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
文 | 柴靜
01
我剛做記者的時候，東方時空的製片人時間說過一句話，去現場採訪的時候“要像外國人一樣去看”。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視無暏。
我以為自己聽進去了，看一個美國人寫的中國，才知道我對現實已經失去多少感覺。他寫：
任靜要出去打工，媽媽有點驚慌失措地追著女兒到了工廠門口，求她留下來，說她太小了。姑娘什麼也不說，也不看她母親。那女人求著情，突然大哭起來，女孩兒依舊不為所動。最後，母親讓步了，大聲叫著：“去吧，你願意去就去吧。”
她轉過身，慢慢穿過馬路，大聲哭喊著。她一走開，女孩兒也不自禁大哭起來……把頭埋在雙膝間，抽泣起來。接下來一個小時，母親和女兒站在街道的各一邊，哭泣著，她們都很生氣，不跟對方說話，不看對方一眼，可母親還是不願意離開。
姐姐來了，隔著路給妹妹傳口信：“她叫你當心。” 十六歲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訴她，我不會有事的。” 五分鐘後，姐姐說：“她哭了，她是真想讓你留下來。” 女孩口氣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邊，我就給她電話。”
工人們裝好了車。她終於爬了上去。最後，母親眼看著所有的哀求都無濟於事，就送過來兩百塊錢。站在那兒看著車消失，淚水從臉上落下來。
另一對姐妹也在這個車上，來送的是父親，沒有擁抱，沒有傷感，他關心的是更重要的問題：“衣服要暖和，天氣涼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錢買藥，要穿暖和，好吧？”說完這些，轉身大步走了。
中國古老的鄉村就在這個細節裡掙扎著，又絕不回頭地消失了。
02
何偉在90年代來到中國，生活在小城市，一個美國人想在中國默默觀看什麼事而不成為被注意的焦點，會有多難。但看看他寫的清明這天的中國：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幾個男人在土墳前轉。
“這兒埋的是我爺爺。”
“才不是呢”
“我覺得是。”
“瞎說，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偉寫：
“他們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關係，也沒有相關的細節，沒有具體的記憶。”
其中一個墳墓是新的， 是一個前兩年剛搬到城裡的老頭兒，墳上新鮮的泥土堆得很高，何偉拿起一把鏟子，給土堆上填了一點土。
有人拿起一沓冥幣，點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了一支香菸，插在墳頭上，香菸筆直地豎立著，幾個人退後一步，看著這土墳，議論兩句：
“他實際根本沒抽過紅梅。”
“對，貴得很，他原來都抽黑菊花。”
“現在買不著了，80年代的時候流行。”
這是人們提到的唯一與死者有關的細節。
站了一會兒，魏說：“好，走吧。”
其中一個轉頭看了看：“煙沒事吧。”
“沒事兒。”
他們幾個人“順著那條之字小路，下到了溝谷裡，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墳燒紙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裡幹起活兒來。”
這個拎著鐵鍬的美國人，看到了我熟視無暏的中國。
03
何偉在美國的時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學校裡講中國，讓小孩子提問，孩子問“中國父母殺掉女嬰嗎？”“中國人吃狗嗎？”
他感覺很糟糕：“怎麼兩個問題都是這樣子的？”
他在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在四川涪陵教書的時候，課本上對於美國宗教的介紹是有什麼樣的邪教，對於學校的介紹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兇殺案。他對學生解釋：“這些事是真的發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社會。”
他希望人們描述一個國家要講清楚那些背景，用時間去長期採訪，“而不是簡單告訴他們什麼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04
1996年，從牛津大學畢業，何偉坐火車到處旅行，經過北京，原來打算待一週。決定留下來因為這裡的人“比較活潑”。
27歲他作為志願者來到四川的小城市：
“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你幾乎看不到什麼外國人，我喜歡這種挑戰。我也喜歡長江和那裡的風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歡在那裡跑步或者遠足。”
他沒學過中文，不是任何媒體的記者。
“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中國，我對這裡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麼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麼有關中國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中國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2001年他申請了駕照在中國漫遊，租了一輛北京產的切諾基沿長城行駛，外國人租車是不能離開北京的，不過他已經學會了小小的違規，如果車撞壞了，租車的人會拿出一張“美中拖拉機協會”的空白介紹信算作他的單位。
他寫下人們對他的各種反應：“不管限制是什麼，它都是現實的反映。”
他不能在車上帶GPS，害怕在西部被當成幹測繪勾當的外國人，他在小旅館住宿有時會被上報給警察局，“罰一點錢”，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午夜帳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為是駛近的車燈，拉開門簾，才意識到是圓月升上地平線，他在那個月光裡“靜靜地坐著，等待我的恐懼平復下來”。
他沿著長城漫遊，後來在懷柔一個偏遠的小村子裡生活下來，租住在魏家，牆上是《還珠格格》的海報，和一對雙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畫像。
