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明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訊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重新整理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截止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覽奏只能苦笑著搖搖頭。他有點好奇，這些王爺能認識記清自己的兒女嗎？
這確實也是明代中葉以來許多王府遇到的難題。慶成王的兒子們也大多繼承了父親出眾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長子的兒女總量後來也達到了七十人。慶成王在兒女數創紀錄的同時，孫子輩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六十三人，曾孫輩更多達五百一十人。
就是說他的直系後代這一年已達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眾多的妻妾女眷，整個慶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慶成王肯定無法認全記清所有家庭成員。除非給兒孫妻妾們編號統計，否則很難想像他如何管理這個龐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朱鍾鎰生殖冠軍的稱號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一百餘，以致出現了這樣尷尬的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於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數了。正德三年二月，慶成王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將軍府自己清查人口上報彙總，他已經無法弄不清他這個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這些王爺好比種子，一二百年過去後，在各地繁衍出的數量都十分驚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經有了五千多個皇族後代……
據明末徐光啟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數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當代人口史學者推算的結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檔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錄的人數，洪武年間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萬曆三十二年又增至八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
這僅僅玉牒上列名的高階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
與此相對照的，雖然“愛新覺羅”氏不是從努爾哈赤算起，而是從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說，源頭數量比明王朝多了數倍，雖然明清兩朝的存活時間大致彷彿，但是清朝末年愛新覺羅氏的成員數量是兩萬九千人。（《滿與漢》，第20頁）
事實上，朱元璋子孫數量的急劇膨脹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也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二
人口如此急遽的膨脹，是由於背後強大的制度驅動。
朱元璋在歷史上留下的形象至為冷酷。他對百姓、對大臣、對故交、對妻妾，都冷血無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孫面前，他卻滿面慈祥，溫柔體貼得無以復加。為了確保子孫們生活幸福，他絞盡了腦汁。
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兒子都封為親王，雖然他最小的兒子那一年剛剛一歲。他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
他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卻自己兒孫們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
為了讓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需要都由國家承擔：十歲起就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這種無微不至，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以致明人不禁感慨，“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他幻想著可以透過藩王掌握軍隊來捍衛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結果自永樂年間起，親王引兵做亂不斷。這種狀況導致歷代皇帝不斷致力彌補這個漏洞。皇帝們一方面保證皇族們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極力強化對皇族特別是藩王的控制。
到了明代中後期，這種控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為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做亂，後代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裡，想出城溜溜彎，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
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後代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明史。諸王傳》讚語評論說：“有明諸藩……防閒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階囚徒。他們“徒有虛名，坐縻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由於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他們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決定之下，明代中後期開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殖競賽，各地王爺們在床上拼命播撒種子，為了多生孩子，他們拼命招納妻妾，強搶民女。他們把妻妾們的生理期編列成表，按期臨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緊鑼密鼓的床第戰爭中，生育紀錄一次次被重新整理。
三
多子多福，本來是中國人的不二信條，揮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給自己子孫規定的光榮任務。所以，朱氏皇族們生得理直氣壯，生得光榮坦蕩，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對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員來說，皇室生育紀錄的一次次重新整理，可不止意味著為茶餘飯後的八卦閒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著每個老百姓身上的負擔的一次次加重。
王爺的增加，必然導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擴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葉之後，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同時，皇族佔有土地卻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景王、潞王在湖廣等莊田多達四萬頃，福王莊田二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三萬頃。吉王在長沙，有地七八十萬畝，長沙、善化兩縣田地的百分之四十，也歸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皇族們的俸祿都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數的幾何式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的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八十七萬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六十九萬石，湖廣的楚王府，收一萬石增長到二十五萬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實際上意味著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們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這片江山上的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中國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王朝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驚慌地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
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財政收入為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是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八十四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一百九十二萬石。“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
嘉靖年間的大臣們紛紛焦慮地指出，不久之後，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荒唐場景：“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複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將來聖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後？”
這僅僅是皇族們招致民怨的一個原因。事實上，中國老百姓都特別通情達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著頭打下來的，是用千萬個人頭換來的。所以，人家的後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如果不是這樣，倒不符合中國大地的天理人心了。問題是，國家規定已經如此優厚，皇子龍孫們猶有不足。他們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把觸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領域，無利不取，無所不為：
皇族往往與鉅商相勾結，進行行業壟斷。這些親貴利用自己的關係，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再從商人那裡分得鉅額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他們壟斷。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他們不顧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證明有利可圖，皇族就會透過向皇帝乞請或者巧取豪奪的方式，搶佔到自己手裡。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賜給福王兩萬頃土地，本來定在河南，但因為河南好地圈盡了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佔最好的良田。所以史書說，有明一代“佔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
各地王爺們經常向皇帝哭窮，向皇帝索要各種特利。許多地方的收稅權都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佔有河泊所二十六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皇帝命令，把黎城縣一年的商稅劃給他……
透過種種巧取豪奪，皇族們山積了天下最多的財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陝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擁貲數百萬”。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壟斷集團暴利滾滾的直接後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頓。從明代中期開始，歷代皇帝不斷透過“加派”等手段，將宗藩費用進一步轉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負擔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農民甚至“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
四
以上種種，畢竟還屬“合法”或者符合潛規則。然而這仍然不能滿足皇族們的慾望和衝動。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特權總會要走到極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為非作歹窮兇極惡為他們積累了更大的民怨。
雖然國家明確規定皇族們不得干涉地方政務，但許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務，一旦有求不遂，他們就依仗自己的龍子龍孫身份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僕人，公然當眾毆打知縣。晉王府的河東王等人辱罵毆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謂“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
嘉靖三十七年，寧化王府的宗儀，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動手毆傷了堂堂布政使這樣的朝廷大員：“求索祿糧不遂，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望之。”
因為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已經成為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為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
至於強搶民女之類的經典橋段更是無地無之。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為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後奪民妻女無算”。武邑王在父喪期間“居喪無禮，置酒作樂，召妓者歌舞，極諸淫縱，內使諫者，輒非法拷掠，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
五
雖然民怨重重，各地皇族們絲毫不予理會，他們理直氣壯：拼命享受，就是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最好的回報。做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大明王朝，皇族們確實是最幸福的一個群體。二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HIGH到極點，享受到巔峰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後，朱元璋的子孫們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僅僅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
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二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們，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之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太原總兵姜（王加襄）據其親見親聞，向皇帝彙報說，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燬，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南疆逸史》也說：“明之天潢，迨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
讓我們先來看看皇族人口增長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晉王、代王兩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達數萬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揮軍進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起義軍陷山西平陽後，“西河王等三百餘人遇害”。攻佔汾陽後，也首先搜殺“宗紳”，以致“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後，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餘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階皇族。接著，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
經過這兩次殺戮，山西晉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殺殆盡。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四千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盡。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倖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鋒同赴井殉國，翟山王效欽、陵川王效鏗等相繼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執不知所終。
姜襄在啟本中說：“雲（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居六日，屠戮將盡。兼過天星、張天琳，百計搜查，幾無噍類。而素居州縣潛匿鄉村與逸出者，所存無幾……”綜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一萬多人。（《坐天下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