將整合羅氏集團的資源與優勢，為創新藥物、診斷與個體化醫療、人工智慧等領域的初創企業提供個性化支援。值得一提的是，創新中心將主要聚焦於
“
firstin class
”
的中國本土創新企業。
這其實也是充分發揮羅氏在創新藥方面的優勢。羅氏上海創新中心不僅
涵蓋了整個創新醫藥產業鏈
的各項環節，包括藥物的早期研發、生產和商業化等，還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產業鏈各環節的協同效應，加速醫療創新成果落地，使藥物研發能夠不斷滿足中國患者的需求。
截至2020年年底，羅氏上海創新中心共產出了
271
件
發明專利申請，其中有144件已獲授權。未來，創新中心也將繼續
增加研發投入
和
科學家人數
，加強
免疫領域
的藥物研發，並建立腫瘤領域的藥物研發和抗體發現研究能力，推動中國本土研發的創新藥物走向世界。
04 機遇和挑戰並存，誰能率先突圍？
中國醫療領域的創新藍海正在加速形成，但若想要上岸，這些跨國醫療巨擎還需要在未來克服多方面的阻力。
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我國當前
創新體系的不健全
，創新力不足和轉化率低仍是棘手問題；二是
本土企業創新力的強勢崛起
，越來越多的本土醫療企業開始專注創新和轉化，並在近年來產出了大量創新成果；三是
海外巨頭們的同質化競爭，
這就要求他們在醫療創新中國化這條跑道上，不僅要跑出距離，也要跑出速度。
但無論怎樣變革，在現階段的創新和轉化上，這些海外巨頭們都逃離不了這四項基本原則：
一是握準當前中國醫療市場的創新體系；二是充分理解當前中國醫療市場的核心需求；三是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重點專注本土化創新；四是積極與創新鏈的生態方合作，共同推動創新成果的落地。
當一個市場變得越來越大，相應的，競爭也將比以往更加激烈。但不管怎樣，真正能脫穎而出的，
永遠是那些將自身優勢與本土需求緊密結合並最大化產出效益的“創新者”
，這不只是適用於海外巨頭，本土企業同樣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