“生雙胞胎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唯一可以合法擁有兩個孩子的方式，其實就連這張像上的雙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張影印了一份，反著放在一起。”
茅房裡兩塊石板中間留著小縫算是蹲坑，晚上睡覺他聽到老鼠在牆上跑動。
“每當月圓的時候，這些傢伙尤其活躍，在那樣的夜晚，我能夠聽見它們把核桃滾到屋頂的秘密倉庫裡藏起來。”
自從他租住在三岔村後，村子裡叫“攪屎棍”的人向警察告發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煩”。他找出法律條文，主動去拜訪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餅，春節送了水果，終於有一天警察對攪屎棍說“別作無用功了”。
05
他的房主姓魏，賣核桃為生的農民，這個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開始多了遊客的生意，老魏從務農轉成經商後，收入超過了三萬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這個家庭的人都開始焦慮不安。
男人原來只是偶爾抽只紅梅煙，但現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問他哪裡不對勁。他說“隨時隨地感到很緊張。”
他不斷地擔心錢的問題，從親戚那兒借的錢，他準備向銀行貸款。在買一樣大東西前，大多數中國人要存很多年的錢，或者有“關係”去借錢。他買了一雙三十多塊錢的“義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擺在很顯眼的位置上。他還有一件人造皮的夾克，每次離開村裡去縣城的時候就穿上。來旅遊的人有時候留下來的高階煙很管用，能幫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黨之後應酬變得多起來了，晚飯後，女人打電話給男人，接電話的是別的人，她聽了一會兒，突然變得不耐煩起來：“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還回不回來？叫他給我電話。”
她坐在飯桌旁沉思了一個小時，孩子好像沒看見。
06
寫這個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從人身上流過，一開始只是細流，後來漫溢成河，迴轉盤旋，他不由得要對它觀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個精瘦的農村男孩，精力無窮，喜歡跟他打鬧，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學之後，學校裡沒有零食，也吃不太飽。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遊的人帶來的泡麵和薯片，每天寫完作業吃著垃圾食品看電視，但母親並不覺得怎樣，對農村的人來說，“孩子能吃永遠是好事，電視不看就浪費了”。
孩子肚子已經有點滾圓，腿上長出贅肉，稍跑幾步就氣喘吁吁，何偉希望他能多吃點水果，但媽媽說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順氣”。她打量著兒子，挺滿意“他現在有點像城裡孩子了”。
何偉寫：
“他們同時過著現代生活和傳統生活，但他們同時抓住了這兩種生活裡最糟糕的部分。我並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擺脫貧困，也對這種適應變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這個過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本書的主題鮮明如刀，就是中國農村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但何偉並不是從寫“史詩”的雄心出發的，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後，自己裸露出來的主題。
07
他的書被稱作“非虛構”寫作的典範，但他不太喜歡被歸類。
“非虛構”我也覺得是個很奇怪的詞，它不是說這東西“是什麼”，而是說它“不是什麼”。我覺得分類並不重要，哪怕我的書被分為旅遊書它也是有特點的。”
他默默無聞寫了很久之後才成為《紐約客》的作者，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記者。他沒有學過新聞學，也沒有捆在身上的荊棘。
“我寫作的領域由我個人的興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編輯決定，我願意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決定權，這對我非常重要。”
這種獨立性讓他更像一個作家而不是記者。編輯有時會要求他去採訪某一個熱點事件，他說了句讓中國新聞人會莞爾一笑的話：“我能頂住。”
他也不迴避自己在生活裡的參與。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輸血。何偉認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後也沒爭過那裡的醫生。爭執之後，他寫：
“我坐了輛計程車回到家，洗了個澡，一個人吃了晚飯。夜裡，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裡坐了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用連清川的話說：“如果你要了解當下中國的真實生態，你就必須有這種窒息的體驗。”
他在書裡也誠實地寫下不愉快的事情，一個擦皮鞋的男人欺負他是外國人，他們大吵，幾乎動起手來。給他校對的美國朋友說：“我不喜歡你這個樣子。” 當地一個女孩卻寫信給他說，這個細節讓她接受和同情他：“因為我理解一個人被自己曾經厭煩的東西捕獲時的悲哀。”
何偉並不是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中國人，他是以人的眼睛來看人，也看自己。
08
看了何偉這本書，很多美國人對他說：“我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公安。但是看完這本書卻發現，並不是這樣的。”
這本書的封面上是西部荒涼的公路，路邊放著一個塑膠片做的警察，這是在中國常見的場景，何偉說他選這張照片的意味是說：“在中國很多地方其實是沒有權力機構管的，是市場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得普利策獎的華人攝影師劉香成說過他拍中國的方式：“我並不刻意去拍政治，我只是拍了普通人的生活，只不過普通人的生活裡反映出了政治。”
何偉經常被問：“中國的政治下一步會怎麼改變？”他說這種問題特別難回答。
“實際上對於我來說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國的工作不是改變中國，或者改變中國人的想法。我關心的只是今天他們怎麼想。”
只不過，他說，在不到十年的時候裡，“所有人都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也都改變了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係”，每個人都在劇烈地變化，反覆搖擺，有時自行其是，有時候被裹挾而去。
他很少對這些人評判，但有一個細節除外。
六歲的魏嘉經常感冒，他父親的反應是把名字改掉。嘉這個字有十四劃，不吉利。計算機分析說五行中缺水。何偉說：“我在中國認識的人基本上都缺水。”
計算機給的方案是“淞”。改完名字之後，孩子總是一言不發，大人問好幾遍，他回答“不好”。有什麼不好，他不給理由，也沒提出另做選擇。跟往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沒生氣，也沒衝著他媽吼叫，他的反應只是一句“不好”。這兩個字還是自言自語說出來的。
時間慢慢過去，這種剋制態度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結合體，當中有無能為力，也透露些許力量。他爸爸無法明白哪兒“不好”，很快就懊惱不已。
對這孩子來說，電腦已經給他承諾了鴻運當頭、大富大貴等等，但到頭來，這一切統統“不好”，反正就是拒絕使用。
幾個星期後，他的父親放棄了，再沒提起這個名字。
寫完這個故事後，何偉不常見地寫了一句有點抒發感情的話：“從此以後，他永遠叫魏嘉。”
對這個並不與什麼對抗，只是要成為自己的孩子，何偉好像有某種敬重和感情。
09
前陣子，我爸打電話給我，說家族決定把老房子拆了賣掉。這是一個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兒出生，長到八歲，一個人關於熟悉和穩定的感覺都從那兒來。
我爸問我：“你看你什麼意見？” 這個房子的產權屬於十幾戶家庭，我也沒有那個財力去買那個房子，我只能說：“由它去吧。”
放下電話，我想，由它去吧，對所有我干預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當是看歷史，旁觀好了。我早就變化成另一個人了，我不需要這些。別動感情，就這麼著吧。
我認為我已經忘了這件事，看何偉的書，我才重新感覺到內心的掀騰。在他書裡，寫到這個家庭裡，魏嘉的大伯是一個智障聾啞人，村裡人叫他傻子，沒有人理他，只有不滿6歲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時候他很歡樂。何偉每次試圖跟他說話，都被村民攔住：“他聽不懂。”
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讓何偉開車送一家人去鎮政府，到了門口，開開門，他把傻子拉下了車：“政府應該每個月給我們錢養他的，他們不給，我只能把他留在這兒，直到他們願意出錢為止。”
傻子沒有任何表情。魏帶著他哥哥穿過院子，走過一個金光閃閃的大鋼球雕塑，進了大門。下午稍晚的時候，領導們用車把人送回了大山裡，在離村子裡還有幾公里遠的地方停下了。傻子從來沒有一個人離家那麼遠過，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偉再回到三岔村的時候，傻子遠遠地看見他，咧著嘴大笑，指著轎車，比手勢，是在講述坐過他車下山的事。
“我懂。”何偉說，“我記得。”他想道個歉，說自己當時明白這事兒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還是把傻子丟在政府了。但是怎麼也找不到一個辦法表達歉意，傻子還在那兒激動地大大比劃著手勢。
後來補助就有了，再後來還給殘疾人發了彩電，魏嘉的爸爸把彩電送給了一個“關係”。“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個人坐在黑屋子裡。等孩子6歲之後，長出了父親一樣的桶狀胸脯，也學會了像其他人一樣對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經學會了不理不睬，覺得這樣才能避免痛苦，何偉卻寫出了我熟視無暏的中國，和冷漠之下的實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不管你知不知覺，承不承認。
轉自柴靜部落格2011年4月1日
透過何偉的文字，中國人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睛看見自己的國家，獲得新奇又震撼的體驗。他文學化的非虛構寫作方式，對許多中文寫作者產生了巨大影響。
他說非虛構
最重要的就是真實，必須保證內容的真實性，
同時也可以借鑑虛構寫作中的一些方法，這體現在寫作手法、風格上面。
2010年後，何偉曾舉家移居埃及開羅。2019年8月，他又全家回到中國，搬至四川成都，並於同年秋季起任教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教授的內容就是非虛構寫作，他想讓更多人學會用真實而又有趣的文字記錄被忽視的歷史細節。
然而，可惜的是，現在他就要離我們而去了，他這次離開，不知何時才能再次返回中國。
在中國的這些年，他留下的除了十幾年和家人一起在中國的美好回憶，還有他獻給中國的作品。
正是這些作品留住了我們那些走向開放、文明和進步的歲月。
為此，我們誠摯推薦“何偉作品集”：《江城》《尋路中國》。
這套書研究的是關於中國的核心課題：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中國？
與其他著作不同的是，這套書的重點不在於去解讀著名的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也不去做大而無當的宏觀分析，而是透過敘述一個個最普通中國人的真實的經歷，描寫他們平凡生活中的細節和意外，從另一面來展現中國的劇變。
《南方人物週刊》：何偉的筆下是真中國，是連一些中國的青年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
《華爾街日報》：毫無疑問，彼得·海勒斯（何偉的英文原名）是最關注現代中國的具有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對當代中國的描寫，極富人性。
感興趣的書友可識別下圖二維碼，一鍵收藏。透過外國人眼中的細節，看到另一個真實的中國。
